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大概是现代人永远都避不开的话题。家里有汽车，妈妈和外婆有她们各自的电动车，我有我的自行车，弟弟也有一辆。而在这一辆辆车上发生的事情，也能算的上是一种生活的缩影。
我的第一辆车是一辆学步车，我的主观记忆中并没有它的存在，只是在照片里看到过它，但印象也模糊了。所谓学步车，望文生义就是帮助婴儿学习走路的车，底下装有四个万向轮，上面是一个塑料圈，中间的洞下面有一块布，和塑料圈项链，相当于一个坐垫。而那个塑料圈的前方装一个杆子，挂上一些新奇的玩具，小朋友在里面，看到前面有玩具，就迈开步子向前走，就像阿凡提用一根长杆栓了一根胡萝卜，挂在毛驴的前面，毛驴看到萝卜就不停地往前走想要吃到它。或许在这一点上，人和驴之间有一种生物本能的共性。
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拥有了一辆小自行车，红黑配色，后轮旁有两个辅助轮，那时我这个年纪的小男孩大多都会有这样一辆自行车。在我那本厚厚的相册里，有一张我骑着这辆小自行车的照片，双手抓着自行车的握把，照片里的小男孩笑得多么开心，对他来说，胯下的自行车和肩上的清风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了。照片中，妈跟在我后面，她穿着一件米色的衣服，虽然背景已经虚化，但仍然能看出她脸上的笑容。那时的快乐是很单纯的快乐啊，不像如今，已经很少有那么发自内心的快乐和笑容，就算有，也不是那么单纯的快乐。
如果你在我大笑的时候问我：“你开心吗？”，我一定会告诉你：“是的。”但你若再问我：“只是开心吗？”我一定会张着嘴看着你，因为当我努力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快乐已经离我而去了。总之，二十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成为“大人”，而成为“大人”的表现之一，便是你发觉自己的哭和笑都不那么单纯了。
六岁的时候（我很确定那年我六岁），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已经能骑着车在一块空地上绕圈了。我骑的是一辆蓝色的自行车，轮子大概只有十六寸，但陪伴了我接下来的六年。那辆自行车是舅妈的，准确地说，是前舅妈的，她和舅舅离婚之后，没有带走这辆自行车。于是，这辆小轮子的女士自行车就成了我的专属交通工具。
我骑着这辆自行车在街巷间穿梭，我的玩具大多数在上小学之前就遗失了，再加上每天只被允许看半个小时的电视，于是我把大量的课余时间都花在了骑自行车上。起初，我只是在外婆家旁的空地上绕圈，后来，隔壁的超仔和鑫仔也学会了自行车，我们自然而然地组成了“三人组”，出发去探索社区了。我们从社区的东门出发，从不同的路径到达西门，我们熟知这里所有的道路，当时的我为此深感自豪。
小学时，我写过一篇作文，大概是说，我骑着车上了马路，却发现所有的车子都和我“对着干”。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我并没有骑着那辆小车上过马路，就算之后我开始骑着它上路，我也从来没有逆行过，全篇作文只是我为了完成作业而编造出来的而已，为了使事情看起来逼真，才自作聪明地加上了“逆行”这一情节。后来我的作文老师上课时讲到，什么都可以是假的，小说可以是假的，诗歌也可以是假的，说明文、散文、杂文，都可以是假的。我对此深感赞同。
初中的时候，我算是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蓝色，24寸的轮子，是妈带着我去买的，花了四百块。我骑着它去上课，去书城看书，在家和外婆家之间往返。最让我觉得厌烦的是每周六早晨去上英语课，每次要早早起来，迎着朝阳骑三公里，在夏天一定会让你大汗淋漓。我看着教室里的钟，多么希望它过得快一点，我看着秒针又走了一圈，知道又过了一分钟。
