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从封建到诸国
周公创建了封建制，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都给改了，而且改的还如此的进步，开创了西周三百年的和平与稳定。这是多么伟大的功绩，然而在本节的开章第一篇，题目却是《不要把历史人物看的太重要了》，通过对本节的通读后，我想杨照先生的意思，大概是不想让读者在本节周公的辉煌功绩中，忽略掉了历史发展的其他因素。
我从上本书《新石器时代与中国国家起源》谈起，一路下来，几乎没有谈到什么人物，这也是开篇我们所提到的看待中国历史，我们想带大家走一条不同的路，我们不想用人名来串成一段段历史的更迭。因为陈胜吴广，发生了秦末大乱，因为唐明皇不爱江山爱美人，导致了安史之乱……， 这种因为谁，发生了什么，使得我们在看待历史时，往往屏蔽了它的背景。
清朝由盛而衰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绝不是乾隆与和珅两个人名就能够解释清楚的。大家只看到了“抄了和珅富了嘉庆”，大家没看到的是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业的巨大变化。东南亚好种又高产的籼稻引进，使得这块土地能够生养出三倍的人口，没有战乱又大幅降低了死亡率，造成了中国人口的爆发。明末中国人口首次破亿，到了乾隆五十五年，直接突破了三亿。人多地少，必须精耕每一寸土地，才能养活家人。年轻人的比例大幅提高，没有出路的恐慌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使得原有的社会机制失灵，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开始逐步瓦解。
新中国成立后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和平安定带来的是惊人的出生率和大幅减少的死亡率。年轻人在城里找不到出路，待业青年成了那个时候的流行词语。上山下乡、计划生育解决的都是人口问题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所以看历史应该有不同的角度，人物是一个角度，但是离开人物还有更大更丰富的历史。
本节讲的是从封建到诸国，还真绕不开一个人——周公。周公是第一位真正的历史人物，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古代史中的许多人物明显介于神话与事实之间，比如造字的仓颉，传说他龙颜四目。要真长成那样，放在古代那是龙颜，放现代那是残疾。他们的故事中有太多不可信的部分。而周公不一样，我们对于周公史料的掌握，超过在他之前的任何人。他绝不是后世拼凑起来的神话。在周公之前，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是集体性的，因为那样的环境还没有足够的条件，让个人能够发挥较大的力量。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在关键时刻做出关键决策，并且创造了百年以上长远影响力的人物。
史料上无法确认武王去世后，周公是以摄政的身份掌控年幼的成王，还是自己称了王。总之，二次东征之后，周公做出了两个布局。第一步，周公在平定管蔡之乱后，新建“成周”作为在东方的大本营，在成周布置了“西六师”，也就是将从西方周原带过来的最能信赖的六个军团的力量，放在这里压阵。第二步，往东一点，建立了新据点“卫”，在这里周公布置了更庞大的军力——殷八师。卫，看字义就知道，它的作用是保卫成周的。这是个战略要点，因为这是商人原来的一个政治中心（殷），所以殷八师这八个军团，是专门看管防守这一带的。派康叔去建立“卫”，既是二次东征后续的自然发展，也是封建的开端。以此为模式，越来越多的东方领域被分封出去，周人的势力也就通过分封建国的步骤不断向东开拓。
那周公又是怎么想到武装殖民的呢？有两个重要人物给了周公启示，一个是公刘，另一个是太公。这两位都是周人的先公。依照周人自己的说法，公刘之前，周人流窜于戎狄之间，是公刘带他们渡过渭水，到达“豳”，也就是关中平原。《诗经•大雅》中清楚地描述了公刘将周人带到这里，赶走了当地的原住民，开辟出一块新的农业土地。那太公呢？太公再度带领众人迁移来到岐下，也就是周原膴膴的周原，周人来到之前，在这个地方有“混夷”居住。太公带领周人赶走了可能并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混夷”，将这块肥美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为周人创造了更繁荣的生活。将公刘和太公的故事放在一起看，我们赫然发现，原来周人有武装殖民的传统，至少存留着武装殖民的鲜活记忆。他们的崛起就是靠两次关键的武装殖民，第一次在公刘的带领下周人打下了“豳”，第二次在太公带领周人打下了周原，打下之后的垦殖生活大大的提高了周人的生活水准。于是周人有了一个概念，当发展遭遇瓶颈困境时，武装殖民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周人的这段历史，应该是给了周公决策上的启发。
