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说：他在这里出生，也注定在这里死去。而我不同。
二零一三年初冬，周五，夜幕。一辆载满乘客的城乡公交车在暴雪肆虐的318国道上缓慢前行。
在阴暗逼仄的车厢内，我忽然认出两个很久不联系的初中同学，自在学校门口忍着风雪排长队等车那时起就郁结在心头的一卷沮丧很快消散，于是三人都怀着久别重逢的小小欣喜随意攀谈起各自的近况来。
车窗外，夜色愈深。路灯歪斜而黯淡的黄光下，狂风卷起雪片，将大地搅得一团乱麻。脚步愈发沉重的车辆不得已在国道上停了将近一个小时。人们焦急地拿起手机拨通家人的电话，车厢内陡然变得喧哗。
在那之后两年，我高中毕了业，去到南京读书；六七年后，当初青涩稚嫩的毛头小子已经不见了，现在只是又一个混迹江湖、心里怀有着点微弱理想却总是困顿穷步的小青年。
多年前那个风雪弥漫的晚上，我们最终都安然回到了家。但现在似乎很长的时间了。我几乎与那些中学同学失了联系了。
有些人是一直在那里待着的——虽然不知道确切的名字（连名字也渐在记忆中模糊成空）——但这件事情我很肯定。
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腹地，一个土地肥沃、生活富足的中等城市安然而卧；我在那儿的很多同学，他们的家就分散在那座城市周边广阔的平原大地，如果要寻出某个背井离乡的理由，那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情。
我想起来高考结束的那年暑假，所有人的最终去向一经落实，某个有心的女生做了一份地图，将全班同学的大学所在地都清清楚楚地标识出来，并嘱咐大家以后多多保持联系。分明可以看到的是，大半的人选择簇拥在家乡省份的首府城市和毗邻的其他城市，而别出心裁地跑到更远的北方或西部的，毕竟只是很少数的人。
但我猜，就算是借着读大学的机会暂时脱离乡土生活、去体验梦寐已久的远方异域的他们，在毕业后应该也会回到祖国的东海岸，在吴侬软语的包裹、江南风情的滋润下，嗅着现代化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时代红利，在那片开放而富饶的乐土上继续着属于他们的人生。
一种不可遏制的情愫持续鼓动着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起这个话题，借此感慨宿命也好，标榜特立独行也罢，但总又免不得在话音刚落时涌出一股悠长而似曾相见的忧愁。
四年多前，当我背负起行李离开那个太湖南岸湖州市的某个小镇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获得如今已成为我的大学母校的入学邀请），我心里很清楚，除非极合适的时间和极充分的理由一齐发起强力的要求，否则我是不可能再回到这里了。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一直提醒着自己这一点——我跟那些同学不一样。
即便在那片土地生活的十一年时间里，我早已谙熟本地人的口音和风俗，甚至已经在亲朋面前极尽煽情地不断将那座城市称呼为我的“第二故乡”，但终究，我的原生家庭持续地潜移默化地提醒着我血缘里的特异性，终于让我在这几年间渐渐明确我同所谓“第二故乡”的距离。
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同一群热爱骑行的朋友在国庆放假期间一起进行环太湖骑行的旅程。我们从南京出发，穿过句容、常州和无锡，在苏州北部插入太湖，开始正式的环湖之旅。大约在第四天，队伍终于进入湖州境内。我们沿着绵长的环湖大道肆意飞驰，穿过热闹非凡的太湖旅游度假区，感受着这座湖滨城市特有的风情。
不过与我的朋友们不同的是，我更多的是怀恋和回忆。在即将远离人群的某个路口，我约莫认出来了，这里离我的高中母校最多不过两三公里的路，但大家很快地向前骑去，几无留与时间让我迟疑，我也只好心情复杂地远远地望过一眼，脚下猛踩直追队伍去了。
那是我毕业几年来距离母校最近的一次。
然而我终究没有回去。直至现在，高中毕业已然四五年，或许早已物是人非，加上进入社会的重压让我倍感生活艰辛，就愈发没有心力来关注那些陈年旧事。
作为一个祖祖辈辈辈都是农民的孩子来说，在浙江读书和成长的经历对于我来说并不显得轻松。一方面是课业的繁重非常，让智力并非超群的我只好花费大量大量的时间投身学习，间接导致了童年玩乐的缺位；另一方面，或许也是更为关键的，那就是长久的寄居他乡造成了我性格的部分自闭及徜徉在心头永远也无法驱散的无所适从。
我记得高中那时，不知谁透露出我这个外地人似乎能说几句粤语，同学们就饶有兴趣地请我显露一手。彼时我在班级里属于畏手畏脚、无人关注的“小透明”，忽然竟有人对我身上的某项技艺产生了好奇，我便怀着受宠若惊的窃喜之情极尽所能地口吐几句并非那么纯正的粤语，并且立时生发出一股可悲的自豪感。
说“可悲”，因为我原非来自广东，而是同样是“广”字头、存在感却低到尘埃里的西部省份广西。因为两省交界，所以方言大体有些类似，因此我刻意改变一点发音强调，所谓的“粤语”在外人看来也是十分“好听”的了。但时隔多年，我回顾起那些看似欢天喜地的“语言炫技”，却仅余下羞赧和可悲的心境。
彼时我很奇怪同学为什么对粤语如此兴致昂扬，仿佛无论是谁，只要能从口中吐出一句纯正的“靓仔”和“扑街”就陡然间变得酷帅起来。后来渐渐长大，心智逐渐健全，我慢慢懂得，经济强势的广东以及曾经引领一时风潮的香港电影，以及那个地方更多给他们带来神秘感和向往之情的先进事物，才是他们对粤语的原始印象。
