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逝，街市太平。滚滚红尘中，花开花谢里，春风如是，桃李依旧，万事万物竟自荣枯。
经年之后，曾经的热情和血气方刚，已退潮而去。身心疲累，和着无奈，心绪已经渐渐平复。
反转那些事，一段难忘的经历，已渐行渐远，湮没在无边的记忆里。
2010年，那是首次接触到反转人士。省内有郑州的、长葛的、禹州的、南阳的，哪里的都有。北京的更不用说了，很多赫赫有名的革命老前辈、体制内的高级离休领导、军方的高级将领、社会知名人士、学者、教授都跻身其中。这是一群公而忘私的人士，具有很强烈的社会担当，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崔永元那时候还没有卷入反转的漩涡，他是后几年才参与反转的，但崔永元是最彻底、最坚决反转的一个。
转基因这东西，具有非常广泛和强大的争议性。因为它颠覆了伦理和传统，所以他的未知性和破坏性令人恐惧。又因为它来自美国和西方，所以国人对它的警惕和戒备尤甚。在国际上所有的大型活动中是不允许出现转基因食品供应的，中国军队的军粮也不允许有转基因食品，包括很多的大学和幼儿园也规定不允许采购使用转基因食材。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挺转人士说得天花乱坠，还是不能打消国人对转基因的疑虑。
记得2010年，因为参与了一次在北京由众多知名人士发起的全国性的反转基因签名活动，遭遇了第一次难忘的经历。
当时是在朋友的火锅店做店长，临县一个参与反转的网友领着该地的公安找上门来。一个公安局副局长，领着一个民警，属于国安。人家倒也客气，说是来了解情况，关于反转方面的。其实反转这样的事，是不违法的，每个人都有表达观点和关切的权利，只是方式上不能极端，正确的观点也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去表达，正确的事也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去做，这没有问题。
那位副局长是一位素养非常高的领导，没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也没有威胁利诱、下三滥做派。他很和气，也很谦逊，向我们详细了解了有关转基因的来龙去脉，耐心地倾听了我们的观点，整个过程也没有下任何结论。领他们来的那位网友有点紧张，但我是不怕的，没什么可怕的，怕也没有用。
不知不觉已攀谈到中午，我安排店里招待他们吃火锅，他们当然力辞。推让一番后，大概他们也觉得当时接洽的气氛真的不错，也就同意了。
饭间又谈了许多，他们说以前对转基因真的一点不了解，这次算是学习了。只是他们也提出了一点要求，就是以后尽量谨慎地表达观点，要注意表达的方式，不要对社会形成不好的影响。我当然表示认同。不管怎么说，这样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令人愉快的，是让人欣然接受的。如果身居特殊岗位的人都有这样的素养和处事方式，我觉得社会要好很多。
算是宾主尽欢吧。
后来也经常去广场和游园、河边散发传单，宣传反转。
一次在河边游园一处亭子里，给一群唱曲儿的大爷发传单，讲反转。一位大爷警惕地看着我胸前的为人民服务像章，说你是干什么的？是推销什么东西的还是什么组织的？我走到他跟前，让他看像章，他说，现在还有人为人民服务？我还以为是骗子推销什么东西哪。
那次顺着游园的河沿发传单，一个小伙子被吸引住，一直跟着我，帮我发传单、宣传。他对我说，哥，我不懂那么多，但我也知道一点，我支持你，今天我跟你宣传半天。
我也经常去广场宣传。人们是普遍接受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食品安全之重。有很多人主动问我要些传单，代我去发。有一次，有个插曲。我正在广场宣传反转，一个老人走过来，听了半天我的演讲，又仔细地看了看我胸前的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像章。等到人散去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广场边上长椅上坐下来，还没张口说话，他的泪先流了下来。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今天总算找到一个说话的人了。
这是一个颇有情怀的老人，毛主席的超级粉丝，在那些年特殊的年代里，他有话无处说，很抑郁。他对反转这样的事关国运的公益事情非常赞同。他还告诉我，八十年代收缴毛主席像、毛主席书籍时，他偷偷地把一批毛主席像、毛主席的书埋到了市工人文化宫附近的老房子地底下，他说，他老了，挖不动了，哪天请我去帮他挖出来，把这些东西都送给我。
后来竟忘了留下联系方式，也再没找到他，至今还留下遗憾和后悔。
还有外地的网友，也会跑我们这里，一起宣传反转，他们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几年当中，也有几次当地公安找过我进行劝诫的，不过都很友善，没有为难。毕竟反转不是为个人，不是为私利，他们也知道的。现在99%的人都知道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的危害了，那些大力推广、普及转基因的人成了过街老鼠，尤其那个方舟子，移居美国后，现在连回国都不敢，最近又因为抨击华为被封了社交账号，真是大快人心。
十几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做着反转的工作，无怨无悔。但来自官方的压力也使我渐渐感到了疲累和无奈，后来慢慢地也就很少参与反转活动了。但无数次的反转经历却历历在目，作为人生的一场难得的体验，作为对社会的一场无私的奉献，感觉弥足珍贵，至今不能忘却。
花开花又落，春去春又回，来去匆匆的，不仅是岁月，还有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