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不同，在解放战争后，苏联并没有因为同为共产党而给予中共很多帮助。相反，斯大林极力推销的是他的“联合政府方案”，承认国民政府，试图在国共双方之间保持中立，甚至有所偏向国民政府。
在1945年4月、5月两次与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会谈中，斯大林表示蒋介石是个“无私”的人，是个“爱国者”，但应在政令上对中共让步，换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认为，中国应建立一个以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国共联合政府，国民党有统一的军权，中共获得部分省份的治权。
斯大林此时对国民政府的褒奖，与他之前在雅尔塔会议时反对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时的态度迥然不同。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是因为他这会儿从国民政府那儿占了很大的便宜，现在需要哄着国民政府，来巩固这些既得利益。
雅尔塔会议进行时国民政府并不知晓美苏的私下协定，在苏联出兵后国民政府才知道，也默认了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为了从法理上确定雅尔塔协定的远东方案，苏联在1945年同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附属协定。
除了一系列“友好合作”、“共同对日”的空话外，最重要的是以下几点：
1、日本投降后外蒙古将进行独立公投，国民政府尊重并承认公投结果；
2、长春铁路中苏共管，期限30年；
3、旅顺港为中苏共享基地，期限30年；
4、大连为国际自由港。
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国民政府从法理上承认了雅尔塔协议苏联强加给中国的秘密协定，这无疑是丧权辱国。
蒋介石也并非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条约签订前他派蒋经国去跟斯大林谈判外蒙古的问题。
蒋经国一通“丧权辱国”、“战胜国”、“付出巨大牺牲”的道理还没讲完，斯大林就打断了他，说道：“你所说的（蒋经国索要外蒙古的理由）很有道理，我很清楚。但是，你要知道，现在不是我找你帮忙，而是你找我帮忙（出兵东北）。如果你的国家有力量，自己能够击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要求。可是，你们没有这个力量，那你就没资格提条件，你说的都是废话！”
“我之所以要求外蒙古独立，完全是出于军事战略意图。（因为你的国家如此孱弱）假如一支军队（指美军或是中美联军）从外蒙古进攻苏联，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苏联就完了。”
随后，就是苏联出兵东北。
得知苏军攻入东北后，中共很快做出决定，从晋察冀边区和山东抽调大量的干部和精锐部队，去东北协助苏军攻击日军。
毛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日本坚持不了多久，国民党军队集中在华南，一旦日本投降，东北将形成权力真空，提前抢占东北，对今后的全国局势有决定性影响。
但是由于斯大林此时对中共的态度模棱两可，没有给前线的苏军下达明确的对中共部队的政策，导致中共军队在进入东北时和苏军发生了很多摩擦。
例如：苏军曾一度禁止八路军在苏联占领区活动，击毙东北抗日联军高级将领卢冬生，甚至出现苏军将成编制的八路军缴械的情况。
很明显，斯大林的暧昧态度和苏军的这一系列举动严重损害了中共的利益。
不仅是这些微观军事动向，在中国未来的宏观走势上，毛主席与斯大林也有很大分歧，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分歧一：斯大林主张中共作为在野党加入联合政府，放弃兵权，换取治权，以和平方式与国民党共存。他认为，以中共当时的实力，以武力解决问题必然使中共军队被消灭，使得苏联失去一颗可以制衡国民政府和美国的棋子。
毛主席主张，中共加入联合政府就是要与国民政府平分天下，可以以长江以南的根据地换取华北五省的武装割据。中共任何时候都要以武力为后盾同国民政府谈判，绝对不能放下枪杆子，不然就是自取灭亡。
分歧二：斯大林认为中共的举动应当在共产国际的框架内，即苏联利益至高无上，联合政府必然要推行，这是长久之计。
毛主席主张，联合政府只是权宜之计，如果国民党同意中共武装割据，也就是中共获得华北五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的军权和治权，则可以保持现状；如果国民党不同意，则必须使用武力。
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和王若飞一再追问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如果美军支持国民政府对中共开战，苏联方面将如何反应。
彼得罗夫的答复是苏联不希望看到国共开战，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种局势就很僵了。