那辆车时常掉链子，也正因如此，我学会了如何把链子装回齿轮上，自行车的链条是很脏的，润滑油、灰尘和污泥混在一起，每次都把我弄的满手乌黑。最严重的一次“掉链子”，是在我去上英语课的路上，它前胎的内胆跑了出来，把前轮缠死了，我不得不提着它走过余下的一公里。而这次事故，也让我更不愿意去那里上英语课了。我开始迟到，从刚开始的五分钟，到后来渐渐迟到一刻钟甚至半小时。我和妈说，我不想去了，妈只是表达了她的焦虑，重申了我英语成绩的现状，在结尾加上一句，不去怎么行。后来妈接到了老师的电话，大概是说我最近老是迟到，第二个周末，妈亲自开车送我去上课。那天早晨，我坐在车里，脑子里却想着如何“逃走”，车停在了红绿灯路口，只要在这个路口左转，就到了那家培训机构，我心想：“此时不待，更待何时。”立刻打开车门就往另一边走去，我一手按住我的挎包，一来不让晃动影响我的速度，二来表现我心中的坚定：我不想去上课。最终，在另一个路口，妈开车追上了我，开窗喊我，让我上车，我开门坐了进去，妈关上车窗，伏在方向盘上哭，哭了一阵，就掉头带我回家了。
那天我在车里，透过车窗看着灰蒙蒙的天，看到江边的柳树，看到冷漠的大楼，看到红绿灯变换着颜色，我不知道这些都意味着什么，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正如鲍勃·迪伦在给他情人的信中写道：“这儿什么也没有发生，狗在等着出门，贼在等着老妇人，孩子们在等着上学，条子们在等着揍人，每个人都在等着更凉快的天气，而我只是在等你。”
我也只是在等着回家，回到我的房间，把房门关着，听着音乐继续看小说。
这辆自行车最后毁在了2013年余姚的洪水中，当时架空层里的水位高到能淹没大多数的成年男子，如今仍能看到大水留在墙壁上的痕迹。自行车在水里泡了七天七夜，早就已经烂透了，最后被妈当做废铁卖了。
还没上高中，我就有了一辆新的自行车，这辆车是爸带我去买的，花了九百块，依然是蓝色。铝合金的车身，车行的店主送了一个车尾灯，一个挂包，一块挡泥板，至今仍然装在车上。这辆车陪我度过了一整个高中，和之前那辆车不一样，我从来没有骑着它去上过课，因为高中的第一节课外辅导班就被我翘了。
高一刚开学，妈就给我报了辅导班，依然是英语。上课的时间是晚上六点半，我在外婆家吃了晚饭，背着包骑上车出发，我和妈说，我去上课，但实际上，我只是骑出去饶了一个圈，然后直接回家了。我清晰的记得，那天正好是广州恒大对阵大阪钢巴的亚冠比赛（我特地查了这场比赛的时间，是2015年9月30日，这证明我的记忆没有出错）。于是，晚上七点半，本应该在上英语课的我，却坐在家里看着足球比赛。其实我早就忘记了那场比赛哪一方赢了，但我从那一年广州恒大夺得了亚冠冠军这一事件来推断，那天是恒大赢了（确实如此，而且是主客场双杀）。比赛开始不久，妈回来了，她用她招牌式的“瞠目结舌”的表情表达了她内心的震惊和愤怒，但那晚她什么都没有说。之后，在我三年的高中生活中，妈再也没有给我报任何课外辅导班，当然我也没有再想报任何辅导班。
没有去报辅导班，并不意味着我对于学习一点都不上心。没有辅导班，我就经常去图书馆自习。不管严冬还是酷暑，只要我去，我一定在图书馆开门前到。图书馆下午一点半开门，于是我时常会提早一些出发，去买一杯奶茶。夏天我会买一杯大杯去冰的珍珠奶茶，而冬天就买热的。我不喜欢尝试新的口味，可能因为我懒的去思考吃什么，也可能是因为我会对新事物格外的挑剔，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我会一边写作业一边享受那一杯奶茶，只不过我的钱不多，只能支持我偶尔的消费。在正午的阳光下，看到奶茶挂在我的车把上，杯中的液面光滑如镜，杯身上冒出细细密密的汗珠，便是我在炎炎夏日里最充实的时刻。
