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目前由北大光华唐遥副教授2019年公开课内容整理，之后会根据曼昆的《宏观经济学》继续填充；
国内生产总值（GDP）：给定时间内，国内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总值；
从支出的角度看GDP：最终消费（53%） + 投资 + 出口；
消费品：可以直接消费产生满足感的产出，包括产品和服务；
投资：宏经中的投资不包含金融投资；
净出口：进口-出口；
从产业角度看：第一产业（农林牧渔，4%），第二产业（矿业，制造，能源，建筑，38%），第三产业（所有其他，56%）；
GDP问题：未包含非市场部分，未计入经济的外部负面性，未考虑分配的问题；
通货膨胀：总体物价上升；货币增量超过实际GDP增长；
价格指数：衡量价格变化，（1）选定产品/服务，及（2）基期，算出（3）基期成本、（4）t期成本，计算价格指数=t成/基成*100；
三种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一般居民，零售价格，包含进口品），GDP平减指数（包含非居民购买的商品，但不包含进口品），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所有国内生产，但是出厂价，衡量批发）；
名义GDP：今年产品当下的价格总成本；实际GDP：今年产品基期的价格总成本；
GDP平减指数：名义GDP/实际GDP*100。当我们比较两个实际GDP的时候，他们会被使用同一基年被计算，以去除价格变化的影响；
CPI通货膨胀率：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2018) - CPI(2017))/CPI(2017) * 100%;
实际工资增长率：名义工资增长率-通胀率；
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胀率；
通货膨胀的代价：价格系统的噪音；现金资产和管理资产的“鞋底磨损”；债权人损失；
就业数据的收集：（劳动年龄人口，16+）就业人口（5.7），失业人口（0.3），非劳动力（4）；
失业率 = 失业人数/（失业人数+就业人数）*100%， 不考虑非劳动力人口；
失业种类：摩擦性失业（短期调整），结构性失业（长期不匹配），周期性失业（经济衰退）；
自然失业率：NRU=（失业人口-周期性失业人口）/劳动人口*100%；
一个小疑问：如果第一年大家有100元货币，同时生产了100元的东西，那么每个人把钱花完就能消费所有的东西；而如果第二年大家的总产值是200元，那大家是不是没法买下所有的东西？一个小答案：不会，我认为货币只是弥补交易中差值的衡量物，就算没有货币，大家仍然能够通过以物易物来交易；而只要交易行为能够错开，最少的货币也能满足交易的需求。
（人均）资本积累的边际效应：不能带来长期增长；索罗斯旺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TFP）：经济/企业使用其所有要素的效率，用以衡量经济的技术和效率水平；或者，=科学结束+制度效率；
制度：从殖民者开始；地理：影响外贸；自然资源：去产业化；文化：信任；
经济增长的来源：生产性资本（边际效应）+人力资本（边际效应）+自然资源（极限）+全要素生产率（关键）；
工业革命：之前基本没有人均产出的增长；之后有，因为创新+制度效率；
（短期）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繁荣与衰退，多种原因；（1）潜在产出发生了变化，（2）或实际产出偏离了潜在产出；但其实波动没有特别强的“周期”性，不易预测；
衰退：连续两个周期的实际GDP下降；
萧条：严重的长期衰退，例如1929-1932经济大萧条；
潜在产出（潜在GDP）：一个经济可持续的最大产出（实际GDP），不能出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过度使用；
产出缺口：实际产出-潜在产出；
经济周期的原因：内生波动（养猪、选举周期、混沌理论），外生冲击（凯恩斯强调需求、新古典主义强调货币政策和全要素）；
凯恩斯主义：（1929-1933）看重“总需求”；私营积极为主体，萧条期间辅以政府货币干预；
简单的凯恩斯模型：总需求=消费（自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总产出/总收入-税收））+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总产出定义为总收入；
消费：自发消费（必要消费），引致消费（和税收收入相关，总结为0-1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系数）；
总需求（与收入无关部分）=自发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边际消费倾向*税收；
总需求（与收入相关部分）=边际消费倾向*总产出；
凯恩斯十字图：“均衡状态”即交点；
用十字图解释经济衰退：
（1）自发支出下降
（2）边际系数下降
解析解：总产出=1/（1-边际系数）*（收入无关部分的总需求）；称1/（1-边际系数）之为一种扩大系数，或“自发支出乘数”，其中边际系数越大，得到的总产出越大，或在收入无关的总需求上的扩大效应越大；一个越大的乘数，给经济体中不同个体构成的连锁正面效果越大；
