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拒绝赐书给诸侯王的背后潜藏着自秦汉至明清始终袭用的古老统治术，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往往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
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
武后时期，构陷与杀戮当道，坚持不做告密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暗无天日的时代始于五年之前，也就是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
为了鼓励天下人告密，武则天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来优待告密者。
告密时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为统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只有那些没有廉耻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令人战栗的素材，让天下人胆战心惊，继而陷入思想与行为的自我审查中。
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
皇权与官僚集团在施政中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汲取人力与物力的强度与总量。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包括控制、消灭官僚集团内部的“朋党化”），追求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
强化对民众的控制（什伍、连坐与告奸），将有力量的大家族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打击阻碍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封建贵族，将人的社会地位与军功直接挂钩。这一套变法措施的核心目的，都是提升秦国对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的汲取能力。
不要在战功与农耕的收成之外，以任何理由赐予官爵，尤其不可让百姓有机会通过知识来提升阶层。久而久之，百姓就会很自然地鄙视学问、专心务农。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百姓愚昧，就不会与外界有过多的思想交流。没有过多的思想交流，百姓就会一心务农。百姓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反对不可以，歌颂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种“民莫敢议令”的氛围。百姓不能议论，就会减少思考。百姓只需要遵守变法推行的政策，不需要思考政策的好坏。
“苦”的原义是一种味苦的野菜，在秦汉时代的引申义并非痛苦，而是厌恶与憎恨。
皇（王）权通过土地国有建立起严密的户籍制度，再通过官吏系统层层传递，将控制与汲取的意志输送到底层，最后由“啬夫”之类的基层官吏负责将之落实。
这也正是秦朝（国）内政真正的残暴之处。所谓的“天下苦秦久矣”，重点并不在焚书坑儒、修长城等突发性的暴行，而在于“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制度化伤害。
对统治者而言，礼乐、诗书之类的东西容易铲除，但孝悌关系到秦民的养老，而养老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特别考量的事情。
然而，一个社会没有了孝的风气，绝不会只是百姓的道德素养出了问题，也绝非用法律强制百姓孝顺父母就可解决问题。秦人不孝的根源在于秦制的汲取与控制太过厉害，在于其弱民、贫民的政策太过残酷。不改变政策，寄希望于用法律手段强制秦人尽孝，实属缘木求鱼。
《老子》呼吁的“无为”并非后世道家所宣扬的宗教意义上的与世无争，而是希望统治者收敛自己的理想与欲望。
秦帝国扩张太快，严密的法家网络尚未来得及消灭隐匿在民间的游侠力量，当乱世来临，山东六国的游侠们乘势而上，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显然，刘邦的帝位与秦始皇的帝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秦始皇的帝位意味着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权力，是一种绝对权力；刘邦的帝位仅仅意味着他的功与德相对其他诸侯更大、更高一些，是一种相对权力。
七国之乱这个故事存在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王国势力膨胀→想要叛乱→中央出兵平叛→王国战败→百姓拍手称快。第二个版本则是：中央横征暴敛→百姓用脚投票，遁入王国（王国也汲取民力，但百姓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王国力量壮大→中央深感不安，率先发难→王国战败，被肢解→百姓失去用脚投票的机会。
张良的话既点明了汉立国的基础是游士（游侠），也道出了以游士为立国基础的严重弊端：游士是依附于诸侯的流动资源，其流动性与自主性，与君主集权体制天然对立。
游士的心中没有君臣之道，朝廷对他们而言不存在什么神圣性。
换言之，西汉开国的前五十年，官僚系统被军功集团控制，知识分子没有正规的上升渠道，去做游侠，去给诸侯王、军功列侯做门客，就成了他们相当普遍的人生选择。
秦制政权追求社会的散沙化（不喜欢百姓有组织）与静态化（不喜欢百姓自由迁徙、流通），追求对百姓的严格控制。
游士退出，儒术上位，无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对百姓实行严格控制和高效汲取的新国家已经成形。秦制回来了！
汉武帝再造秦制，以儒术为粉饰，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对整个汉帝国实施高压控制与高效汲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西汉儒学家夏侯胜所言“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
官僚集团一贯懒得理会底层知识分子的批评，底层知识分子的声音也一贯难以抵达庙堂。
“饭蔬粝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饥寒者不可以言慈，绪业不修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换言之，所谓的均输法不过是朝廷以其“无远弗届”的权力在经济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垄断，操纵物价，贱买贵卖，以牟取暴利。自此，西汉的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全面商业化、逐利化，民营经济则彻底萎缩、集体退场（据《盐铁论》的记载，与官府合作囤积居奇的商人仍部分存在）。
明堂是上古帝王宣扬政教的所在，辟雍是上古帝王设立在京城的最高学府，灵台是上古的天文台，是天子直接与上天交流的地方。
官员不仅可以免除徭役，税赋还有家丁代劳前去缴纳，官府的粮差、里正不敢催促、逼迫。李调元一听，送走王泽润，赶快告诉他的子孙，要勤奋读书，将来考取功名，保住官员的身份。因为没有了官员的身份，就会变成和王泽润一样，日子想过得好一点，只能卖掉自家的田，租种地主的田。(18)