说到这里，有一条路便不得不提，那便是北滨江路。高中时，我已经不满足于骑着车在社区周围打转，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要顺着姚江骑下去，看看是否能找到姚江的源头，于是我沿着北滨江路向西骑，骑了四十分钟，公路就到头了，再往前就是一滩泥地，上面是被挖掘机履带轧过的痕迹，那天正值雨过天晴，池塘里的青蛙杂乱而又密集地叫着，地表的沟壑里积满了水，时候又恰好到了傍晚，天空中有一抹晚霞，那积水中也有一抹。我那时想，那积水那么脏，倒映出来的晚霞竟要比那天空中的更澄澈。不经意间，我想起了《倔强》里的一句歌词：”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或许眼前的世界就像是这肮脏的积水，那么绚烂的晚霞又是什么呢？
和西边的尽头不同，北滨江路东边的尽头有一座公园，那里有色彩艳丽的霓虹灯，有规划的错落有致的园林树木。每每经过，我都会放慢速度，静静地感受着夏夜的凉风，让它拂过我的全身。路的尽头有一堵墙，我在那里停下车，走到岸边，望着江上跳动的浪花在月光下闪闪发光，水波拍打堤岸的声音隐隐约约，我仿佛能顺着河流听到海浪扑在沙滩上的声音。我有时会想跳下去，但我知道那很危险，我可能会死，所以我绝不会跳下去，就像我坐在窗台上，知道跳下去会死，但我绝不会跳下去。在没有边际的夜里，我突然觉得，这里有一份宁静是属于我的，于是在之后的高中时光里，我经常骑车去那里，有时是在和家里人闹矛盾之后，有时是在考试失利之后，有时又不需要什么理由。我在日记里把那里称作”埋着孤独的地方“，而现在，我更愿意把那里称为“一个安静的地方”。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最后一次去了北滨江路的东头，想以此作为一个告别仪式。我惊奇的发现，这条断头路竟然已经通了，我往东边的黑暗中望去，那里有车灯闪烁。我发了一条说说：
埋了那么多孤独与怨恨的断头路也已经通了。
也该通了。
那时我只觉得“路通了”对我即将要参加的高考来说，是一个好兆头，可我没想到，通的那条路上写满了孤独和绝望。
自行车在我二十年的生命中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们更像是伙伴，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就像阿凡提的毛驴，哈哈）。轮子不知疲倦的一圈圈转着，任我驱使，它们是值得信赖的。
虽然我从不把自行车简单地当做交通工具来看待，但对于汽车，我的看法就很纯粹，它们只是机器而已。
我最早有关乘坐汽车的记忆，是跟着外婆去慈溪的阿太家（外婆的母亲）。那个时候，有人售票的城乡公交还很常见，售票员通常是一个中年的大妈，背着一个腰包，里面装着满是皱纹却叠的很整齐的纸币，另一个夹层里装着硬币。粗壮的小臂紧紧抓着杆子，把乘客的钱装进包里，再从包里摸出钱来找零。她们通常有着一副大嗓门，喊话的时候，唾沫星子飞溅，那个时候我觉得她们很不文明，后来我知道，那是因为交感神经兴奋，唾液变得粘稠。我不喜欢她们，绝不是因为她们的大嗓门，而是有一次，我的个头差不多超过了一米二，那个售票员为了证明这一点，进而让外婆掏钱给我买票，十分粗鲁地把我拽到公交车前门的杆子旁，把我的头靠近杆子上那条标注了“120cm”的红线，又理直气壮地说道：“侬相相看，老早超过一米尼嘞。”。那天，外婆攥着我的那张“半票”，用一种欣慰的语气自言自语道：“居然要买票了。”
我们家最初是没有汽车的，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瘦瘦的电动车，那辆电动车年轻时就身材娇小，到了晚年更是老态龙钟。外婆偶尔骑着它接我放学，我看着所有的自行车、电动车都一个接着一个地超过我们，就跟外婆说：“我跑的都比你骑得快。”外婆很生气，嘀咕了我一路。
大概是在一个春天的下午，舅舅开着他朋友的车带我去兜风。我摇下车窗，阳光从樟树叶的缝隙中溜进来，又从车窗钻进车里，在座椅的皮革上闪烁。舅舅在一个路口转弯时，打了半圈方向盘，他的动作流畅而潇洒，我立刻感受到了离心力。