但是，就在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关系即将跌入冰点时，东北局势的变化动摇了斯大林的态度。
其实苏军进入东北后，它的期望值远不止帮助中国人驱逐日军那么简单。
苏联占领东北后，大量印发传单，宣传中苏友好、亲如一家。仅远东第一方面政治部就印发了470万份传单，各种宣传材料合计超过9000万份，而当时东三省一共也只有3000万人。
可见，斯大林也是做过黄俄罗斯的美梦的。
这种宣传攻势在初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人确实赶走了日军，另一方面苏军初期的友好政策给了当地中国百姓不错的印象。
但是很快，这种友好氛围就消失了。
一方面是因为雅尔塔协定内幕的公开，全国各大城市都爆发了反苏游行，抗议苏联损害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要求苏军无条件撤出东北；另一方面是因为苏军糟糕的军纪，这些在东欧、德国一路烧杀抢掠的解放者到了中国仍然恶习不改，与东北当地军民屡屡冲突，抢劫、强奸、杀人事件屡屡发生。以致很多东北人感叹，赶走一只狼，请来一只虎。
但是以上只是辅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国军的行动。
得知中共军队进入了东北后，蒋介石非常担心因在大后方“抗战”的国军无法及时前去东北接收，使得共军占据东北。为此，1945年9月11日，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向美军提出请求，借船运兵。即通过美军的强大运输力量，将在大西南的国军运到东北、华北抢地盘儿。
美国政府当即同意，并表示美军可以提前登陆，先占着地方，等国军到了再行交接。这就是抗战胜利后大量的美军吉普车在北京、青岛横冲直撞的原因，都是拜委员长的大后方抗战思路所致。
按照这个计划，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青岛、秦皇岛登陆，国军随后进驻东北和平津。
美军的行动无疑对苏联控制东北的企图是个不小的打击，经历过二战创伤的斯大林不想苏联在此时与美军直接冲突，但是让他就这么退出东北他又不甘心，所以他又打出了中共牌。
在知道了蒋介石的计划后，他建议中共将军队部署在沈阳和山海关，阻止国军进入东北，又秘密命人将保管在沈阳、本溪、四平、长春、安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的日军库存武器和苏军缴获的关东军装备，大部分通过秘密渠道转移给驻扎东北的中国军队。
根据解密资料，这些武器包括步枪30万支（主要是38式），机枪1.3万挺（歪把子和92式），掷弹筒1.1万具，山炮、迫击炮2500门，包括足够支撑两年高强度战斗的物资、弹药，还有大量的日军军服、棉衣、军靴、钢盔，足以武装五十万人。
其实除此之外，日军库存还有坦克300余辆，飞机925架，汽车2300辆，卡车3000辆，除了几十辆坦克和数百辆卡车、汽车被交给了中共军队，其他都被苏军据为己有。
饶是如此，这次援助的意义也十分重大。
虽说这些日制武器在当时来看已经落后于时代10年左右，但是这是成体系化、通用化、系统化的军援，对于后来解放军四野建立完整的军备体系（后勤、保养、弹药供应）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解放军长期使用日制武器，用起来十分顺手。在近距离火力支援方面（迫击炮、掷弹筒、班组机枪），即使相比接受美援的国军也没有代差。
除此之外，由于日本投降前提出的“宁舍本土、保住满洲”的策略，计划是满洲军力要足以支持两年高强度的战争，所以大量的弹药被存储在东北。这让中共军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充足的弹药补给。
以上，就是四野的38、39军在入朝作战初期有巨量日本武器的原因。
不仅提供武备，1945年10月4日，斯大林还以命令的语气致电中共联络人，让他们迅速接收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并派军队集中力量保卫山海关、营口、安东、葫芦岛，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
这是自抗战开始到1945年这十几年中，苏联唯一一次直接大规模援助中共。
听到这一消息，毛主席十分振奋，他立刻电令东北民主联军（后来的四野），让他们按照苏联方案，快速占领要地，控制东北，准备同蒋军战斗。
但是好景不长，这次援助仅仅持续了36天。
1945年11月10日，斯大林突然变卦。他指示在华苏军，从所有中共活动区撤出苏联联络员；
11月11日，苏联单方面通知陈云，苏军将配合国军在东北各大城市空降，期间如果国共双方发生冲突，苏军将站在国军一方；
11月12日，面对苏联态度的剧变，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态度坚决，他说：“（在东北）蒋一定会攻，我们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
听闻中共的态度，斯大林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
