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杨守敬书法艺术研究课题组 刘阳
2020年8月14日，我拜谒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一溪北书院（现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文北中学内）。
潘存（1818-1893）字仲模、存之，号孺初。文昌人。7岁入私塾，清咸丰元年（1851年）乡试举人。不久应礼部试，循例授职，任户部员外郎，福建司主事。66岁时辞官还乡，迁居白沙园村，他除了热心于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外，还参与海防建设。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殖民者发动侵略战争，多次侵犯广西、福建、台湾、澎湖列岛和琼州海域。两广总督张树声、张之洞先后委任其为雷州和琼州两州团练，训练水兵守卫海防，被赏加四品官衔。其时，还草拟《琼州改建行省建议方案》，通过张之洞呈报朝廷，为历史上最早提出“海南建省”的人。光绪十六年（1890），与观察使朱采一起筹款创建文昌县溪北书院。以“崇实学，黜浮伪，除俗习，息邪说，正人心”为教育宗旨。著有《潘孺初先生遗集》。
日本刊印的《书道略年表》排列了清代中国在日本有影响的三十二位书家，海南先贤潘存是其中一位，为岭南地区的代表。早在明治十三年（1880年），日本书法家中林梧竹，抱着专门学习书法的目的渡海去中国，向潘存学习汉魏六朝笔法，自此以后，日本书法爱好者以书法学习为主要目的，相继赴中国留学，揭开了中日书法交流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转换。书法评论家黎向群先生对这一历史往事进行解读。
潘存的一生，除了向朝廷首倡“琼州改建行省”和创建溪北书院，服务乡梓的教育事业外，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在于书画金石的研究领域。《楷法溯源》（光绪三年至四年刊）十四卷，帖目、古碑各一卷，是清代最完备的书体汇集，也是清代刻版的名作之一。此著是杨守敬在潘存的指导下编辑而成。此书仿翟云升《隶篇》体例，按《说文解字》部首编排，收录汉代至五代的楷书于一编，共采古碑碣、砖文、造像646种，集帖82种。此书又名《今隶篇》，故亦采汉魏隶书中的波磔者，兼采行楷，以见书体自隶书向楷书演变的过程。每字均依原碑帖之大小，双钩摹录，并注明所采自何碑何帖。如有重文，则按时代先后次序排列。此书虽属字体字典一类的工具书，但考证详密，所采集帖目，均注明版本，所采古刻，亦注明撰者、书者及立碑年月、收藏之地，可供考据研究。
2009年4月日本研文出版社刊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书论学家杉村邦彦教授所著《书学丛考》，其中在《近代日中书法交流史研究》一章中有一篇名为“日本近代书法之原点——潘存”。其文对潘存的书法评价甚高，认为日本近代书法的改端是由潘存带来的。
同治二年，潘存在北京与著名书家、碑帖专家杨守敬结识，并指导其研究金石之学。 潘存与杨守敬亦师亦友，共研书法金石之学。由潘存辑、杨守敬编撰了《楷法溯源》一书，该书是近代重要的书学论著。光绪年间，杨守敬受命朝廷出使日本，将中国的历代碑帖及潘存的书法作品带到日本去，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因此，潘存的书法艺术得以流传，并深受日本书家的喜爱，奉为皋钵，馀子风从，影响迄今。
潘存虽为书画金石学家，但从不作传世之念，而他的书名依然在日本远播。潘氏在日本的嘉名，实得其门人杨守敬、余瓗、中林梧竹等人的大力揄扬。日本修文馆刊印的《书道略年表》，胪列清代三百年的书家，如金农、郑板桥、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邓石如、伊秉绶、阮元、包世臣、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吴大澂、杨守敬、康有为等三十二家，潘存跻身其中，可见潘存在日本书界的地位。光绪三年（1877），何如璋任驻日公使，随员余瓗元眉传授书法予中林梧竹，尝为中林题字：“日本字风将以梧竹先生为开山祖。余瓗携碑本东渡，得足下临之，以广其传，亦与有荣施焉。清国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日本明治十四年）九月，余瓗。”翌年十月，余元眉偕中林梧竹渡海，经上海、天津回京，介绍其认识潘存。