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 魏征(原文/译文)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1〕,居域中之大〔2〕,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3〕,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4〕,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5〕,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复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6〕,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7〕;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8〕,则思三驱以为度〔9〕;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此九德〔10〕。简能而任之〔11〕,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译文: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源泉不深却希望泉水流得远,根系不稳固却想要树木生长,道德不厚实却想要国家安定,我虽然最愚昧无知,(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您这)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着国家的重要职权,据有天地间重大的地位,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戒奢侈,行节俭,这也(如同)是砍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堵住源泉而想要泉水流远啊。

(古代)所有的君主,承受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能够保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因为处在深重忧患之中,一定会竭尽诚心地来对待臣民。既已成功,则放纵自己的情感来傲视别人。竭尽诚心,就会使敌对的势力(和自己)联合,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之人。虽然(可以)用严酷的刑罚监督(人们),用威风怒气来吓唬(人们),(人们)最终苟且免于刑罚但不会感恩戴德,表面上恭敬而在内心里却不服气。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有老百姓;(他们像水一样)能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这是应当深切戒慎的。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见到自己喜欢的,就想到知足来自我克制;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宁;想到(自己的地位)高高在上充满危机,就要不忘谦虚来(加强)自我修养;害怕会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容纳千百条河流;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害怕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畏惧说坏话的人,就想到端正自己的品德来斥退奸恶小人;施加恩泽,就要考虑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全面地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发扬光大“九德”的修养,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献出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完全尽到他的力量,仁爱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文臣武将一起任用,垂衣拱手、不亲自处理政务,天下就能治理好。为什么一定(自己)劳神费思,代替百官的职责呢?

赏析一:
魏徵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直谏大臣,仅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就记载了他很多的建议和批评。《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这方面的代表作。

唐太宗李世民早期励精图治,可谓一代名君,“贞观之治”向来被史学界所称道。但到后来,太宗日渐腐化。作为谏议大夫的魏徵出于忧国忧民和对皇帝的忠诚,犯颜直谏,用历史上国家兴衰的教训来提醒太宗。贞观十一年,魏徵连上四疏,本文是其中之一。

古代王朝没有监督机制,皇权至高无上,很容易走向腐败。因为没有监督的政权肯定是腐败的政权。于是,某些明智的皇帝选几个谏议大夫,时刻提醒自己,作为维持其统治长治久安的“良策”。但这样的制度主要靠皇帝本身的觉悟来维系。当皇帝清醒的时候,还可以听听意见;当皇帝骄横刚愎的时候,大臣的意见就听不进去了,进谏者甚至有生命危险。历史上因此而丢掉性命的大臣还少吗?

魏徵的这篇奏疏言辞剀切,意味深长。第一段,先从比喻入手,“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为什么要从比喻入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古代诗文的写作,特别讲究“婉转”,所谓“比兴言之而不质直言之,言情而不言理”。从《诗经》开始就已经形成了这种创作手法。这不仅使文章变得妙趣横生,摇曳多姿,还能给读者很多启迪,从中悟出道理。一般来说,自己悟出的道理,比别人直接告诉的要印象深刻。另外,从比喻入手,也能给人一个“缓冲”的机会,是尊重对方的表现。直接提建议,往往使对方尴尬,不好接受;委婉一点,给对方留点“面子”,效果往往很好。给皇帝提意见更是如此。魏徵讲的“根本”实际上是指国家的命脉;“流”和“源”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君和民的关系。作为一代名君的李世民一看就明白这其中的含义。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唐太宗最担心的就是国家的危亡,只要是为了大唐帝国的安危,你提什么意见他都能接受。魏徵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他提的每一条建议,都是为了唐朝基业万世不衰。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君臣二人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所以“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这句话唐太宗是听得进去的。

