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的文学进程

任何一个时代作家的劳作，都受着以前各个时代的制约；先前的范例在起作用；各民族的各不同的天才人物，各种方向的对立以及才能的多样性都在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任何一个时代里，诗艺的全部成果都摆在眼前。然而，近代诸民族的文学却有着一个分为若干典型阶段的共同的发展过程。

诗艺首先被较小的政治和军事共同体的精神所规定。诗艺在抒情诗中表达的这个社会的精神。诗艺从神话、英雄事迹和英雄的历史传说中吸取它的天然粗犷的叙事作品的母题。 诗艺的典型的行为过程和人物性格体现在这个社会的各种理想。想象受着心灵的共同性的制约，从这种心灵的共同性出发，个人在说话，在思考，在行动，在创作。于是，文化程度提高了；复合而成的国家体制产生了；在教会的统治下，基督教的思想和古罗马文明被综合；诗艺的素材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古代的艺术形式也一直有效地流传下来。尽管有着基督教禁欲理想的强有力的教育，世俗生活仍然在发展并且要得到其自主性。由此出现了对这整个发展过程的明确综述，它们常现于骑士的抒情诗和叙事作品以及民族的长篇叙事诗中。在法兰西的叙事艺术中，在沃尔夫拉姆的《帕齐法尔》中，在《尼伯龙根之歌》中，在但丁的《神曲》中，中世纪本身成为具体的了；已经在这个世界中客体化的普遍精神，如今以叙事作品的形式来解释这个世界。曾经创造了叙事作品的素材的，是想象；如今，赋予这些素材最后的形象的，也是想象。主宰这些想象的，是精神。这精神占据社会、渗透各种封建政治秩序、表现为教会的信条，甚至在教会理想的反对派那里，想象同样受这一（精神）对立物的制约。而人尚未能够历史地、自觉地思考他的历史地位。人附着于即成事实，地理和历史视野限制着他。想象被典型地、因袭惯例地创造着。因此，使广阔生活具体化的努力还一直以叙事作品为其形式。

从十四世纪中叶直至十七世纪中叶，是伟大的想象艺术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人们经常讲述，通过各门艺术的共同作用，如何深入到世俗的内心生活中去、又如何发现了自然和生活中的意义和美。只是在这一过程中音乐的地位却尚未有人给予正确的评价。 在这种情势之下，产生了彼特拉克、洛卜、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对于想象在这种文学创作中的主宰而言，音乐与绘画对它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文学创作始于神学体系遭破坏之后。这个神学体系曾用它的虚构的形式和实体之网罩住了天地——连但丁也还被困在这个网里。这种（想象）文学创作结束之时，正是由伽利略和开普勒发其端，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连同其现实与诗艺之间的诸概念的新秩序出现之时。故而这种文学创作不再在天国寻找生活的意义，但尚未通过习惯科学的思维而把锚牢牢地固定在现实的因果关系中。这种文学创作着手从生活外表本身，从产生于生活外表的生活经历中建造起一种意义的关联，并在这种关联中倾听生活的节奏和旋律。

从这种新的立场出发看到的生活，是在生活的财富和力量中成长起来的。这种生活首先在在意大利诸共和国内被感觉到。但是，在西班牙、英格兰和法兰西的伟大王朝时代，这些强有力的个性、充满力量的思维以及迅猛有力的行为才有了最自由的施展空间。民族的实力感提高了所有的生活外表。在一个辉煌的贵族和君主制的社会里，发展起了表现自身、赢得统治、理解个体生存的艺术，在各国首都集中了文化、工作以及对强烈的生之欢乐的追求。就这样，生活本身迫不及待地要成为戏剧。

在这样的环境中，作家的想象便按照一条新的内在的法则来塑造它的世界。在文学中，独立的、不受历史环境约束的人的典型崭露头角。这种人周围的地平线是无尽头的，作家必须同一种强有力的生活竞争，以期借更加强有力的影响来超越生活。就这样，以意大利为肇始，崭新的伟大风格应运而生，它力图说出生活的丰富充实，世界的多种多样以及最新领会到的世界的美——而且是在语言的音乐里（这种语言的音乐一直延伸到散文领域），还在独立的情调和场景的绘画造型中，这样的造型是阿里奥斯托、塔索、卡蒙斯和塞万提斯的共同之处。在作品的结构中，事件的因果关系——这是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坚固支柱——变得模糊以利于源自想象自由的更高的法则生效。在这样的整体中，人获得了新的地位。由于人同固定的、超越经验范畴的秩序和超感性实体的形而上王国的关系退居到次要地位，而日后的科学教育所概括的那种同复杂化了的自然和社会的关联之间的关系又尚未鲜明地处于突出地位，故而个体便有了一种同神的力量的直接关系。个人的能量仿佛直接从神创力量的深处涌出，按照它的本质的法则，在没有约束或局限的生存环境中畅行无阻，横穿生活。这种文学创作里，所有的光都投向个人的生命价值，投向文学作品所包容的局部世界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