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边的老人》——节制的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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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边的老人》是海明威的一篇小说。它因篇幅短小,而被人认为“甚至算不上一篇小说,而是一篇小品文”。但是,它以其独特的叙述方法和深刻的内涵赢得了许多人的赞赏。

       《桥边的老人》描述的就是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在相对平静的环境下,“我”和老人关于劝离和不走展开对话的场面。

       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是这样说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冰山漂浮在海面上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它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可是在水下,却潜藏着巨大的山体。海明威以此比喻写作:作家有八分之七的思想感情是蕴藏在文字背后的,真正通过笔端表现出来的,只有八分之一。如果作家能够处理好这一点,读者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八分之一的分量。

       海明威在《桥边的老人》中巧妙地运用以点带面的手法,不是铺开写战争血腥的场面,而是通过描写炮火逼压下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来侧面烘托出战争的残酷。

       文中的老人既不懂政治又不懂战争,他所拥有的,就仅仅是陪伴他的几只动物。在他孤独的垂老之年,炮火残酷地剥夺了他生活中仅存的温馨。

老人明知此处即将成为战场,而文中的“我”也多次想劝说他离开,可是老人为什么不想走呢?文中提及老人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所以,首要原因大概就是,圣卡洛斯是他的故乡,不到迫不得已他不想离开。

       其次,国破家亡的未来使他对自己的前景充满了迷茫。对于一个76岁高龄的孤独老人来说,在生命临近终点之际却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和希望,求生的欲望自然减退,以至于可置生死于度外。

       那天是复活节(在西方,复活节是仅次于圣诞节的大日子)的礼拜天,代表的是重生与希望,而老人却在这一天放弃了逃亡。暗示他的未来凶多吉少。

       文中老人与“我”的对话充满了矛盾,这是因为两个人彼此身份不同。“我”作为侦察兵,对老人的絮絮叨叨显得心不在焉;而老人更多地是关心动物的命运,于是就对“我”的问题敷衍了事。

       在别的人都忙着逃命的时候,没有人关心动物的死活,动物们被残酷地抛弃。它们对人类的仇恨一无所知,但却要被迫面对。我们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世况下,动物的命运会是怎样的。战争将会像车轮碾过尘土一样,无情地剥夺它们的生命。但老人,也只有他,依然尊重着其他生命的价值。在他眼中,这是世界的价值所在。


       《桥边的老人》基本上是“显示”的。海明威让人物自己对话,对他们的对话不作判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当时的情景去想象说话人当时可能会使用一种什么样的说话语气,又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关于“讲述”和“显示”。所谓“讲述”,就是叙述者时不时地到场亮相,他要告诉读者,这个故事是他讲的,它会对小说中的人与事加以一定的解释与判断,还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对那些人和事的感情。(详见契科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而所谓的“显示”,就是这个叙述者差不多完全地消失在文字的背后,让读者在阅读时独自面对一段生活,面对一个人、一件事。这个不肯露面的讲述者,只是客观得将那些人与事呈现出来。

       “讲述”,是传统小说惯用的手法,他还没有脱离最初讲故事的雏形。自福楼拜开创现实主义小说开始,现代小说逐渐向“显示”靠拢。小说变得越来越“客观”,作者的意图也越来越含蓄。事实上,在一篇小说里,通篇只用“讲述”或只用“显示”都是不太可能的,一般是采取两者(叙述和描写)结合的方式。


       《桥边的老人》采用的是有限视角。小说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小说家在叙述上逐渐讲究遮蔽作者的意图,故意隐藏一些环节,留给读者自己去推敲、判断和评价。完全依赖于人物的眼睛来看小说中的世界,完全靠叙述者带领读者走进情节的每个链条,使读者的能动性发挥到最大限度,从而使读者变得不再只是被动地听故事,还必须动脑筋,调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想象力。

      与“有限视角”相对应的是“全知视角”。一般来说,传统小说比较喜欢用全知视角来讲故事。在这样的叙事方式中,叙事人相当于上帝,他对所有线索、发展和结局都了如指掌,对每个人物的心理、过去和未来都清清楚楚,甚至还走到前台对人物评头论足,进行道德评价和情感判断。(详见莫泊桑的《项链》)

       通常“全知视角”和“有限视角”又被叫做“上帝俯瞰”和“凡人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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