模型的几个重要假设：（1）额外支出与总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即边际系数的设置；（2）总产出被定义为等于总收入；（3）同时忽略了“货币”的角色：在产出、收入、支出之间的中间关系；（4）忽略了“价格”：不能讨论通货膨胀；（5）没有产能限制： 假设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完美契合，即随时可以满足需求的变化（供给稳定>=需求）；
简单的凯恩斯模型的更适用场景：萧条时期；因为企业没有动机抬高价格，且产能过剩导致了供给稳定>=需求；
财政政策：财政开支乘数衡量财政政策有效性：减税还是增加政府开支？按照凯恩斯模型的公式，总产出=1/（1-边际系数）*（自发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边际消费倾向*税收）= C + 1/（1-边际系数）*政府支出-边际系数/（1-边际系数）*税收；及减税的财政开支乘数是“边际系数/（1-边际系数）”，而政府支出的开支乘数是“1/（1-边际系数）”；由于边际系数小于1，所以我们认为政府开支的财政开支乘数更大；
直观理解：政府花5元采购产品，则确实在总需求上增加了五元；而通过减税减了王家5元，王家可能只会多花2元进行消费；
对这一结论怀疑态度：有些人认为财政支出的开支乘数大于1，有些人则认为（在和平时期）趋于0；总体认为有提升，但具体多少存在疑问；
永久收入假说：（弗里德曼说）人（一般消费者）在消费时考虑的是长期消费问题，一次性的额外收入会被放到一生中的每年里进行消费（？？？不符合现实啊），所以这种财政政策对当下的影响很小，接近于零；
挤出理论：政府为了支持财政扩张，则需要发行债券，其本质为融资；然而这部分新增的融资需求挤占了本来的投资需求，本质上使得借钱的需求和利率提高，而这回反过来抑制居民和企业的投资和消费=>所以最终得到的财政开支乘数会小于预期；
“家庭部门的预期”：政府如果通过减税来缓解，那么可能会“举债”，而如果举债，则必然在未来的一定时间内“还债”，到时候税率则一定会升高；所以如果家庭的决策者完全理智，则不会因为临时的降税而增加家庭开支；
供给效应：虽然（新古典主义）认为上述原因导致政府财政投入对需求的增加有限，但认为会提升供给：（1）投资基础设施，增加资本存量；（2）减少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能刺激资本和劳动的供给；所以当我们后来提到减税，更多是在考虑如何通过减税来增加供给，而不是需求；
财政政策的不灵活：需要时间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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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任何可以在交换中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资产；因为是资产，所以不包含信用卡；最开始是商品货币，现在是法定货币，最近还有加密电子货币；
货币功能：（1）作为媒介提高交易效率，（2）合适的记账单位（元，角，分），（3）不变质，能储存（一定的）价值；
基础货币（MB）统计口径：中央银行发行在外的货币，包含在流通的货币（M0）和准备金货币；M1=M0+单位活期存款；M2=M1+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
货币数量论：交换方程式： M（货币存量）*V（货币流通速度，在一年中被使用的次数）=P（均价）*Y（数量，产出）；因此P = MV/Y；疑问：问题是GDP只计算最终产值，中间过程中交易所需的货币使用如何统计？？
通货膨胀：通过P = MV/Y，如果Y和V稳定不变（增加），则货币的数量M的增加会导致P增加，所以会引发通货膨胀；弗里德曼：“通货膨胀一直是种货币现象”；
理论的失败：1980年之后两者的关系不再像预料一样线性，为什么？技术的角度：假设有问题，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实际上，80年之后的货币一部分流向了投资和海外投资，而不是存量商品；
中国货币统计口径：流通中的现金（M0）+存款（不区分M1/M2）；
准备金率=银行准备金/银行总存款；
贷款创造货币：只要目前银行中的剩余金额高于最低的准备金量，银行就会出借剩余金额来获取利息；而只要有人将银行的贷款再次存入银行，银行就会再次出借剩余部分；所以存款=准备金/准备金率；因此除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居民、企业和银行都会决定最终货币的流通情况；
中国政府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准备金率（大型14.5，中小12.5）和利率
挤兑：风险发生，很多人同时要求取现金，一旦发生挤兑银行将申请破产保护，个人存款清零；应对措施：银行险，每人每个银行最高50w人民币；
金本位：含金硬币或以黄金支持的纸币作为货币体系；同时是一种汇率制度，按照含金比例折算即可；因此中央银行不是必须的；金本位不能保证高度稳定，recall P = MV/Y；
放弃金本位：因为金本位下中央银行无法通过增加货币来降低利率，刺激经济，所以在1930大萧条期间大家都放弃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大部分黄金在美国）：美元本位；美元固定挂钩于黄金，其他货币挂钩于美元；美国政府有义务将其体系内其他政府持有的美元换成黄金，但不包括民众；