2006年，舅舅买了第一辆汽车，是一辆银色的奥迪A6，我对于年份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那年我正好上小学。我关于那辆车的记忆并不多，只是偶尔坐过几次。没过几年，舅舅买了一辆新车，一辆黑色的奥迪Q7。那个时候我能叫得出型号的车，也只有奥迪A4、奥迪A6、奥迪Q5、奥迪Q7，由此，不仅能说明我是一个对车不感冒的人，也能看出舅舅先后两辆车就构成了我脑海中私家车的概念。因为这辆车的牌照里含有“502”三个数字，于是，这辆车被妈称作“胶水”。每次在外婆家门口，看到这辆黑色的Q7在狭小的弄堂里飞快地驶来，妈总是会激动地向我和外婆招呼：“胶水来了！胶水来了！开饭了！“
我虽然生在余姚，但初中和高中都在宁波就读，每周末的接送任务也算是一件”劳民伤财“之事。妈有时抽不开身，就由舅舅来接我。舅舅的车里有一股烟味，那味道早就和车多年相伴，与车融为一体了，无论舅舅用多贵的空气净化器都不能将其根治。于是，当车窗缓缓关上，外界的声音”咔“地一声，像是被装进了罐子里，那股烟草的香味，就开始从座椅的皮革中缓缓渗出，充满整个车厢。我向来不喜欢那股烟味，而如今我称其为”香味“，只因为偶然一次坐舅舅的车回余姚，我坐在车上，闻到了淡淡的烟草味，让我感到心旷神怡，于是我用鼻子用力地嗅着，贪婪地把车内的空气吸入鼻腔，我感受到那股凉凉的空气夹杂着淡淡的烟草味进入我的鼻道，在到达喉咙前变得温暖而缓和。
冬天的夜色来的很快，还没下高速，天就完全黑了，车里的按钮亮起红色的灯，在黑暗中十分醒目，时速表上红色的指针缓缓的波动着。我和舅舅都没有说话，舅舅不是个多话的人，我也不是，于是我们都沉默着。减速，转向，又加速，窗外的光影倒退着，像极了《重庆森林》里那种迷幻的灯光。
慷慨激昂的演讲固然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但沉默却更有深意，毕竟海洋先得浩瀚，才能涌起大浪。
今年寒假里，疫情的”龙卷风“到来之前，我至少已经开了一百公里。而这一百多公里中，大多数的路程是往返于泗门的奶奶家和余姚市区之间。爸因为工作原因，过年并没有回家，于是我便承担起了这一”大任“。我坐在驾驶座上，就像爸以前那样。爸的风格和舅舅不同，他喜欢和我在车上聊天，特别是在去奶奶家的路上。爸会和我谈论古今中外，也会传授给我科学道理，而我则学校里的那些”糗人糗事“都告诉他。就连车上放的音乐也风格迥异，舅舅的车载音乐基本都是通俗的流行音乐，爸则会听一些古典音乐，还有弗拉门戈吉他。因为妈和奶奶的婆媳关系并不融洽，很少会去奶奶家，所以爸通常只带我去。许多年来，父亲开车载着儿子，而如今，儿子坐在父亲坐过的位置上，开车载着母亲。
在一个周六的晚上，那时我尚在读初中，爸开车载着我从泗门回余姚市区，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听着歌，听到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时，我望着窗外漆黑的田野，我竟然哭了。我坐在后座上泪流满面，把头别到一边，担心爸会从后视镜里看到我。歌里这样唱道：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和会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指引我靠近你。
在将来，我也会拥有我的车，我也会开着车，载着我的家人。我或许会像妈那样，伏在方向盘上嚎啕大哭，我的孩子或许也会曾经的我一样，在后座上捂着嘴呜咽。
如果你问，我们流了这么多眼泪，可人间疾苦并没有因此减轻半分，那么眼泪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我能回答的，只有一个微笑。
一个大大的微笑。
（龇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