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卡141（十月第一周）
读书笔记141--《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2020年9月19日第1次阅读
可读性85分
张宏杰
这本大作9月便已读完，但笔记则今日才动笔。一是因为张宏杰老师厚重的历史感大作，需要“学而不思则罔”的消化；二则是又延展阅读了相关史料，与本书相互佐证后，形成自己的观点后，才敢动笔。整本书只有一个中心人物——乾隆。
乾隆皇帝是个很有意思的统治者，他的基因，得自他父亲的那一半的优秀自不待言，爱新觉罗家族的出色素质在此前历代皇帝身上体现无余，极高的智商、极大的自制力、无穷的精力、无比精明的头脑、难以遏制的进取精神。乾隆身上这些素质主要得自于父系。
而从母亲身上得到的是支撑这些强大精神因素的强大身体基础。乾隆皇帝体格之健壮、寿元之高厚，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绝无仅有。在乾隆以前，5位皇帝平均寿命为54岁，而乾隆活到了89岁，比其祖先的平均年龄高35岁。在兄弟当中，乾隆也最为长寿，其他兄弟最长寿者不过60岁，独乾隆皇帝一枝独秀。乾隆一生掌权64年，张宏杰老师用33万字，从时间轴上显现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我们从权利、修身、强盛、颓势、世界五个侧面来窥探下这位“十全老人”。
一、权利
中国式皇权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夺天下的权利。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于被觊觎和窥视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不对这一权利垂涎不已。因此皇权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上。
如果统治者能牢牢掌握权柄，能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保持权力链上严格地分享顺序，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一旦把不住“权把子”，最高权力被侵夺或者分裂，利益分享秩序出现混乱，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无序，各种势力杀成一团。
换句话，如果一块肥肉被头狼紧紧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静的，每条狼都会按地位高低依次进食，相反如果头狼不够强壮，咬得不够紧，那狼群必定炸了窝。
所以专制政治的第一条要求，就是统治者必须“紧咬肥肉”、大权独揽，有效消灭其他反对势力。这不仅让我想到了今日的一些领导者在思想上回退到了这样的皇权时代。殊不知在当今商业社会，自驱力才是活力、激情甚至命脉所在。庆幸自己生在当代。
弘昼生为御弟，专制时代表面上荣幸，实际上却是天生不可触摸政治权利的“政治贱民”。他们虽然精力充沛，不乏才干，一生的任务却只有混吃等死。弘昼在给母亲聊天时，不小心跪错了皇帝哥哥常跪的蒲团，就被重重责罚，罚俸三年。经此挫折，他对政治畏如猛虎，以青春盛年在王府中，终日无所事事、醉生梦死，逐渐心理变态。他常玩一种特殊的游戏，即演习自己的丧事，他高坐院中假扮死人，有王府的护卫拱卫等陈设好各种冥气，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则一边吃供品一边观赏家人、侍从的哭丧，以此为乐。最终活到60多岁老死，算是落得个善终。
弘瞻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也是在给太后请安时跪错了地方，弘瞻被皇帝数过并罚，革去亲王，降为贝勒。弘瞻经过如此挫辱，心生抑郁，居然因此身患重病不治身亡，年仅32岁。
弘昼也好，弘瞻也罢，都是可怜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因为自己内心的不强大，都没有熬过乾隆，都死于乾隆之前。所以在失势之时首先就要拥有心理自洽，学习一些阳明心学、曾公实学，也可以学些斯葛多学派的法门，再不济也要通读《了不起的我》之类半鸡汤半自医的心理学典籍，并且融入到自身，从而拥有一个谁也剥夺不了、谁也无法超越的优势——时间。
戴逸先生说：新皇帝一旦从前一代统治者手中接过权力，他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漩涡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的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栗，而这一切往往会使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头晕眼花。乾隆没有头晕眼花，他深知这些官员绝对不像狗那样忠诚和简单。这些宦海惊涛中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成功者，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温顺的外表下掩藏着无穷无尽的野心、欲望和算计。
二、修身
乾隆的诸多世界第一中，有一个很有意思，他是世界上作诗产量最多的人，他一生作诗41,863首，而全唐诗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000余首。乾隆寿命89岁，折合成天是32,000多天。除去童年能用来写诗的不到3万天，平均每天写诗超过一首，世界第一、当之无愧。
乾隆皇帝性情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人生、生活都特别有节制，不喜饮酒。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从不以酒字入诗，也从不暴饮暴食。即使举行庆节贺宴，也日落而止，从不举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过未申时”。他处事极有条理，不躁不乱，很有涵养。他自己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是完美收场，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则亡、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成焕惨遭凌迟，以魏征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死后唐太宗“亲仆其碑”，以寇准之功绩，一生的结局却罢相遭贬，死在外放的路上。
虽然许多皇帝为了让臣下放心，向他们颁发免死铁卷，但最终没有几个人逃过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论，清代中前期的几位权倾朝野的权臣，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其余都死于非命。鳌拜、年羹尧、和珅都被勒令自尽。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隆科多死于监狱，实际上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只有郭子仪一人。后来的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他说：“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的极少。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曾国藩未知彭大将军求护卫打死自己的桥段，不然大抵也会加上这一回吧。
这就说明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是专制制度的本性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三、强盛
乾隆朝几乎消灭了对最高权力的所有威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
历史上威胁皇权的势力有以下几种：一是敌国威胁、二是农民起义、三是权臣专政、四是太监擅权、五是后宫干政、六是外戚乱政、七是朋党之争、八是地方割据。
这八种势力在历代都此起彼伏、兴风作浪，从来没有被彻底平息过。而乾隆朝几乎消灭了对最高权力的所有威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
