那年我曾吓跑“收税人”

      那年,我在红旗乡任促农工作组组长,每天无所事事,白天在乡办公室喝喝茶、看看报,有时也到各个村屯转转去。但是我既不能扶贫济困,也不能帮助联系贷款发展生产。因为我手中没有资金,我只管国有资产;当地县人民银行行长是由地区行派下去的,是结识多年的朋友,我们一家三口和他们一家三口都是朋友。然而他不敢帮助我放贷,因为他的农民联系户他给放贷了,可是还贷期限已经过了半年了,那农民还没有还上银行贷款呢。

      白天只好混日子,晚上想看看电视,可惜信号特别不好,荧屏上雪花飘飘,心思被搅得全无。乡上副科以上的干部家都住在县里,不回家的时候,晚上他们就打打麻将、偷偷去检查站搞各种收费活动。我来之后,他们从来不敢当着我面搞各种收费活动,因为那毕竟是非法的。听乡里人跟我说,乡里有一个站长,前些年趁着边防检查站还没有撤的时候,晚上经常拎着半桶河水对过往拉猪、牛、羊、鸡等牲畜家禽货车的司机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防疫消毒,二百!”接着便用扫帚往牲畜或家禽身上掸水。那些外地司机望着那些佩枪执勤的武警心里有些发毛,再加上黑灯瞎火,人生地不熟,谁敢问个为什么要交二百元钱,只好忍气吞声认了。几年下来,那站长发了点坑民的小财。

      而今边防检查站因边境地区改革开放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管部门在当地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撤消了,当然这是费了许多周折的,这里咱不表。但说边防检查站是撤销了,但林业管理部门的护林防火和木材检查站那是不能撤的,检查站照样生意兴隆,晚上灯火通明,不到夜里12点是不会熄灯的。我也听说乡里有人动不动就去到哪里拦个车,收个费和税,但我一次也没有碰到,正所谓眼不见为净。

      其实当地的干部也是相当不容易,一年到头,他们只能正常开两三个月的工资,在食堂吃饭经常没有蔬菜,只能吃馒头就着咸菜往下咽,那滋味我也品尝了半年呢。而真正敢去非法收费的绝不是一般干部,他们收费也是打着为公的旗号,至于收来的钱干什么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何况乡里领导几年就要换一茬,下届不管上届的事,更何况主要领导不少是被提拔上去了,谁敢问?

      然而那天夜里,我终于逮着两个“倒霉”的收税人。那天下午乡里开全体干部大会,琐碎事一大堆,最后胡书记还非要让我这个“王组长”讲一讲。散会时已经过了下班点,胡书记说他请客到乡里唯一的一个饭店吃饭。饭吃完了,当然结账不是现金而是大笔一挥签字记账了。饭局散了,一伙人嚷嚷着到办公室打麻将去了。他们知道我不会玩也没有拉我去玩。胡书记说:“走,王组长,我陪你溜达溜达!”于是我们便在哈黑公路上溜达,很快就到了林业检查站。胡书记说:“进去坐坐。”

      胡书记前脚往里走,我后脚跟着。只听屋里有人跟胡书记说话:“胡书记来了!”我走进屋里,只见有两个陌生面孔在办公桌前正襟危坐,桌子上放着一本普通收据。那普通收据在我们财税人员眼里,就是一本“白条”纸。胡书记对那两个人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市里派来的工作队的王队长。”胡书记在给别人介绍我时总是要把我说成是队长,其实我们加上胡书记工作组一共四个人,他们县里的来的是团委副书记,经常呆在县里不来,省经济报的那位热衷于反映问题,被县工作队队长给抽到县里闲置了。在那个乡里呆的时间最长的就是我了,当然后来我也不常去了,因为实在无聊至极,好人也要闲呆完了。

      书归正传。我问胡书记:“这二位是……”胡书记回答:“他俩是辰清粮库的。”我问其中一个:“这么晚了,你们在这干什么呢?”他回答:“我们收农副产品特种税。”我睁大了眼睛,吃惊地问:“你们粮库收税?”他回答:“对!”我问他:“谁让你们收税的?有税收票据吗?”第一问他没有回答,他说:“有票据。”接着便把桌子上的那普通收据推到我眼前。我迷惑地问:“你们用这个收税?”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对呀!”我说:“这是非法的,你知道吗?收税要用省财政厅和地税局联合印制的专门收税发票呀!”这时胡书记插话:“王队长是市财政局的。”我接着说:“是县税务局让你们这样做的吗?”那人回答:“我也不知道,是我们领导让我们来的。”我说:“好,明天我给你们县财政局打一个电话问问这是怎么回事。”此时那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了,只见他俩收拾一下手提包站起来就走了。

      望着他俩远去的身影,胡书记说:“王队长你给人家吓跑了,他俩肯定不能在预订的旅店住了,咱们到旅店住去。”我明白了,这两个人在这收税胡书记是知道的,他们之间是沟通过的。只是胡书记没有想到平日里乐呵呵的“王队长”居然管起“闲事”来了。我猜他当时肯定后悔带我倒检查站来,其实断了财路对他们谁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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