第二段,文章分析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善始不能善终。“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为什么会如此?作者自问自答:“岂取之易,守之难乎?”人处在忧虑状态中,是比较容易清醒的,因为敌我双方泾渭分明,斗争的方向性是很清楚的。人处在志得意满状态中,则比较容易骄傲腐化,因为敌我双方的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最高统治者已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可以为所欲为,即“纵情以傲物”。“傲物”就失掉人心;失掉人心,就失掉国家。所以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段在内容上比第一段进了一步,基本上不用比喻,直接议论。隋末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力量,唐太宗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不愿看到唐王朝重蹈隋朝灭亡的覆辙。因此,魏徵的这些议论,他是能够接受的。

第三段是文章的重点。作者从十个方面告诫最高统治者,要知足、知止、谦冲、海涵、有度、善终、虚心、正身、不滥赏、不滥罚。这十个方面,有的属于个人修养,有的属于规章制度,的确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即便是在今天,如果哪个单位的领导能做好这十个方面,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从更高的境界上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十个方面完全靠皇帝个人的觉悟,靠皇帝的个人品质修养来维系,没有一个约束机制。皇帝高兴了就听几句,不高兴了,什么作用也不起。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皇帝一个人的品质修养上,这不是很危险的事情么?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要求古人,而是要通过读这篇文章,引起对现实的一些思考。其实,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单靠几个品德高尚的人是不解决问题的,要依靠法律。《吕氏春秋·察今》中说:“治国无法则乱。”皇帝也要遵纪守法。由于魏徵的历史局限性,他不可能从法律的角度来对皇帝提出要求,更不可能提出民主的原则。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任重而道远。

赏析二:
《谏太宗十思疏》语言美赏析

林承雄

《谏太宗十思疏》是一篇骈体文,但它与当时流行的骈文有很大的不同,它既充分地吸取了骈文“骈四俪六”的对称句法结构,又大胆地突破骈文形式的束缚,采用三排句、正反相照、首尾衬词、整散交错等技巧来使语言生动活泼,而且在遣词造句方面他摒弃了繁复的用典与华丽的藻饰,还之以朴实、简洁、明快。实在是今天我们高中生学习写作议论文的典范文章。以下试作分析:
一、巧譬喻,化抽象为具体。
魏征是个有名的“诤臣”,勇于进谏,又善于进谏。他向唐太宗进谏“十思”,并非马上就单刀直入,而是避实就虚,先以两个众所周知的自然现象设喻作铺垫:“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然后再亮出主旨:“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紧接着又反转一笔,从反面设喻来阐述“积德义”的重要性:“源不深而欲流之远,根不固而欲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这样正反对比,十分有力地强调了积善修德的极端重要性,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二、妙排比,增强说理气势
传统以来的骈文多是大量的运用对偶句,而魏征却突破了这一樊篱,大胆采用三排句来推演义理,如“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先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积其德义”与“源不深而欲流之远,根不固而欲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连续三个句法结构相同的句子铺排而来,语势凌厉,汩汩滔滔,不可阻挡。
三、衬虚词,变呆板为活泼
六朝骈文的句式多以四、六字句为主,但常常夹有杂言。唐代开始,骈文的句式更趋规整,出现了通篇四、六字句的骈文,所以在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而本文在句式上已显然突破了“骈四俪六”的局限,大胆在句首或句尾加上虚词,如虽、终、斯、岂、盖、诚能、何必、而况、乎、也、哉等,或转折,或推论,或感叹,或假设,或设疑,或反诘,使语句更加活泼,通俗,浅显,更具有口语化的味道。
四、添散句,行文错落有致
骈文的主要特点是要求通篇文章句法结构相互对称,词语对偶。但是作者并不拘泥于此,大量运用对偶句、三排句的同时,有机地穿插了一些散句,使行文腾挪摇曳,俯仰生姿,别有一番情趣。如“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怨不在大,可畏唯人;载舟覆舟,所宜深甚”,“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等,这些非骈句的插入,使得文章骈散相间,错落有致。
五、智设疑,忠言委婉顺耳
作者在议论展开的阶段,善于相机质疑反诘来催人猛醒,使词锋更加犀利、尖锐,令人闻之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第一段中的“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一问语既尖刻有充满对皇上自我反省的殷切期待;第二段的“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这一质疑则更进一层劝戒皇上要防微杜渐,居安思危;第三段在历数“十思”之后以“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这一反问句收绾全文,余音袅袅,耐人斟酌。
“诗文之期能达于其真者,重在自然浑成;鹜于美者,出之雕琢藻饰”(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之十六)•自然与藻饰》)这篇骈文不用什么繁复隐晦的事典,也力避华丽生僻的用词,直抒胸臆,坦诚率真,引喻剀切,浅出深入,自然明了,这与当时的形式主义的文风是截然不同的。它极鲜明地体现了魏征的文学主张。即便是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赏析三:
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全文围绕“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些主张虽以巩固李唐王朝为出发点,但客观上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有利于初唐的强盛。本文以“思”为线索,将所要论述的问题联缀成文,文理清晰,结构缜密。并运用比喻、排比和对仗的修辞手法,说理透彻,音韵铿锵,气势充沛,是一篇很好的论说文。

