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大禹治水的重大意义与直接实践结果
1）、华夏一族对人类自身出现了一次划时代，超越性认识
如果不进行横向对比，我们就不会充分理解大禹治水的成功对当时人类心理认识的强大冲击。就如我们今天不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比抗击新冠疫情的效果，我们或许更多的只是关注到我们在抗疫中暴露的问题，而没有一个清醒地认识，来准确的定位在整个人类中，我们文明具备相关能力的实际水平。
当年大禹治水的功绩，如果我们横向对比看基督教旧约记载，就能清楚地看到大禹治水，我们华夏文明到底完成了一件什么事：
诺亚方舟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
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
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作你和它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40]
在一神教文化的远古传说记载里，大洪水的成因被认定为上帝对罪人的清洗。或者我们更客观地解读这些早期记录的本意：
（人力不可抗之）神以神力向世间发下大洪水。
这个认识广泛存在于各地的传说中，包括华夏相关传说。被后世华夏文明改造得大洪水传说里，共工撞毁不周山造成洪水泛滥。所以大洪水=神力所降大灾。
而人类对神的信仰，一开始就来源于人对自然无法认识、无法企及、无法克服的自然伟力的敬畏、仰望之心。原始氏族社会的人们，基于自己所在时代所关注的长期热点问题，希望有一种超越现实能力的存在出现，帮助人类解决现实困难，消除现实痛苦，得到幸福。可以说对神的宗教信仰发展历史是人对超越人力的天地之力的一种抽象关注，并最终发展为一种具象化的仰视心理及行为范式。
因此大洪水成因被当时人类认为自然神力所为。那么战胜洪水的人力，其在逻辑上就等同于神力。这里人并不是神，因为神能降下洪水，人不能做到这个，但是人力以一定模式组织构建起来行动之，就能成功消除神力的效果（消除洪水），在人与神的这对关系中，人虽不等于神，但是人力能在一定前提下等于神力（现实效果）。也就是华夏观念中形成了：
人不等于神
但人力（有条件的）能等于神力
华夏先民在实践中发现，在人类普遍关注的（人－神）关系中，人竟然能实现与神的有条件对等的结果。
就是这个认识，让华夏先民对人能成为什么，人能实现什么，人能成就什么，产生一种必然的超越性认识。因为这是巨大的实践功绩，赤裸裸摆在所有看到治水成果人的面前的结果。就如今天中国成功实现抗疫成果是毫无辩驳的现实一样。作为无法辩驳地消除神力所为的证据，这使得基于这个现实证据作出的合理推导成为一种真理性的认识结果。
我们以往所敬畏的神，它能实现的我们人类都能有条件应对，因此人类能有条件地实现神的能力，有条件实现神能实现的作为，能有条件达成神能达成的高度。
这个逻辑的再深入推导，就可以认为：神就是人在特定条件下能达成的高度。
在这个逻辑下，远古人对神敬畏（放弃对自我命运的把握），对人自我可能性高度的限制（不可能达成神力所及），在大禹治水伟大功绩冲击下彻底瓦解。现实让华夏先民认识到，人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发展能实现的高度的天花板是不存在的，神力所至即人力（可）所能。人能达到的终极高度，是可以与天齐的（凡是能实现这个状态的人都是圣人，可被称为齐天大圣）。
这种短期内，在现实巨大功绩冲击下的思想观念巨变，在全世界极其罕见（我们可以回想下2020年新冠危机前后中国人的心理，在面对自己成功抗疫产生的巨大冲击变化，对华夏文明重新关注认识。）。更因为治水事件是在华夏文明诞生前完成的，他就成为文明出生即具备的成熟且核心的实践基因，他带给了华夏文明之后一系列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塑造及发展。
如果说，竞争是人类之间的争斗，或是面对自然之力，个体（小众）自我求存的一种有效措施。合作（向善的）就不仅仅是应对人之间的竞争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唯一能有效应对自然考验，实现最广泛人类获得实践胜利的手段及路径。
成功应对自然考验，人唯有靠合作共存一条道路。这是人类在宇宙对人无尽考验中获得人与他人，自然与人永恒的和合共存的唯一路径，这是被实践所证实的。这种实践功绩带给人们的巨大认识，直接帮助华夏一族完成了自身文明的价值朝向选择。
2）、华夏文明诞生
大禹治水的现实冲击，使整个华夏先民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定位产生了一次颠覆性、超越性的认识升华。并以此对其他各个重要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它首先就使得，华夏大地上，最先进、最强大部族的文化，经过抗洪实践改造，以及被团结起来的跨部落联盟整体接受，继而升华并被这个新族群（华夏族）主观确立为指导实践方向的文明理念。
华夏文明经历先民上万年孕育，终于呱呱坠地。
这个新的生命出身所拥有的核心内容：
（1）、通过治水成功与现实人类间的利益博弈经验，确立了人面对“（人－他人）”“（自然－人）”两大关系，以及两大关系主导者的差异。同时，确认这两大关系中“（自然－人）”关系，应该被人类放在更高关注的地位（应对自然的挑战，才是人类永恒面对，是否能永恒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使得诞生出的华夏文明最高实践关注指向“（自然－人）”这个核心关系。这个独特的关注点的确立，使得华夏文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应对自然挑战为主要且最高目标的文明。他几乎超出其他所有文明把人与人的关系作为最高实践目标的普遍现象，成就出自身最独特的存在。
