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25

道德背后的政治危局

——从《万历十五年》看明代官场万象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教授对于明朝历史的一次深入解读。关于本书的中心思想，作者在“自序”做出了如下概述：“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万历十五年，作者为什么要选取这个时间点来作为书名呢？让我们先看看这一年发生了什么。首先，这是万历开始不上朝的第二年，也是张居正去世后被清算的第三年，在这一年，戚继光，海瑞，李贽分别去世。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官集团的成长已经严重威胁皇权，大明帝国经过万历时期前十年的短暂中兴之后，再次迎来了重重危机。

活着的祖宗

——万历皇帝的悲哀

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武帝时期开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派集大成者就制定了一系列复杂的朝代循环理论。他们将皇帝的统治与颜色和自然元素联系起来，并捆绑以道德的基本要求。到了明朝时期，作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

正如笔者在书中所言，想要统治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光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写字的人作为楷模。那么读书人的楷模能是谁呢？或者说，天下所有人的楷模可以是谁呢？答案可能只有皇帝了。作为全民楷模的皇帝也因此肩负起了道德模范的作用，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

笔者在书中将万历皇帝称作“活着的祖宗”。彼时的朝廷，张居正已经去世，申时行已经告老还乡，经过长期发展的文官集团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办事制度，皇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架空。万历的种种抱负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回顾万历的成长过程，张居正的影子始终笼罩着他的前半生。张居正的儒家主义教育旨在将万历打造成一个完完全全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合格君主，却忽视了万历本身作为儿童贪玩的天性。儿童时期，当万历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一定造诣时，他将书法课从万历的日常课程中抽离。当万历犯错误时，他会对万历做出严厉的质问。成年之后，当万历提出领兵的要求时，大臣们则对此做出了委婉的驳斥。

令人同情的是，万历作为一国之君，富有天下。但是他作为天下人的表率，却不允许表现出自己的私欲。他的权力来自于群臣的朝拜，但现在他实际能控制的一切却少得可怜。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处处受制于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万历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准备自己的陵寝，甚至将科举题目列为“无为而治”。由于帝国法制的不健全，皇帝始终缺乏治理党政问题的政策性工具。最终，文官集团反而限制起了王权这不光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整个封建王朝制度的悲哀。

死后被清算，张居正究竟做错了什么？

作为明朝两百年历史中唯一一个在生前被加封为太师衔的人，张居正的一生不可谓不传奇。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在死后遭到了清算。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继承了首辅的位置。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下了一道诏书，将张居正生前丈量的土地数据作废。反张运动从此拉开帷幕。先是张居正生前的搭档，冯保被下属揭发贪污受贿，被囚禁于南京孝陵，而后又是高拱《病榻遗言》的大量刊印。这一切的一切，使得万历于1584年做出了对张居正抄家的决定。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张居正抄家事件背后的几个关键人物，张居正是1582年7月去世的，短短两年时间，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就发生了极大转变，直至最终下令对张居正抄家。这是哪几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呢？又有哪些人从中获利？首先，当时的首辅张四维首当其冲，他希望摆脱这位已经去世的强势前辈对自己政治生涯的，这一点无可厚非。其次是李太后，张居正在世时的所作所为让她的父亲受到了很多的非议，大大损害了李家的利益。所以李太后最后选择落井下石，也是情有可原。最后，最重要的文官集团，在这种时候选择对张居正进行清算，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可以用书中的一个观点来做解释。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一方面，文官集团中存在着海瑞这种饱含着爱国忠君思想的理想主义者，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为了一己私利而选择仕途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为什么不约而同的都对张居正发动了进攻？究其原因，首先是张居正自身的问题。当大臣们将从张居正家中抄来的一百多箱物件放在万历面前时，一切的言语都显得如此空洞。其次，是张居正推动的改革。张居正的改革在经济上通过改变交税方式和重新丈量全国土地的方式对地方官员和士绅阶级的利益发起了挑战。

在这里，我需要重新阐述一个概念：“士绅”。最初，为了迎合皇帝想要限制世家大族势力的愿望，士绅这个群体在唐朝时发展壮大。当时的士绅主要的身份是官僚，直到12到13世纪，那些渴望稳定的官僚开始购置各种产业，士绅中“绅”的角色才逐渐开始形成。但是当世家大族消失殆尽之后，皇帝为了避免这一新兴群体的竞争，先是将士绅们的世袭权力收回，而再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扶植新的士绅势力，这一行为加剧了士绅群体的更新换代，在稳定性方面，中国的士绅阶层与西方的贵族阶层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所谓的士绅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参加了科举考试并取得了一定功名的考生，一个是参与了一定的商业活动并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世家大族。这两者合于一身即为士绅。他们不仅是官方产物，自身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在明朝时期，知县将这些人定位四民之首，其职责在于“劝服百姓听从官方教谕”。知县为了维护地方的平稳运行，离不开这些士绅的大力支持。这些士绅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会选择有潜力的年轻人加以培养，期待他们步入仕途，能够帮助自己获得高额回报。

由于明朝的俸禄及其低下，迫使官员们不得不另寻出路。比如“火耗”银后来就成了官方默许的正式收费项目。但是，很多事情一旦开了口就很难再收回来。帝国范围内的官员们一旦尝到了权利带来的快感，就很难再放弃。所以在万历时期，帝国的贪污风气已经根深蒂固。而张居正的改革，正是撼动了这些人的奶酪。他简化的收税步骤是士绅和底层官员的经济收入来源。他重新丈量的土地可能使某位士绅蒙受损失。

张居正忽略了帝国官员的双重性。官员们在追求道德高尚的同时，他们还要生活，他们也想发财。这并不矛盾。

当时的大明王朝，一方面过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希望通过道德约束百官，统治万民。一方面又是各类官员，士绅贪污成风。这是极度矛盾的。万历皇帝的种种抱负也在文官集团的压制下无法施展。原本为了辅助政务设立的文官集团，最终还是发展成了一

个能够限制皇权，左右国家政局的巨无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