赏析四:
《谏太宗十思疏》试析(余国瑞)

《谏太宗十思疏》(以下简称《十思疏》)是唐代著名政治家魏徵的一篇奏议。魏徵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谏而名垂史册。他同那些尸位素餐、苟合取容的封建官吏不同,有意见敢当面提,当面顶,不口是心非,不看上司的脸色行事。后世一些诤臣,如称为青天的包拯都以他为楷模。他不仅敢谏,而且善谏。从唐太宗贞观初年到魏徵去世,十七八年间共上重要奏议二百多次,达数十万言。他很注意进谏的方法和实效。他的意见大都为唐太宗采纳,使唐太宗避免了政治上的不少失误。唐初社会能出现号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作为谏臣的魏徵是有其功的。

魏徵出身于小官吏家庭,从小丧父,家境清寒,但非常好学,即使避难出家当了道士,也仍然潜心读书。他十分关心政治,反对隋朝暴政,同情人民疾苦。后来毅然加入了农民起义军。投唐后,先事太子建成;玄武门之变后,才成为太宗的得力助手。他的生活道路使他比较清醒地看到人民的力量,因此“民本”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他非常重视历史教训,认为隋文帝统一天下后,经过精心治理,不到二十年而臻于富强,可谓善始,但隋炀帝却不能善终,“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骄奢纵欲,徭役无已,邪恶的人受宠,忠正之士丧身,结果“民不堪命,率土分崩”(《贞观政要》卷一)。因此他提出把布德施惠、礼仁诚信作为治国大纲,主张轻徭薄赋,明法慎刑。为了保证这些政治主张得以实施,他还强调广开言路,慎选人才。虽然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人民的愿望。

《十思疏》写于贞观十一年,是魏徵奏议中十分重要的一篇,也是魏徵给唐太宗开的一剂很及时的良药。

唐太宗曾说:“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不敢过分使用民力,能够节私欲,明赏罚,听取下级的劝谏,甚至被誉为“从谏如流”。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加以对外战争年年胜利,边防巩固,国威远扬,于是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唐太宗渐渐骄奢,渐渐忘本,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渐渐对人民作威作福起来。就从魏徵进呈《十思疏》的贞观十一年来看,他先下令修了飞仙宫,后来又诏令修建老君庙、宣尼庙;二月巡游洛阳宫,六月巡游明德宫,十月猎于洛阳苑,十一月又巡游怀州,狩于济源。老百姓为了服徭役,长年不能回家,为此有的大臣向唐太宗进谏,太宗却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新唐书·魏徵传》)他再不像过去那样爽快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尽管“百姓颇有怨嗟之言”,可是这声音被朝野上下歌功颂德的欢呼声淹没了。然而,魏徵却在这一年从三月到七月,五个月中连给太宗上了四疏,《十思疏》就是其中的一篇。

