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生活 （一）
供给制 金弢
只要说起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一九七七级，但凡 50后、60后的过来人都清楚，那是停止了十一年大学招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其中 98%以上招收的是历届生，他们都有过三年以上的厂矿机关、知青下乡或应征入伍的经历，他们在经济上曾独立过。但考入大学后，他们没有了收入，而这些大学生们又是何以为生？
是时，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只要在部队服役或在工厂、机关工龄五年以上者，上大学时均允许继续带薪，但不包括下乡知青。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又是如何度过？
那时上大学的费用，全国统一实行全免制： 学生不用交学费，包括学生宿舍、教材书本及勤杂费一律免缴。父母家中只要人均收入在三十元以下者，均可享受国家助学金。当时多有家庭，母亲不做工，为家庭妇女，父亲的工资只不过四十几元，而且往往是家里多个子女。那时人均生活水平要不到八元的才能算贫困户，可在单位或街道申请补助。
想申请助学金的，必须向系里提交一张由父母单位出具的家长工资收入及家庭成员的证明。经济条件不达标者才能享受助学金。那时大学老师的工资也就在 50至 60元之间，普通工人二级工的收入按地区差价一般都在 38元至 40元不等，加上那时又是一个多子女家庭的年代，家里五、六个孩子不算多，因正赶上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家提倡多生多育，谁家母亲生十个孩子就是“光荣妈妈”，家里可以得到额外的肉票、糖票、鸡蛋票。所以学生家里的人均收入一般都在三十元以下。
我们学英语出身的慢班，两个班里只有两个同学没有资格享受助学金，一个是来自东北的同学，据说家里是省委干部； 还有一个家长是中央委员，他有小时候周总理怀抱的照片。我对这些情况之所以了如指掌，因为每月去财务科为全班同学领发餐券是班干部的事。
于是七七级绝大多数的家庭收入都在人均三十元以下，几乎清一色享受国家助学金。助学金每人每月二十元，其中的十八元作为伙食费，学校实行供给制。
伙食费十八元由学校财务科直接划账，就是说这钱我们学生是见不着的，是名义钱，剩下的两元是学生整个月的零花开销。拿助学金的学生不允许把伙食费取走，不允许实行伙食自理，必须在学校食堂用餐，就是不拿助学金的同学，也强制缴纳 18元伙食费，跟其他同学同吃“供给制”。那时强调“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我们七七级入学进“北外”，实行“供给制”的学生食堂有两个，对着图书馆的那个是英语系和我们东欧语系的用餐之地，那年德语作为一个专业被编在东欧语系。剩下的系都在大礼堂下面的那个食堂。挨着这个食堂拐个弯儿就是教工食堂，我们学生跟它无缘。
大学所实行的所谓“供给制”，是我们那个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经历。所谓“供给制”，就是学生用餐时使用的不是饭、菜票，而是餐券，每张餐券上印好了年月日、早中晚餐。吃饭时，把当时那顿的票子一给，每人得到一份伙食。至于吃什么，饭带什么菜，均由食堂决定。原则上，给什么吃什么。
我们七七级的同学除了极个别的，大多都是历届生，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从学校到学校的考生。象我自己，考上大学之前已做过一年的小工，当过三年的知青，在经济上已经独立过，已习惯了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生活。即使到了大学，没有了收入，但已经不再好意思回头向家里伸手要钱了。
那个时侯，家庭经济普遍都很困难。然而这批大学生是从贫困中走过来的一代，在苦难中长大，已习惯了吃苦。 除去伙食费，剩下的 2元钱是全月的零花开支，按月发到每人手里。所以对我们学生来说，每个月的 2元零花钱至关重要，因为除了吃饭，学生日常生活所有的开销都指望着这钱了。时常为了省下五分钱的车费，同学们很难得去北京城里。有一回去北京远郊探望我当年插队时的带队干部杨伯伯家的杨妈妈与孩子，来回路费花去了五毛钱，可把人心疼的！但不能忘记当知青时杨伯伯对我的好，人得知恩图报！
系里管我们生活的老师姓崔，大家喜欢称她小崔老师，因为她的个子刚过一米五十，50来岁，生活上把我们管得很细，很让我们感动。我们刚到北外还不会德语，大家老用英语夸她“very kind”。
我们外地学生到北京的那天，我是夜里十点的火车到的北京，“北外”在火车站广场设了一个新生接待站，学校的一辆大轿车等着我们。到学校都快半夜一点了，因为校车要等齐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才能发车，碰上有谁的火车晚点就会等，不能让任何一个同学掉队。去学校时，校车走的是长安街，静静而宽阔的长安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外地学生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校车开到天安门城楼时，好多同学不由得哭了，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这是伟大祖国的心脏、这就是我们心中向往已久的首都！”