不搞王田制，当小自耕农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至少还能投入寻租性田主的怀抱寻求荫庇；搞了王田制，小自耕农的荫庇没有了，他们无法承受皇权及其代理人剥削的时候，就只能选择抛弃土地，去做流民。多一种可以用脚投票的次坏选择总比只有一种最坏选择要好——当然，这并不是要赞美那些寻租性田主。
所谓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方士化儒生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谈论天命的书籍
曹魏之所以能够在汉末、三国的乱世之中胜出，核心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曹操、曹丕个人如何雄才大略，而是他们的手段够狠、够硬、够有效，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强大的人力、物力的汲取机制。
为了维持敛财力度，除了用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诸葛亮还有一个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平等的贫穷。所谓平等的贫穷，简言之就是在百姓当中制造一种印象：社会不富裕，但社会是平等的。下层百姓每日只能吃一顿干饭，上层官僚每日也只能吃一顿干饭。他制造的平等契合了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可以极大地消解他们内心因遭到压迫、受到剥削而感到的不满。
简单说来就是：曹魏以法家权术为治国手段，辅以儒学礼教作为粉饰；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则尊孔子为圣人，且援老庄之说入儒，试图用自然秩序来规范政治秩序（本质上仍不脱离董仲舒用天命来约束“皇权”的思路），主张君主抛弃严刑峻法、退而无为，将治理天下的责任交托给官僚集团。
秦制的“进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完善对自身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系统）的扁平化、原子化控制——新莽以打击土地兼并为名整肃官僚集团，东汉以宦官主持鸿都门学来削弱世家大族的势力，都是出于这个目的。2．寻求更有效的方法，控制更多的百姓，汲取更多的人力、物力——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曹操以屯田为名对百姓实施暴虐的农奴制度，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而且都相当成功。
作为秦制最重要的一次完善，科举制度给了普通读书人一种“我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的幻象。这种幻象极为坚固，以至于清廷取消科举之后，很多读书人对新的教育体制充满了抵触情绪。
方田均税搞不起来，原因其实很简单：宋神宗对税负公平的兴趣不大，他更在意如何通过变法征敛到更多的财富，填满自己的国库。这也是为什么除了方田均税之外，那些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变法项目，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均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异常彻底。
自秦汉至明清的绝大多数变法是奔着为朝廷增收而去的，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其中一个难得的异数。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改革，主要目的不在敛财，而是想要缓解民生疾苦、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纳谏”游戏之中，李世民与他的臣僚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频繁进谏，极力想要压抑李世民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轨道。李世民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几乎无不大加赏赐，行动上却又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他想修筑新的别宫，也仍然会修。
追溯起来，唐太宗君臣形式主义的“进谏—纳谏”游戏实始于玄武门事变之后。彼时的李世民急于打造自己帝位的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士大夫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断纳谏，不断奖赏进谏者，但对执行进谏的内容一直兴趣索然。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帝位的合法性越来越不是问题，李世民也渐渐不想再玩这种游戏。
自秦汉而下，中国古代的大城市有两个基本特点：1．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由政治权力推动建筑，在布局与管理上完全遵从权力的意志。2．城中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群体，也没有独立的经济结构。城中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商业全部依赖城中贵族的消费而存在，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从业者与行业俱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管控。
赋税之外，更要命的是差役。宋代的差役是一种不同于徭役的负担。徭役一般是指百姓必须出人力、物力去修城、筑堤、疏河、造桥。差役则是指百姓必须出人去为官府运送物品、看管府库、督收赋税、追捕盗贼……总之就是州县衙门里的任何苦力活都可以无偿摊派给地方百姓。
这份诏书的遣词造句全是朱元璋依据《白虎通义》里的三纲五常发明出来的鬼话与浑话，也就是君王永远正确，即使君王错了，臣子也不许辩解、不许反驳，臣子要用主动认错的态度来巩固君王的永远正确。臣子遭君王污蔑，也没有辩解的权利，否则就是不忠，不忠就该死，且会被剥夺死在家乡、死在家中的权利。在朱元璋和他的三纲五常之下，只有“国之大体”，没有个人的尊严，凡追求“己是而国非”者，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忠臣。而所谓“国之大体”其实完全等同于朱元璋的脸面。
对狙公而言，猴群中有一只看透驭猴之术的真相的猴子存在，本身就是不稳定因素。不肯为狙公所用的猴子必须死，看透狙公驭猴之术的猴子也必须死。这是刘基的命运密码，也是朱元璋统治时期大多数官员的命运密码。
将明帝国灭亡的责任归咎于一个未曾获得施政机会的松散同道组织显然不是反思历史的客观态度。东林党人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挽救明帝国的灭亡（事实上他们也挽救不了），而在于即使斧钺加身，也要以民本为出发点，去批判皇权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