周公的智慧不仅在于决定在东方布满封建区域，更在于选择派什么样的人，到什么样的地方进行封建。我来我见我征服，还要我垦殖。一步步辛苦前进才能完成封建任务，继而产生了西周时期林立的诸“国”。这是周人的政治智慧，也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明奠定坚实基础的根本理由。周人是一群政治奇才，他们最早意识到了什么是统治。周人统治的策略，是分封。
周公的第一个策略是“大封同姓”，将同族的周人作为封建动员的核心，没有人喜欢到陌生的、危险的地方去，更没有人喜欢到不熟悉，没有把握的地方去打仗。周公给于明确清楚的动机，如果能将这个地方征服下来，那就是你的，你不是为任何其他人冒险犯进，你是为了你自己，就像当年刘公带领人找到新根据地发展一样。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所有姬姓的周人都被动员了起来，成为了一个个小公刘、小太公，组成了武装部队，向东方去征服陌生的土地。
周公的第二个策略，是寻求其他古氏族的势力合作，让他们成为这个体系的第二圈，在这里封建成了拉拢古氏族和他们建立关系的手段。
周公的第三个策略，是让两次战败的商人也在这个体系里取得正式的地位。一部分殷遗民被分配给了其他封君，让其他封君带着一起去进行武装殖民。另一部分殷遗民继续留在商人的核心地区，将这个地区也建立为一个封国，就是后来的宋国，立微子启为封君。看到这儿，我不得不佩服周公的智慧，这两手策略，有效地解除了商人残余势力对周人的威胁。
周公用这三层策略建立起来的封建体系，使得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的部落，随着封建的拓展，也就被慢慢的纳入到各个封国之中。
封建制确立下来了，还得有政治制度来控制它。周朝的政治制度主要有三种，昭穆制，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
昭穆制我们在前面讲过，这一代属于昭，下一代就属于穆。父亲和儿子永远不会在一个集体中。台湾的原住民有个猎人部落，里少年长到一定的年纪就离开家住在会所里，和同龄的少年们一起成长。如此以来，他们同辈之间的情谊甚至会高过对家庭的认同。等长大了一起去打猎，遇到猛兽互相帮助，彼此保护。一起长大的同伴是最值得信任的人。周人的昭穆制也是着眼于辈分的认同。同辈的人组成一个团体，团体内部共权合作精神，这样的制度起源很早，在周人发展的过程中，一度没落荒废，却在周公手中有意识的予以以复兴并扩大。昭穆制将周人按辈分组成特别的二元社会，在仪式上，“昭”辈和“穆”辈固定的左右分列。在精神上，同辈形成一个团体。例如，祭拜祖先时，我祭拜的不是我爷爷，而是我爷爷那一辈的所有兄弟，如此强调同辈的平等身份，其实就是权利均分。所以《诗经》里出现了诸父诸母的说法。
周公为何要有意复兴扩大昭穆制？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阶级分化，不同阶层的人有不一样的利益认同。武装殖民离乡背井去陌生的地方，忍受各种未知的考验与折磨，收获发展却是个未知数。贵族还好说服，知道扩张的必要性，他们也明白封建成功了，成为封国的国君可以带给他们多大的收益。但是位于权利底层的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已有的安全保障，去参与追求看起来没什么切身好处的事业？周公的另一个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就在于看到了这个问题，并用昭穆解决了这个问题。周公将在阶层分化中的贫民阶层拉拢了回来，给他们参与封建大业的动机，不至于将封建视为有权有势人的事，与他们无关。
周公的政治方案除了复兴昭穆制之外，还创立了“大小宗制”，“大小宗制”和昭穆制形成了既相反又互补的关系，什么是“大小宗制”？十二个字就可以简单说明：“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大宗”的定义是父亲传到嫡长子，那就是从最前面一路往下记录，永远的持续累计添加。那么“小宗制”就是除了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兄弟们，这一支在族谱上记录五代之后，就不用记了。
昭穆制强调同辈共权，让每个氏族成员都觉得有归属感。而大小宗制则是用来分辨出在共权中权利的高下。在同一辈中，听谁的，就先看事件牵扯到哪一“宗”，这一“宗“里的“大宗”说话有分量，“小宗”就别罗嗦了。也就是说，你有多大的权利，是由你的族谱上的位置来决定的。大小宗没有暧昧空间，没得商量，如此提供了这个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决策安排，避免了许多纷扰和斗争。
那么问题来了，昭穆制创造权力分享，大小宗制又规范了绝对的权力划分，两者的精神是相反的矛盾的，如何让这两种权利并存呢？《诗经》中有两句话总结了基本做法，那就是“祭以尊尊，宴以亲亲”。