中林梧竹拜潘存为师学习书法，得潘氏笔法之诀窍，光绪十年（1884）四月学满，获潘氏题辞，返日，终成巨匠，从游者达二百人，被评为“银座之书圣”，与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同称明治三大家。日本京都教育大学教授、日本书法交流史研究会会长杉村邦彦为陈振濂《中日书法艺术比较》一书作序时说：“明治十三年（1880年），书法家中林梧竹，以一介布衣抱着专门学习书法的目的渡海去中国，向杨守敬的老师潘存学习汉魏六朝笔法，自此以后，秋山白岩、西川春洞、日下部鸣鹤、宫岛咏士、山本竟山等等，以书法学习为主要目的，相继赴中国留学，揭开了中日书法交流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转换，其意义不可估量。”
日本在明治时代以前，以王羲之的书风流行，自中林梧竹向潘存学习书法之后，尤其是潘存的弟子杨守敬光绪六年（1880）至十年（1884）年在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的随员期间，广泛搜集国内散佚的书籍，并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帖及碑版拓本13000余册，致力于六朝北碑书法的传授，方使日本人的视野大开，学习汉魏书法，开创了日本书法多样化的局面。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的贡献。由于日本的学生钦佩老师的人品和书法，所以，潘存的书法作品很受日本书界的追捧。潘氏书迹传世罕见，流传日本亦多系临碑习作。据悉，三十年前神田书肆有大正年间（1912-1926年）博文堂发行《潘存临郑文公碑》，至为罕见。因杨守敬曾复日本友人：“嘱欲购潘孺初先生所临《郑文公碑》，现尚在鄂城家中。惟守敬与潘先生虽曰朋友，实守敬之师也。先生虽无帖不临，而不自足，每书就即反复书，及纸尽，随付字藏。守敬所得先生之字亦无多……。”由此札透见，似乎潘存不欲己作流传。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书画收藏鉴赏家一行，专程前往潘氏家乡海南文昌找寻其后人，出高价收购潘氏的墨迹，但潘氏后人不为所动，不管日本人出价多高，都不肯出让，令他们败兴而归。日本人推重珍视潘存的书法艺术于此可证。
潘存研习书法，科举应制，始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入手，奠定了其书法根柢。步入中年的潘氏，渐觉欧书过于拘谨，容易陋于板滞，移情至颜鲁公、李北海、苏东坡、米南宫等大家的行草法帖上，尤喜与自己性情相近的颜鲁公《争坐位帖》。后来，由于他致力于金石学，在京师以及各地大量搜集汉魏和六朝碑版进行整理和研究，在《郑曦下碑》、《高贞碑》、《张猛龙碑》诸碑上，用功尤勤，反复临习，可谓废纸近千万。所临《郑文公碑》，该碑因系郑氏为其父立碑，旨在为其父歌功颂德，态度自然肃敬，所以写来较为拘谨，笔画粗细接近，间距均匀，形态规整，虽然雍容端穆，有古制遗韵，但总觉缺乏变化。潘存在尊重原碑的基础上，以欧阳询的笔法为之，笔画轻重变化有度，能于规整中透见灵活的形态，间距错落有致，颇得郑字雍容古雅的意蕴。此乃潘氏深谙碑学之神理，与近人刻意追求斑驳刀刻之辈大相径庭。日本《书道全集》卷二十二，刊有潘氏节临《郑文公碑》，艺术新闻社刊印《中国清朝之书》，有临《郑文公碑》、《高贞碑》、《争坐位碑》诸碑帖，上述作品刊图均未见款印，应属潘氏的课稿。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谓其：“以欧法写《郑文公》，亦能健举。”
潘存晚年（1893）创办溪北书院，邀请其弟子杨守敬题写书院名。他为训导学生的厅堂题写楷书“讲堂”木匾和主体楼题写行书“经正楼”两匾额，为其绝笔之作，笔致苍劲有力，气势磅礴，臻于妙境。其中潘氏在创作“讲堂”一匾时，刻着在“讲”字中少写一竖，这种做法通常在书法中所称之为残缺字，潘氏可谓用心良苦、寓意深远。学无止境，不论老师和学子都要不断学习，持之以恒，这是潘氏生命弥留之际的呐喊。潘存擅长楷、行、草诸体。若从书法史的角度去认真审视潘存的书法艺术，行书才是他代表书体。怀萱堂藏其行书《节录白居易太湖石记》立轴，纸本，纵121.6厘米、横37.8厘米，款题：“录太湖石记乙亥七月七日潘存”，潘氏平素很少在作品上署年干，信为潘氏五十八岁时的经意之作。此轴代表了潘氏行书作品，体现了其行书的典型风格语境，又蕴含着浓郁的学者书卷气息。
潘存是一位近代碑派的重要人物，他在书法金石诸方面的贡献，不仅止于是一部专著和书法作品的传世那么简单。他的书法创作与研究，预示了中国近现代书法的发展方向。还丰富了日本书法审美意趣和途径，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