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越战中美元超发，通货膨胀，无法维持35:1的黄金，1971年尼克松终结了美元-黄金的兑换性；
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的k%原则）：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增速等于GDP增长率a加上通膨目标k% = a+k%；然而1980年后货币发行和物价的联系不再紧密，这一理论再次不合时宜；
名义利率：借钱时要支付的直接利率；
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通膨越厉害，还钱压力越低；
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名义利率来调控通膨和产出：降低名义利率=>降低实际利率=>大家把钱拿（借）出来消费投资=>总需求上升=>产出和物价上升；
泰勒法则：如果通货膨胀高于目标1%，则调高名义利息1.5%；如果GDP增长比潜在增长率高1%，则把名义利息调高0.5%；
实施泰勒法则：首先获得一个目标名义利率（由泰勒法则得出），央行通过增发货币来调低利率（例如用新发货币购买国债），或通过货币回笼来增高利率（发售国债）；小疑问：为什么货币量影响利率？？
名义利率的最低值——0: 如果名义利率是-10%， 那么相当于银行送钱，所有人都会去借空银行的钱，是悖论的；那么如果名义利率接近0，央行如何继续调节经济？
量化宽松（非常规政策）：降低央行目标利率之外的其他利率，但最终目的还是增发货币；这一举措会使得居民认为自己变富有，从而刺激消费；实施手段与之前类似，包括购买国债或购买其他金融资产；小疑问：作为的其他利率具体包括什么？
前瞻指引（非常规政策2）：对未来的利率路径进行指引；例如让居民相信未来的利率仍然会维持在一个低水平，可以促进居民和企业贷款消费/投资；困难在于沟通，市场未必会相信；
这两个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GDP）很难估计，但可以通过观察利率和资产价格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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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凯恩斯模型的问题在于，模型中没有价格因素，所以不能讨论通货膨胀；在新的模型中财政政策对产出和通胀同时发生影响（而不是凯恩斯中对产出和需求的简单定义）；讨论经济的长短期需求；
总总模型的三个部分：短期总供给曲线（AS，向上倾斜），短期总需求曲线（AD，乡下倾斜），长期总供给曲线（LRAS）垂直于横轴；
供给侧假设：企业根据对比价格上升速度和通胀速度来了解现在的产能是否（大于，等于或小于）当前的需求；如果产品价格上升速度>预期通胀，企业会认为是需求变强了，所以会增加产能；反之会减少产能；（结合微经中的模型考虑）；
需求侧假设：类似的，如果实际通胀大于货币当局目标，则意味着居民财富缩水加快，需求减少；反之亦然；小疑问：为什么？因为缩水快所以大家的财富变少，需求也减少了？
长期假设：我们认为长期来看货币本身不能左右经济体的产能，产能取决于技术和资源，所以假设经济产出将等于潜在产能；
短期均衡：
长期均衡：
外来因素冲击：短期内总需求曲线改变，导致新的均衡点
小疑问：（1）在解释曲线的来源的时候，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比如在需求侧假设一个具体公司对产能变动的决定，这种微观决策是如何联系到宏观的曲线的？（2）为什么总需求下降一定会带动通胀率下降？
三种经济冲击：短期需求冲击（出口、自发消费受到影响），短期供给冲击（原油、天气、企业通胀预期），技术和制度变化带来的长期供给的改变；
企业通货膨胀预期：如果预期通胀将上升，则表明需求可能会下降，所以企业将减少生产意愿，则短期供给曲线向左/上移动；反之向右/下移动；
应对冲击：政府是否要干预？政府和企业都可以参与调整使得总需求和总供给都回到稳态；
政府干预：当总需求下降（例如出口降低），政府可以采取之前讨论过的方法来回拉总需求，包括财政政策（减税或增加政府开支，凯恩斯模型）和货币政策（降息，降低利率）；
政府不干预：那么通货膨胀率会长期维持在低位，将使得企业不得不调整对通胀的预期，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通货膨胀率，企业都会愿意增加生产，这导致整条供给曲线向右/下移动，最终慢慢回归到长期总供给：
对比政府的干预与不干预：
短期（1-2年） vs 长期（至少3-5年）：企业无法在短期内快速调整价格来使得产出恢复均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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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账户：统计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交易；两大类：经常项目（统计贸易交易的数据，包括产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进出口）和资本项目（统计资产交易的金额，购买对方资产，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