经济水平的差异就是能够造出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抛去语言、信仰和地域价值观的差异不谈，如果要在这个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里随意找寻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的人们对于彼此抱有着平等的、善意的好感，那最有的可能原因，就是其社会经济发展处于相似的水平。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度过十几年的少年青年时期后，会在代表着过去的西部老家与象征着未来的大城市之间彷徨失措，兴许很有可能会贯穿我的整个生命。
这谈不上悲观，因为确为事实。而且冠以“宿命”一词也无不可。
不久前我因出差去到山东德州某处，在汽车载着我们飞驰在鲁北平原上之时，我轻靠在车窗，沉默着支着脑袋望着这片土地奉入我眼帘的所有景致，一股难以言表的情绪须臾间充溢了我的整个身躯，让我在往后的一个小时内忍着翻滚的心绪写下了这段文字：
广阔的鲁北平原上，一条通向某个坐落于乡镇的高铁站的现代化公路上，黄灿灿的玉米粒一直延伸到日渐迟暮的远处地平线。旁边光秃秃而齐整的农田里，农夫沉默着埋头在筹备下一季的丰收。
这令我想起远在两千多公里之外古和村在群山间连绵不绝的金色稻海（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节会有这样美轮美奂的景色，因为二十多年来我从未亲眼目睹）。在那里，在我记忆中没有留下哪怕一个音容笑貌的阿爷和阿婆辛苦劳作了一辈子，我阿爸也在这片土地长成青年，再就随着八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愈加汹涌的工业化浪潮加入了去外地逃生计的农民工大军，自那时，他在广袤的南方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类现代化城市（那里的工业园区或产业区无一不充斥着在新时代里夺命狂奔的粗砺气息）里莽莽苍苍地闯荡了三十年，终于在四年前我在浙江的高考结束后回到家乡。
三十年间沧海桑田，用诺基亚用了十几年，才学会鼓捣智能手机一年多的阿爸可能不会意识到，为什么如今他能相对轻易地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广西三线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低端制造业和系列产业的转移早在我阿爸正式回归家乡之前多少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喊了多少年的西部大开发、北部湾开发，乃至近来雄心勃勃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各类规划穿着华衣彩服接连靓丽登场，即便没有想象中的那般一朝一夕的改天换地，跻身中国新时代发展舞台的前沿，但对于那一方平凡水土和纯朴民众来说，有一些改变是实实在在的。
我阿爸回去了，不再以一个“外地佬”的身份在异乡的土地东奔西跑。鉴于他生于斯长于斯，仅仅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追随着大部分农村草莽的步伐去了外头，所以事实上，我可以说他从未离开过古和村。他的处事方式、他的性格、他的思想观念无一不浸润着这块土地最地道的风范，他在古和村的覃氏族群里游刃有余、很感自在。他也明确跟我说过，在这里有熟络的人情，有他习惯的食物和习俗，他在这里出生，也注定在这里死去。
而他的儿子，已经二十多岁、却已经在异乡生活了超过十五年的一个年轻人，已经完全丧失了耕种土地的技艺和能力，他同千千万万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一样，没有体验过面朝黄土背朝天，孱弱得扛不起铁锹和稻谷的身体只能支撑其在冬暖夏凉的办公室里日夜劳作——这在父辈人那里却被称为“福分”。
我不能判别这是否称得上福分，如果失去了，必然也得到，我只是忽然觉得，古和村那片金色的稻海，什么时候我能亲眼见到。等到亲眼见到的那一天，又是一番怎样的况味。
或许往后的十几二十年，我竭尽全力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况味”。在外人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他们的人生有着更多有“意义非凡”的事情要去做，而我仅仅是找回对自身的认同与定位就已经是极艰难困苦的任务了。
可尚能明确的一点是，即便究极一生也罢，即便在追索的漫漫长途中永远都不忘冒头的深深无力感也好，即便还会无数次迷失、无数次精神自戕，我宣布，我臣服于我的宿命，我接受我的全部过往，我将杀死跪首于前的虚假诺言，破灭心灵中的垒垒绝望，无问西东，信步向前。
西铭
2019.11.16
作者西铭，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一个温和的理性乐观派，坐标南京，说着自己的话，写着自己的文，走着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