在《十思疏》中,魏徵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眼力抓住了唐太宗“忘本”(即忘记“以民为本”)、“忘危”(即忘记隋亡的教训)的根本问题,针锋相对地提出“十思”,以“思”治“忘”,实在是一剂良药。奏议用一“思”字贯穿始终,阐明了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道理。

第一段提出全文要阐明的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作者用了两个比喻,先从正面说明木必固根,流必浚源,引出治国必积德;再从反面说明源不可不深,根不可不固,德不可不厚,这是一般人都能明白的道理,“而况于明哲乎”。接着指出作为人君如果连一般人都不如,竟不考虑“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那么想长治久安,就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只能是一种妄想。这两层意思成为鲜明的正反对照。

第二段指出人君有始无终,天下易取难守的原因,从反面论证“居安思危”的必要性。先指出过去几乎所有人君都不能善始善终的历史现象。然后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没有取得天下时,忧患深重,所以能团结臣民,竭诚待下;一旦得了天下,当了人君,便难免踌躇满志,纵情傲物。“傲物”的进一步发展,就难免滥用刑威来对付百姓。而这只能使百姓存着幸免的心理,却不会感恩怀德;表面恭敬,而心里不服。最后指出历代帝王不能善始善终的最根本原因是忽视了人民的力量。须知这股力量就像水一样,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换言之,人民积怨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最终将推翻暴君的统治。这一段从现象说到本质,逐层剖析,清楚有力。虽然全段未见一个“思”字,但是从反面强调了“居安思危”的重要性。

第三段从正面回答如何居安思危。本段是全文的重点,“十思”则是全文的主要内容。

“十思”,即十条建议,可以概括为“五戒”:“见可欲”、“将有作”两条戒奢侈;“念高危”、“惧满盈”两条戒骄傲;“乐盘游”、“忧懈怠”两条戒纵欲;“虑壅蔽”、“惧谗邪”两条戒轻人言;“恩所加”、“罚所及”两条戒赏罚不公。这“十思”正是针对贞观中期以来太宗的“十忘”提出的,是当时太宗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十思”的每一“思”都是先述太宗在“居安”现状下遇到的实际问题;再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魏徵在这里将思想和行动紧密地联系起来,用意是很深刻的。原来从贞观中期起,太宗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如贞观十一年他巡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造的亭台楼阁,便大发议论说:“(炀帝)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但最后他却洋洋得意地说:“今其宫苑尽为我有。”(《贞观政要》卷十)并且他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又如要选拔人才,唐太宗说了千百遍,可是没有像样的行动。魏徵上疏批评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贞观政要》卷七)怎样才能使言行一致呢?那就必须经常反省,从各方面检查自己,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而不是空谈一气。这就是“十思”的精神实质。

最后,作者说明了:总结“十思”,发扬“九德”,选拔人才,文武并用,则人君就不必“劳神苦思”,而国家却可以“垂拱而治”。“垂拱而治”不同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它要求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积极地求治,不是消极地以不治为治。

《十思疏》之所以成为封建时代的君臣宝鉴,它之所以长期受到人们的重视,主要不在“十思”的具体内容,而在于它揭示了守成时期防微杜渐的必要性。《贞观政要》卷八载:有一次太宗问侍臣:“守天下是难是容易?”魏徵回答说:“很难!”太宗说:“任用贤能的人,采纳谏言就可以了,怎么说难呢?”魏徵说:“看一看自古以来的帝王处在忧患的时候,便能任贤纳谏;一到处于安乐时,必定懈怠了,并且使进言议事的臣子感到畏惧。这样一天天发展下去,最后国家便灭亡了。圣人之所以能居安思危,就是这个缘故。处于安乐而又要忧惧危亡,岂不困难?”这段话也就是《十思疏》的基本观点。魏徵始终坚持用这个观点说服太宗,就在写《十思疏》后一年(贞观十二年),有一次太宗又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哪样难?”房玄龄回答是“创业难”,魏徵却说:“从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一个不是在艰难时得到天下,处安逸后便失去天下,还是守成难啊!”太宗终于同意了魏徵的意见,说:“玄龄和我一同打天下,百死一生,所以知道创业难。魏徵辅佐我安天下,常常怕我富贵了就骄奢,疏忽了就生祸患,所以知道守成难。然而现在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守成的艰难正是值得我们大家警惕的!”《十思疏》的主要思想就是提出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必要性。“贞观之治”的后期之所以没有多大反复,就是因为太宗在一定程度上听取了魏徵的这一劝谏。我们今天之所以取为借鉴,其原因也主要在此。

