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钧在《我相信》节目里写了两封信。第一封写给过去的自己，“人生最宝贵的是自己的成长”；第二封，他选择写给母亲。
信里，郑钧感谢母亲的教育，让他和哥哥“在最贫穷的时候不会志短，在最得意的时候也不敢偏离良善”，郑钧对自己的过去“问心无愧”，唯独对母亲有“深深的痛悔”。
父亲在他7岁那年过世，留下因为治病借的2万元债款。母亲拒绝亲友接济，一个人还了10年，却从未向孩子哭诉经济上的艰难。对她来说，或许更难的是教育两个桀骜不驯的儿子。和哥哥相比，郑钧更叛逆——大学退学、只身“北漂”、选择音乐这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而母亲始终尊重儿子的每一次冒险。如今，郑钧不再叛逆。他修心、打坐、陪儿子，也更理解了母亲。
以下，是郑钧的自述。
父辈的遗产
我爷爷曾经是北京法政大学法律系在读大学生。后来去读黄埔军校，他写的文章都在关怀天下、关心百姓疾苦。爷爷说，人活着不只是过自己的小日子，家国情怀很重要。这些教育对我影响特别大。
父亲是三十多岁去世的。他是“三北”防沙林的建设先驱之一，最早去勘探、调研，然后树苗育种，飞机播撒。后来他得了白血病。
父亲喜欢文艺，演话剧、唱歌。我小时候看过父亲的一张照片，他拿把吉他坐在湖边。那时候我都没见过吉他，他居然有一把。
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想招父亲做演员，爷爷考虑了很久，跟父亲说：“你还是按我们家的传统完成学业，为祖国做贡献吧。”
长兄为父
父亲去世后，我哥在家里就是“长兄为父”。当年我哥11岁，家族会议都是他代表我家参加。我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我哥跟30多岁的母亲坐在那儿开会，像两个成年人一样商量家里这事那事怎么办，我就在旁边灯下看着。
小时候，我老想跟在我哥屁股后头，他就不停地踹我，不让我跟着，我挨打挨了好多年。但我哥有个原则：别人不可以欺负他弟。我是属于他的，他可以随便揍。他还会观察别人家的父亲是怎样带孩子的，觉得有责任扮演好一个父亲的角色。
我去杭州读大学的前一晚，我们兄弟俩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哥说：“按我们家的传统，你考上大学就成年了。从明天开始，咱俩就恢复成兄弟，你所有的事都自己拿主意。但有一件事——大三以前不能谈恋爱，被我发现就打断你的腿。”我真的到大二都没敢谈恋爱。到现在我哥一瞪眼睛我还哆嗦，那种潜意识里的敬畏是一辈子的。
母亲的决定
我们一家人很神奇，虽然都是工科生，但都是文艺爱好者。母亲还偷偷去音乐学院旁听作曲系的课。可等到我真的选择要当歌手时，他们又特别震惊。
有一天，我拿了把吉他坐在屋里等我哥，我说：“我写了两首歌，你听听。”我边弹边唱，一首《赤裸裸》，一首《回到拉萨》。他听完说：“哥支持你，父亲和我曾经的文艺梦都碎了，你还可以去试试，不行的话就到深圳开出租车吧。”
母亲担忧我会没工作，我说我就要干这件事。她说你想好了就行。
我让母亲给学校发了一封电报。因为没有合理的退学原因，母亲只好说是家境困难。邮局的人看不下去了，说：“再困难也不能让孩子退学啊！”母亲很委屈。她其实做出了别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直到自己当了父亲，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糟糕的一个儿子。现在儿子犯错误，我有时候也很绝望，完全能体会母亲当年的心情。现在我经常跟母亲聊天，一聊就聊两小时。她说我就听着。
我认为一个男人一生的高度，取决于有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好的坏的都受她影响。她是带领你来这个世界的人，有她在，你就永远是个小孩；她不在了，你就不是小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