乾隆从任用讷亲的经验中发现使用年轻大臣的好处，那就是这些人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办事干练，满足了乾隆皇帝用人的高标准。而且这些人没有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们圆滑世故，做事干脆利索，他们与朝中朋党没什么关系，皇帝用起来也十分放心。
吴英给乾隆上过一份政策建议书，文章层次清晰、文字明细，是一份有数据、有分析、有办法的政策建议书，而与一般的书生谏言不同，这份报告还有许多定量分析，一个老知识分子关心国家的拳拳之意跃然纸上，结果是什么？吴英凌迟，家人中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吴英的弟弟及子侄斩后监，秋后处斩。杀掉信使并不会让事情变好，这种听不得谏言的程度，让人发指。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极力扩张君权，所以一时收的稳定之效，但是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精神与道德的迅速堕落。
儒学具有强调等级次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世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狮之态，粗暴的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励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的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缺乏操守，除功名利禄之外无所关心。在皇帝的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可能的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世人的脊梁骨相关。
那么为什么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视而不见呢？是他老到昏庸了吗？不尽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彻头彻尾的“洞穴人”。
《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这本书里提到了“洞穴人”的概念，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利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了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利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的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的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古代如是，现代亦然，对于“洞穴人”的自省，一是要保持与一线的有效沟通，例如每年“交换日”的标准动作；二是要眼光向外，从对外的学习、交流中再内视自己的不足。通过浸润到日常的“格物”才能不断的“致知”，才能终身不为“洞穴人”。（标注1）
四、颓势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与全面腐败更是只隔了瞬间。乾隆死前三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由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都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言：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中国古代的几千年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展。统治绩效如何，更多的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
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及自律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败，由盛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纵观中国历史盛世，君王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一个朝代也好，一个公司也罢，需要的都是制度系统的支撑，而不是哪一个人。一个特别英明的人，对这个公司是幸事同时也是败落的根源。只有靠制度和文化氛围推动公司的前行，这个团队才能走得更远。关键人比制度重要，制度比绝大部分人重要。但制度绝不是“磕几次头、跪几炷香、说几次口号”的酸儒陈规、愚下礼仪，而是KPI、OKR、主轴评价、271淘汰的现代制度。（标注2）
五、世界
1793年马戛尔尼登陆中国，乾隆皇帝的固步自封使的几乎没有从这场交流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乾隆不知道他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从16世纪起，西方国家以葡萄牙为先锋，跨越重重大洋，终于来到了神往已久的东方海面。他们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东南海域的岛屿建立贸易据点，展开激烈的贸易霸权争夺，全球化过程从此展开，任何国家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而恰恰从此开始，中国就转向闭关锁国。
1860年英国人抢劫圆明园时，又找到了60年前马戛尔尼进贡来的物品，他是公元1972年在英国伍尔维奇皇家军事学院制造的杀伤力极高，制作精良的榴弹炮以及炮弹、炮架和牵引马车等全套装备。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进献之物竟然全部原封未动，丝毫没有碰过，上面落满灰尘。英国人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放着这么好的武器不用，而一直以自己那笨重过时的火绳枪和他们较量。
对于中国皇权时代，没有什么真正的法治，如果降低标准，那黄老之术与道、儒、佛勉强算是对皇权的制约体系，它们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把统治者的权力关进笼子，但这个笼子从来都是不上锁的，“灭佛”的“三武一宗”、“坑儒”的秦国李斯都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不乏其簇拥者。
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上级都可能打下级板子。
被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对英国人来讲，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英国使臣却发现，中国人对此司空见惯。
巴罗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需预审或调查”
这让视个人尊严和荣誉为生命的英国人无法理解并且非常气愤，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提到：“一个朝廷官员伸开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仅比他官高一级，这样的场景对外国人来说显的荒谬。这种卑劣的顺从，这种人类灵魂的堕落，在任何场合都毫无怨言地将自己置于一个奴才或者普通士兵的手下，任其施以恶意的处罚”
乾隆之胜，在他的人生当中多如过江之鲫，隆之败，张老师的30余万精讲，感觉有二：
刚愎，尔尼所献枪炮，如果能有所研究，功效当不在英使所带走的兵力虚实与茶树种之下，不为主流也应该建一边角职团队，就像张小龙的微信一样，这就能够的底牌。所以我们要拥抱创新，VP渐进来解”的不确定性。
二是享乐，正是对物欲的不控制，致和珅之流的上位，才导致借上贡之名，行自肥之实的陋规横行。以上两点，是所有领导者当时时自省之处。（标注3）
尤瓦尔•赫拉利说，要想预见未来、必须回望过去，回望的长度则是预见的两倍。这篇大作带我们回望了乾隆的64年的执政生涯，从励精图治到好大喜功，从少年天子到老年太皇，这是一个领导者，他有过功、有过过、有过失去孝贤纯皇后的悲、有过收复新疆的喜。在这个1453平方公里的帝国上，他，开创了这个饥饿的盛世。
2020年11月8日
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