在前面的分析中提到《十思疏》的主旨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因为全文除了说明居安思危的必要性外,还阐明了怎样居安思危,“十思”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而“戒奢以俭”是“十思”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如果说作者在第一段是用“戒奢以俭”来概括“十思”,说明怎样居安思危,那就是以偏概全,不合逻辑。魏徵的奏议一向以剀切见称,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漏洞呢?原来这是选文家误删造成的问题。《古文观止》和目前各种唐文选本,大都采用一种经过“删繁”后的《十思疏》,本文也是以此为据进行分析的。对照《贞观政要》《旧唐书·魏徵传》《全唐文》所载原文,在“戒奢以俭”后原有“德不处其后,情不胜其欲”两句;在第二段“承天景命”之后原有“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两句。联系第一段开头提出的“必积其德义”和第三段的“宏兹九德”,可见魏徵始终是以“积德”来概括说明应该怎样居安思危的,可见作者的思维是严密的,只是选文家作了不适当的删削。但是“戒奢以俭”毕竟是“积德”的一个主要内容,所以我们在分析时权且借用此原文同“居安思危”一起引来,说明文章的主旨。更准确地说,这篇奏议的主旨应该是阐明了居安思危和积德戒奢的道理。

《十思疏》也是一篇很好的政论文。宋以来就受到文选家的重视,但其文学价值往往被政治价值所掩。其实它在写作方法上也值得我们借鉴。魏徵是初唐时有名的文学家,他的诗歌古朴,散文也不受骈俪的约束,和同时的人比较,他受六朝以来浮艳文风的影响较少。唐人奏疏很多,传颂至今的只有魏徵、狄仁杰和陆贽几家,魏徵是以敢为而被称道的。《十思疏》是一篇骈体文,唐代奏议习惯上都要用骈文写,就是后来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韩愈也还用骈文写奏章。然而《十思疏》与当时流行的骈文不同。一方面它充分利用骈文对偶、排比的形式来表达真情实感;一方面又敢于突破骈文的形式束缚,它一不避三排,起句就是三句组成的排比句;二不避首尾虚字,如虽、终、诚能、何必、手、也、哉等;三不避散句,如“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等。所以它只能算骈散间行体。同时《十思疏》不用事,不用典,不咬文嚼字。魏徵虽然还是有名的史学家,《十思疏》却看不到他作繁复的引证,也没有僻词典语,只用了两个浅显的比喻。语言朴素自然,精练鲜明。这是同当时追求形式的文风背道而驰的。魏徵这种敢于冲破落后传统的束缚,不拘一格的创造精神,在骈俪风气占统治地位的初唐时代更显得难能可贵。

(选自《古典文学名篇赏析》续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赏析五:


第一段,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切中要害,振聋发聩,令人警觉。

第三段,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

“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纵欲;“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有尺度,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句句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作者赏析:
魏徵(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唐代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少孤贫,有大志,留意纵横之术。隋大业末,参加李密义军。后随李密投唐。初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常召入内室询以政事得失。魏徵知无不言,敢于直谏,史以“诤臣”称之。迁秘书监、门下省侍中,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世称魏郑公。死后赠司空,谥文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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