汇率：对不同货币进行兑换时使用的比价；
双边名义汇率：国家之间货币兑换的比例，定义为用本国货币计价的外币的价格；
双边实际汇率：矫正过价格因素的汇率，也是两国贸易中影响双方贸易优势的汇率；对比的是同样一笔钱经过名义兑换之后在不同国家内的购买力；q（双边实际） = e（双边名义，外/本）* 外P（外国价格，PPI或者CPI）/本P（本国价格）；实际上就像是对比1美元兑换后在中国的购买力/在美国的购买力；
名义/实际汇率的贬值和升值：q上升表明1美元兑换后在中国能买到的东西相对变多，美元相对人民币更加值钱；
理想汇率：即购买力平价汇率（e_ppp），定义是按照这个汇率不同货币的实际汇率将为1；Set q = 1 => e = 本P/外P；e_ppp理应是相对稳定的，但市场汇率往往波动较大；
e_ppp的用途：（1）用来评价现在的市场汇率，（2）评价不同国家的实际产出水平；2017年的数据：美元市场汇率6.8，实际汇率3.5，这说明对于一个货币来说除了实际汇率还有很多别的方面需要参考；发展中国家物价普遍更低；
名义有效汇率：加权平均多国市场汇率；
美元指数（一种名义有效汇率）：权重与经济体大小相关
决定汇率水平的因素：两个角度，不同的理论，（1）基于贸易（即考虑购买力平价，旨在让双方的货币兑换并考虑贸易成本后有同样的购买力；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2）基于资本流动（利率平价）；这两种预期应当是要考虑长期利率变化的，所以在短期内根据这两种理论对利率变化做预测是会不准确的；
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从变化的角度看，货币A和货币B之间的汇率变化应该近似于双方通胀率变化的比值；事实上这一理论在1975-2005世界各国家对美元的汇率变化相符合；
利率平价回报：假设ia是投资者在中国投资所得到的回报，ib是在美国投资的回报，et是当期的汇率，e（t+1）是假设投资结束时的汇率，则我们认为ia的期望应该等同于ib的期望加上汇率盈亏的期望，即：E(ia) = E(ib + e(t+1)-et/et)；在这一等式下，在中国投资产生的利率如果上升，理论上将导致大量美元被兑换为人民币，人民币升值；小疑问：这里的ia和ib到底是规定的利率还是投资回报？
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港元对美元、欧元），浮动汇率制度（美元，加元，英镑），中间类型的制度（人民币，新加坡元）；
中国汇率制度：一种管理浮动的汇率制度，对美元的每日交易区间最大+/- 3%，大概计算方式为：中间价=昨日收盘汇率（体现市场供需）+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整体上每个国家汇率对美元的走势）+逆周期调节因子（过滤掉市场情绪波动）；
三个主要的汇率政策目标：（1）稳/固定的汇率，方便贸易和资本往来；（2）国际资本的自由，理论上提高效率；（3）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方便调节国内通胀和GDP；
三元悖论：一个国家只能三选二，不可能三者兼得；
（1）套餐一：港币对美元，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那么利率平价理论中的e(t+1)-et/et将=0，这要求ia=ib，即如果美元利率如果提升，那香港利率必须提升，将使香港失去了自主权；
（2）套餐二：美元与加元，资本自由流动+货币自主，继续使用利率平价理论，则ia与ib自然会直接导致汇率变化，所以汇率必然不固定；
（3）套餐三：05年货币改革之前的中国，对美元固定汇率+货币自主，则e(t+1)-et/et将=0，而由于货币政策自主则ia不等于ib，这导致利率平价等式被打破，那么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流动意图会非常强，必须被限制，资本也就不能自由流动了；
回顾泰勒规则：如果使用套餐一，则无法使用泰勒规则这样的货币政策调节国内经济，则只能主要依靠财政政策；
总体经济政策的制定：为调节内部目标（GDP增速，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则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调节；然而当国际贸易和投资对这个国家/地区显得更为重要时，可能会割舍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只依靠财政政策调节；另一种情况是国家的财政赤字很高，那就只能使用货币政策，没办法再维持汇率稳定；
Reference
1. 北京大学宏观经济学公开课 唐遥 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资源链接：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PKU-1205962805，或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J411i7ip?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