在祭礼的安排上，会明确的显示每个人在“大小宗制”里的地位，大宗为尊，小宗按照和大宗之间的亲族关系远近来分配距离，超过五世的，在这场祭礼中就完全没有位置了。但若是“宴飨”时就不一样了。吃饭喝酒不讲究关系远近。换句话说，祭礼依照大小宗制严格区分地位，宴会则依照昭穆制的精神，让同辈充分融合。而且绝大多数“祭”之后就会有“宴”，如此一来，尊卑高下和共全平等，两种原则先后发挥了互补作用。
周人的第三个政治制度——嫡长子继承。周人很早就有嫡长子继承的惯例，这个惯例到后来设计的更详密了，形成了“嫡、长、贤、卜”四种原则。“嫡”，就是正妻所生，“长”就是看年龄，“贤”是看才能，“卜”是如果前三个都决定不了的，才进行卜问。卜排到最后，清楚反映出周人强烈的人文精神，人间的事儿最好还是用人的道理来解决，非不得已才去问卜。
为什么要讲昭穆制和大小宗制呢？因为只有对这些背景有所了解，我们才能比较准确的解读周朝的考古资料。例如，1957年出土的虢国墓，我们惊讶地发现，同在“姬”姓宗族的墓地中，贫富有巨大的差异。任何社会，尤其是看重葬礼的社会，很难出现这种状况。富人一定是埋在富人区的，和穷人区别开来，才能彰显富人的地位。然而，看周朝姬姓宗族的墓地，贫富在一个墓地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传统的昭穆制仍然在发挥作用。即便在穷困潦倒的人，只要属于这个宗族，在宗族家庙里，就享有位置，就有权利葬在这里。
再说大小宗制，周人之所以能够在四十年间让封建遍布各地，靠的就是大小宗制的作用。简单的说，一个家族里只要在嫡长子之外多生一个男孩，就确定会多分出一支往外扩张的势力。
等到大部分合适地区都布满了城，封建就无法继续向外扩张了，这是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周朝的基本性格从外向型转为内向型的开始。大约从周共王时代开始，在金文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城与城之间的兼并。在西周中叶时，在目前被叫做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大概分布着上千个自给自足的城，然而到西周结束，国的意义就改变了，它不在是一座城，而是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城的组合。又花了五六百年的时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终于彻底取消了国的复数意义，这一整块土地就一个国，就是由秦国转化而来的帝国。
历史上还有两件事与周公有关，一个是周朝从哪里算起，一个是在周公手里奠定了王官学的系统。周朝从哪里开始算呢？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学习，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应该从周公二次东征成功之后开始。但传统上周朝的开端即不是一次东征，也不是二次东征，而是远溯到周文王时代，可周文王那个时代并不是王，是西伯昌。商人不得不承认周人的力量，分给他“西伯”的尊号。但另一方面，西伯昌却被商人幽禁，甚至很可能死于商人之手。从西伯昌到周文王这个称号是周公设计安排的。武王死后周公当政，他主导决定给哥哥“武”的谥号，同时追封给父亲“文”的谥号，于是从称号上将周王往上延伸了一代，这才有了后来将周朝从文王算起的传统。
周公的做法抬高了父亲，也抬高了自己。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父亲的成就还要看儿子都做了什么，儿子的最高地位就自然的投射成了父亲的最高地位。于是，在宗法制度中，父亲有了教育的压力，有一句话“子不教父之过”，三千多年前周公用这种方式重新定义了父子关系，使得宗法制度更加完整。而这份原则，这份精神价值也就成为了中国文明结构中的核心部分，一直到今天。
周公不仅将父亲追封为王，而且决定其谥号为“文”，这是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哥哥的成就是以武力打败了原来的共主，推翻了商人的统治地位，这很明白，那么父亲的成就以“文”来总结。也就是在说，周朝的成立是以一套人的教化为根基的。周人不是靠武力完成大业，在武力背后，甚至说在武力之前，有“文”，有一套新创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系统。
这就是王官学，王官学是姬姓子弟标准的训练内容。我们真的不能不佩服周公的远见，他思考了让封建制能确实运作的各个环节，做了环环相扣的安排，要不然封建制绝对不可能绵延几百年。王官学的教育内容和封建制紧密联系。从周公到孔子，经过了差不多五百年，而孔子的一切思想源头，仍然是这套王官学。这真是个惊人少见的人类经验，周公的教育理念与教育设计稳定的存在了五百年，以至于到了孔子，还都是言必称周公，以恢复周公的理念，作为自己的终极梦想。
那么，什么是王官学？下节课，我们就具体来讲，《王官学与诸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