校园里尽管很黑，但看得出来，校园收拾得很干净。车首先停在了靠近学校大门的 5号楼前，是男生宿舍楼，先让男同学下车。下车前我从窗玻璃看到宿舍楼的墙角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杂草的痕迹。虽然半夜三更，但系里管生活的老师一直等着。一个宿舍住四个学生，两位来自东北的同学前一天已经到达，我跟一个福州同学刚到。听说我们是从南方来的，生活老师马上检查我们的棉被和大衣，说都太薄，得絮棉加厚。我们说没事的，我们都是这样过的冬。老师说北京的气候不像南方，冬天到了夜里会零下 20多度,我们南方学生闻之大惊失色。第二天，学院后勤组的老师把棉被和大衣都拿去加了厚。
每到月初发钱时，同学们都会很兴奋，大家有一种小时候过年拿压岁钱的感觉。发完零花钱，大家顿间觉得一下子变得富有。所以发钱时大家的那种激动就可想而知的了。我们的几个班里，除了那两个没有资格享受助学金的同学，其他人月月初都期待着“发工资”。
国家虽然刚经历了文革，经济还非常困难，但许多福利依然存在。学生读书费眼，近视程度加深得快，系里每年免费给配一副眼镜，我读本科时的近视眼就是每年增加 100度，四年配了三副眼镜； 那时尽管发钱不多，但系里对学生的生活照顾是无微不至。尤其是从南方来北京的学生，入冬可以申请冬衣补贴。
除了法定的眼镜费，每到换季时，经济有困难的可以申请衣服费，南方学生到了入冬加冬衣，系里补贴成了例行公事，但很少有同学提出申请，大家都已习惯了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衣服破了补一补继续穿，我就穿过打补丁的球鞋。到了寒暑假没钱买火车票，外地学生就留校自学，我在学校度过多个寒暑假。实在有困难的，或已很久没回家过年，可申请车票补贴。虽物质匮乏，但谁都拿自己的过去比，感觉生活得很好。我们知青生，有过下乡连饭都吃不饱的经历，青黄不接吃野菜，进了大学，虽没大鱼大肉的，但起码能吃饱。更重要的是有了学习的机会，这是无比的精神享受！
在我们的伙食第一年实行了供给制后，第二年改成了配给制。由于文革结束，生产上去了，经济有所好转，在伙食的配备上多了一点细粮。菜券不变，每顿还是每人一张，食堂给什么就吃什么，但是饭票分成了粗细粮。米票和面票属细粮，粮票属粗粮。米票什么粮食都可以买，可以买面食或粗粮如窝窝头，但面票只能买面食和粗粮而不能买米饭； 粗粮票除了粗粮不能买细粮。对我们来自南方的同学，一般粮票都用不完，吃棒子面还是很难习惯，我们一辈子从来吃米饭，别说窝窝头，就是面食中除了饺子和面条，连包子和馒头都吃不惯。我往往是吃馒头才二两，吃打卤面，八两。
上午有四节课。平常上完第四节课大家慢悠悠地走去食堂吃饭，然而到了吃饺子那天，有的同学会跑得特别快，一开始我们不明白有什么好抢的，后来才听说了北方人吃面食讲究的是“头锅饺子二锅面”，让我们南方同学长了见识。也有个别的同学聪明过人，那还是第一年实行供给制的时候，赶上了吃饺子，一顿的量嫌吃不够，就拿第二天中午的餐券去冒混，拿回第二盆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他便天机泄露。同桌的大家觉得这种不义之财应该共产，瞬间抢得一空。我看那同学这种作弊事儿也没干第二回。
那年代，普通居民每月粮票是 24斤，中学生 28斤，我们大学生 34斤，其中米票 10斤，面票和粗粮票各 12斤。女生胃口小一般吃不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男女同学搞对象会互相塞纸条，尤其是女生，其实大可不必。女生向男生塞米票面票就行了，这种效果往往要超越纸条，会更让男生感到温馨。如果一个女生对哪个男生有好感，以关心他的生活为由，资助他一点粮票也是名正言顺，如果男生对这女生也有意，那就皆大欢喜了。万一不然，也不丢脸面，无伤大雅，同学间的互相帮助也是理所应当。
用不完的的粗粮票并不会被浪费。男生中很快有人发现了它的用途，可以到学校门口的农民地摊儿那里换瓜子儿，每到学校大操场放电影，换他五斤八斤粮票的葵花籽儿，边嗑边看电影，那是绝对的超级享受，是一次物质生活的改善。那是个缺油水的年代，而我们又多么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女生脸皮薄，一般都不好意思去干这种交易。有女生给男生塞了粮票，作为回报男生可以送女生葵花籽。逐渐这种私下交换蔚然成风。男生们觉得女生虽不好意思去换，但爱嗑瓜子比男生更情有独钟。这样一来二往的，不就又多了一个交朋友的契机？那个时候借书看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借书一则冠冕堂皇，是好学向上的优秀品质； 还有还书时可以把要说的心里话留进了书里。
我们是伴随饥饿长大的一代！从 1960年代初有记忆起就是不够吃。缺少油水见不到肉，穿衣单薄，天一变冷，日日饥寒交迫！赶上国家困难期，胡萝卜丁煮米充数当饭吃，打开饭锅胡萝卜的寡淡味，闻得让人恶心。
本科时供给制吃窝窝头，菜里没有肉，带点肉末就算荤菜了。一直到了读研，研究生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每月发补贴 48元，因为研究生已允许结婚； 而大学时代除了助学金没有别的收入，那时也没有勤工俭学一说，所以本科生也不准结婚，甚至不允许谈恋爱。这些就是当年真实的国情。
