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广东话

改革开放初期,繁荣与曲解遍布整个沿海地区。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加快了语言文化交流的进程。从私塾文言文到推广白话文,从广布阅报社到现代图书馆,从地方多种方言到普及普通话。今天的普通老百姓也赶上了时代的脚步,享受到了文学主流倡导的全民阅读的幸福。

那是正值青春勃发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广袤大地如铁马奔踏尘沙飞扬,开疆辟土的机器如春雷轰鸣,沉默的渔船毫无防备随海浪卷起。哥哥姐姐们如现在的90后,我们正如现在的00后般年纪,带着满腔热情从四面八方涌入那片热土。

那时候社会主体意识还不曾形成,城市原住民还很看不起外来人员,不管你在原籍属于城市还是乡村,外来者通通冠名“农民工”。无论外在着装打扮多么优雅得体,身高体魄多么健硕挺拔,你一张口语言不地道就算异族外乡人。

记得我曾经在东莞厚街日月明酒店对面,那家叫东泰的香港公司任职事业部经理助理。公司生产空白磁带和录像带外壳,超大型日本进口的注塑机像无数庞然大物立于生产车间,包装车间地板蜡光能照映出人的影子,那是空调无尘封闭车间。所有的员工都需要更衣换鞋戴工作帽才能进出。

公司的产品主要服务于日本Panasonic(松下)Konica(柯尼卡)和Sony(索尼)等客户,空白磁带、空白录像带精美外盒包装后便飞往世界各地,被灌录成当时最时尚流行饱含音乐元素的娱乐媒介融合体。

我的直属老板是一位中肯的香港人,高高的个子中年微胖的体态,说话的总是总是不自觉用右手摸一下自己的头。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由人事部的香港主管带去他的办公室,硕大的办公桌后面坐在大班椅上写着什么的经理,见我们进来,赶忙把眼镜取下来放在桌子上,站起来跟人事主管一通“叽里呱啦”交谈后,人事主管介绍说,“这位是事业部冯经理,以后你就跟他一起工作了。”后来才知道香港跟广东一样,把什么人都称呼成“姓+生”,刘生,李生,陈生之类的。

冯生不太会说普通话,连续说了几句什么我也没听懂,只是木木呆呆地望着他。他开始说英语,问我可以听懂吗?!简单的口语比起广东话来说,听起来还是要轻松一些。他给我一些公司的资料熟悉,自己坐在办公室泡茶,隔几分钟就抬头问我一下,没什么问题吧?!

中午的时候冯经理带我去餐厅,各单位的香港主管都在,有几个冲他开玩笑,意思是,冯生,现在好了,有新助理了!冯生“嘿嘿”笑着,露出憨态可掬的神情,不停地用双手擦着裤腿,好像刚洗手粘了水的样子。

随着工作的深入,靠相互都不太好的英语根本没法继续沟通。冯生总是指手划脚地一会儿讲广东话,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英语地想让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总是拿着一本小记录本,一支笔,把我理解的意思写在本子上 然后递给经理看是不是这样。冯生后来也这么做,我们说不清楚的时候就相互写,彼此相互指划着帮助理解。

香港总公司有客人来参观工厂,我们需要就事业部下一季的生产重点做阐述。我负责起草草案,冯生要负责跟其它部门商量沟通出最后的定案。那时候电脑还没有普及,我写的简体字香港主管们很多不认识。他们写的繁体字很多我也是靠猜测的。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弄得各部门面红耳赤,还要人事部既能说广东话又能说普通话的姑娘做翻译。因为那姑娘又不熟悉事业部的业务,要翻译出我的意思也没那么准确,最后几个部门的香港主管气不打一处来,纷纷面无表情离开了会议室。

一向脾气特别好的冯生第一次冲我发火了!他把我的随手交流记录本和他的那一本,一起扔进了垃圾桶!然后大声训斥着说:“从现在起,你必须学会说广东话!”“你也可以学会说普通话嘛!”“你是我的助理,还是我当你的助理?!”

我于是买了一本广东话与普通话对照的小本,像初学英语用汉字注音的孩子一样,天天翻到一句念一句。冯生见到又把我的小教材没收了,他让我每天跟着他一起说话练习就好了。他开始不管我听不听得懂就讲他的广东话了,有的重复两遍。我开始怎么也不敢开口,听懂了就去干活,没听懂就愣在原地。

有几次冯生很大声,一句话重复了一次又一次。隔壁办公室的广西姑娘都跑进来帮忙提示,拉拉我的衣袖说,老板让你必须用广东话回答。我吓得不管不顾开始乱说一气,就这样战战兢兢地跟着慢慢练习起来了。有时候我们一起工作,广东话说得对的时候,冯生会拍着我的肩膀说,“尼句讲得几好喔”!还竖起大拇指!

后来我渐渐发现学说广东话其实特别有意思。我想语言学习无非就是敢说多练嘛!慢慢地就开始跟广西广东的同事对话,说得不那么地道,只要相互能懂能交流就好了。那时候我因为皮肤黑亮,广东话也不太标准还带着口音,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广西人。

后来,冯生也因为我们的交流越来越顺利,进入了另一个创新项目组,仍然让我当他的助理。其实语言学习和表达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如果能学会也特别有意思。很多地方话都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真的值得大家推广和阅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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