11月17日，苏联方面强制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哈尔滨；
11月20日，苏联方面通知中共，从哈尔滨到大连的铁路沿线周边五十公里内，不得驻扎中共军队，不然苏军有权开火。在国军接收东北的过程中，中共军队不得与之发生冲突。一旦国共交火，即视为共军对苏军的进攻。
斯大林之所以在一个月内态度180度剧变，是因为美国的表态。
在借船登陆方案出台之前，斯大林一时摸不准美国对国共双方的态度，所以他鼓励中共去跟国民党争一争。这个“争”的意思是苏军不出面，让共军去当代理人，代表苏联占领东北，以维护苏联的利益。
但是当他得知美军已经在渤海湾各个港口登陆时，认识到美军是不惜自己动手去支持国民政府的，而苏军如果继续鼓动中共占据东北，则很有可能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巩固既得利益、不与美军发生正面冲突是二战后斯大林的基本原则，一直延续到他死。
事后，苏联对延安方面在这一个多月中的表现十分不满。周恩来甚至被迫向苏联方面作检讨，其中就有，“我们不得不承认，与美国人打交道，是我们全新的课题。”
最后，在各方的妥协下，确定了后来东北的基本局势，那就是国民党军队占领哈尔滨、沈阳、长春等要地，控制铁路要线，中共军队则占据周边中小县城，发展根据地。
其实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次苏联变卦事件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
在接收日本武器后，东北民主联军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进东北时，八路军出关人数加上原来的东北抗联和其他抗日武装，总人数仅为15万左右，到了东北之后，发展为19万人。而接收日军装备后，却获得了50万人的装备和大量的弹药。
在出关八路军和东北抗联基础上新成立的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出现了罕见的有武器却没人用的情况。仓促之间不得不加紧扩军，招安了大量的流匪、地保武装，总数约为7万人，使东北民主联军在短时间内扩充到了30万人。这些人没有坚定的战斗意志，打起仗来随风倒。后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中就出现了大量的逃兵、降兵。如果此时与全盛的国民党军队发生正面冲突，胜败未可知。
后面就是解放战争了，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要多说一句的是，现在各自媒体津津乐道的所谓斯大林的划江而治方案，并不是斯大林的本意。
斯大林是很希望看到中共统一全国的，毕竟在自己的侧后方有一个共产党大国，对苏联是没有坏处的，至少他不再需要考虑西伯利亚大铁路被切断的问题。
所谓“划江而治”方案，是在1948年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的。要注意，此时的苏联“驻华大使”是驻国民政府的大使，他提出这个方案就是给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看的，表示苏联在国共内战中并未偏袒任何一方。其实在当时，这是有利于中共的，让美国人找不到直接武力干预国共内战的口实。
当然，在整个国共内战期间，苏联确实没有援助过中共一发子弹、一杆枪。后来入朝作战时，志愿军手中除了缴获国民党的T-26坦克，几乎没有苏制武器。
虽然苏联希望中共统一全国，但是因为之前延安方面屡次对抗苏联的决定，斯大林对中共充满了不信任感。
二战后，斯大林理想状态下的其他共产党政府，是作为苏联藩属国的存在。他让干什么，这些国家就必须干什么。但是在一众新成立的共产党国家中，有两个特例，南斯拉夫和中国。与波兰、匈牙利等依靠苏联力量驱逐法西斯的东欧国家情况不一样，在这两个共产党国家的建立过程中，苏联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南斯拉夫游击队在苏军到来之前就已经站稳了脚跟，全国超过一半儿的领土被铁托领导的武装占领，最后南斯拉夫90%的国土都是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解放的，所以苏联在南斯拉夫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也没有驻军。铁托领导的南共独立自主性很强，双方在1948年彻底翻脸。
中国这边儿则是中共领导的解放军独自击败了国民政府，所以中共的独立性也很强。
一方是控制欲极强的大国沙文主义，一方则是独立性很强的新兴政权，这种形势下，双方的冲突是必然要发生的。
而斯大林要想控制这种局面，就必须让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陷入麻烦中，他再以仗义的第三方的面目出现，才能收纳一个听话且有一定实力的小弟。
这其实并不难做到，只要挑起新中国和美国的冲突就可以了。而且，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转移在欧洲日益激烈的美苏矛盾，让美国人无力在西欧发起针对中国人的行动。
本文出自大鹏人文《朝鲜战场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