细想起来，国家政策考虑得还极为周到。读研时不仅发“工资”，每人每月还发半斤油票。我们读研生仍跟本科生仍然同住一个楼道，宿舍里煮挂面放上一点菜籽油，满楼道的同学都从宿舍里出来高声喊：“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物资匮缺的年代，同学们对一点菜籽油都那么敏感，还是国家一流的高等学府！
年轻时经历过的生活颠连，在往下的人生中会变成一种资本，一种取之不竭的精神泉源，是日后励志奋斗的动力； 年轻时吃点苦，不算苦，反倒有好处，人生应该是先苦后甜； 常言道：“少年苦，不算苦； 老来苦，才是苦”，倒过来就不应该。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满足，是一种知足常乐； 幸福的感觉需要有个前提，它基于一种比较。没有曾经的苦难，就不会有后来的幸福感。
一个人若在糖水里泡大一辈子，没有比较，他永远不会知道什么叫甜。
2022年02月14日 易稿慕尼黑
作者简历及部分作品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1977级考入北外德语系，1981级北外德语读研。1985年 1月进文化部, 1985年 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曾历次参与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鲁彦周、高晓声、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并随团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 《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 《空的窗》，由德国 Spielberg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达三十五万字，共 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 陈染 《空的窗》、陈建功 《找乐》、东西 《没有语言的生活》等。2021年 7月于该同一德国出版社翻译出版东西的长篇小说 《后悔录》；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 ：《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等，已发表 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二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三年前，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及翻译九十余万字。至今一直努力笔耕；
几年来文字散见欧洲等各大华文报刊； 《欧洲新报》、《欧华导报》、《德国华商报》、《洛城小说报》等。
近年纸媒发表：
01· 《圣力姑娘》（小说）（广西文学，2019年第7期）；
02· 《保罗•策兰杏仁诗译及后记》（南方文学，2019年11月刊）；
03· 《痛忆路遥》（三峡文学，2019年12月刊）；
04· 《走向世界的漫漫长路》———德文版《空的窗》走过漫长曲折(南方文学，2020年第1期)；
05· 《香水缘和我们的八十年代》（南方文学，2020年第5期）；
06· 《街坊陆游》 （人民日报海外版、天津文学，2020年第11期）；
07· 《莫言往事》（北京文学，2020年第12期）；
08· 《记忆里的王元化》（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2月期）；
09· 《话说莫言———时空跨越三十年》（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2月期）；
10· 《两位同胞》（中国法治周末 2021年1月刊）；
11· 《冬日里的长尾》（小说）（向度文学，人间故事，2021年1月期）；
12· 《我和库恩》（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2月期）；
13· 《格拉斯和他最后的诗》（中国法治周末2021年2月刊）；
14· 《老黄》（小说，贺州文艺，2021年第一期）；
15· 《二叔分瓜》（小说，贺州文艺，2021年第一期）；
16· 《汉学家库恩诞辰137周年，忆与其遗著的一段缘》 （中国法治周末2021年3月刊）；
17. 《春风十里荠菜鲜》（散文，恋爱、婚姻、家庭）2021年第4期；
18. 《德意志思考》（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四月刊）；
19. 《回忆施瓦茨》（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五月刊）；
20. 《我阴差阳错进作协》（南方文学，2021年第三期，双月刊）；
21. 《岁月》中篇小说 （四川文学，2021年第七期）；
22. 《我的香水缘》 散文（西部文学，2021年10月第6期双月刊）；
23. 《小个子男人》 翻译小说，德国： 冯·席拉赫（西部文学，2021年10月第6期双月刊）；
24. 《朋友》 翻译小说，德国： 冯·席拉赫（西部文学，2021年10月第6期双月刊） 等。
2022年月02月14日 德国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