（2）、华夏文明孕育期各族群之间文化交流与利益博弈双轨制历史。以及华夏大地上农耕技术的巨大发展。使得文化交流的和平倾向与现实利益大规模来源于农耕定居（农耕模式形成的大规模定居，而大规模定居及大规模耕种需要长期稳定和平的内外关系）的现实相结合。形成华夏传统辩证法的来源（生克互生，以和为贵），以实现和合共存为主要实践目的华夏矛盾观。
（3）、从治水经验所反映出的成功应对自然挑战需要拥有的客观条件：文明的“自强”需要，治水需要族群强大，但是这个强大，因为文明对自然更高层级的关注，使得强大更多指向族群内生性的“自我、自主、自生）”。“自强”一开始就指向三大块自身能力——“强大的生产技术能力”“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强大的意志品质”
（4）、从治水经验所反映出的成功应对自然挑战需要拥有的主观条件：“向善性”。抗洪胜利，是整个跨部落联盟的整体的胜利。既一群差异化极大，“满天星斗”共存一地的不同族群，根据所有人共同生存利益联合起来（和合共存最高目标），才能最终实现胜利。因此，在主观认识上，这个胜利所反映的人的群体，是超越自我（小我）族群的，是人整体的（大我）共同利益。因此应对自然挑战，必然是超越历史局限自我利益，是更广泛人类的族群共同利益。同时，由于人类团结一致竟然与神分庭抗礼，人自我生存幸福的利益，其地位就上升到神该有的位置。
有无限真善美的神，就是人有条件实现的该有之状态。因此人追求自我族群共同存在幸福就是善。面对自然挑战，先民发现，追求小众独存是不可能实现善的目标的。鲧的经验显示，各族群分立，自扫门前雪是不可能达成生存幸福的目标。团结合作，结成更广大的族群，为了更广大人群的利益，辅以强大硬件条件，人类才能有效对抗神力。独斗只有失败的苟且，团结才能共存的胜利。因此，主要指向应对自然挑战的华夏文明，主观需要“向善性”（超越既有的自我，追求并努力实现更广泛人群的共同幸福）。“向善性”是人类实现胜利的主观前提，又是追求胜利的实践目的。是人实现至善的必须（对自我的超越性，‘向善性’最终指向的是全体人类共同幸福生活利益的至善所在）。
3）、新华夏族建立
我们前面讨论了，华夏先民经过实践发现，人力在特定前提下能实现对等应对神力的功效（基于强大的技术生产能力、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强大的意志品质。正确的认识、方法、意志）。
这个以伟大实践结果为强大依据，使得早期满天星斗共存现状下的各个族群，迅速由全面的现实实践认同上升为广泛的文化认同，并进而成就全面的文明共识。
大禹治水使华夏文明终于诞生于世。她诞生之初就以极其浩大声势，在一个满天星斗组成的巨大群体中，赢得高度统一的文明认同。华夏文明走入世袭（分封制）王朝历史阶段，这个阶段，首先实现的就是文明的统一。
大禹治水过程里，通过针对有效治水改造出的，崭新跨部落联盟生产组织结构，政治组织结构等要素基于统一的文明认同前提，迅速在大禹治水之后，以统一文明为核心推动动力，迅速促进这些要素向（文明核心推动型国家）世袭朝代历史演化。
因治水而产生的一系列临时性措施，因为其巨大的“有效性”，以及这个临时性体制所产生的巨大权力及利益结构，使得其在洪水之后快速向常态化结构转化。
由于治水功绩极其巨大，以及新组织模式产生的极其强大的行动能力，以及产生的巨大权力及利益，这使得所有内部阻碍力量，在反对这个新组织体系时，都如土鸡瓦狗般崩溃。比如《国语·鲁语》记载昔禹致会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这个强大的体制，所具备的严格的纪律，使得大禹拥有斩杀迟到部落首领的权力。这显示了大禹利用治理洪水的极高功绩获得了极大的政治权力。大禹一族通过治水获得了在整个跨部落联盟高度集中的权力。大禹有效利用权力，促使整个联盟从对治水实践认同更快地上升到共同的文明认同。
天时地利人和已齐。天予不取，反受其咎[41]。随着夏朝建立，华夏世袭朝代历史终于展开（以此基于现实的逻辑推导下，对那些持夏朝虚无论的人，中国人应该不屑于与他们讨论相关问题）。
而这个国家中子民们，就基于华夏文明认同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华夏族。
4）、开启华夏世袭（分封制）王朝的新纪元。
这个新时代经历了夏商周三朝，瓦解与春秋战国时期。
5）、华夏文明纯粹信仰观的建立
华夏所含向善价值观朝向的确立，使人的生活世界进入人的实践的绝对中心（在文明的核心逻辑上，人有条件等于神，因此任何信仰都最终指向人本身），以此塑造出华夏文明宗教信的仰基本立场；
人的自我认识及重要性的极大提高，使人具备的潜力及能自我实现的可能高度与神齐，这就让神在人类心理中的地位大幅下降。神的高度即是人可能达成的高度，那么对神的仰视就不必是永恒持久的，在满足条件下对人的关注，逻辑上就等价于对神的关注。于是同人类其他各个文明横向比较，华夏文明对神（非人的）及宗教信仰领域的重视程度相对低很多。
对认同华夏文明的整个群体成员而言，神地位下降，人的地位与可能成就极大提高，使得之后华夏宗教信仰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一条最纯粹的信仰之路。
因为向往并追逐人类至善才是华夏信仰之根本。那么无论仰视神，还是仰视人，谁能使人类达成至善的信仰关注，信仰者就该去关注他。
难道信仰不是为了追求真善美，实现人的至善至真至美为永恒且终极的目标吗？那个所谓的真理，难道不才是我们的信仰唯一所要去执着关注的吗？我们是执着哪个人构建的信仰对象（神）？执着哪种信仰方式？在意谁在信仰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吗？
信仰的终极指向不是这些对象、形式、过程，而是我们要达成的至善目标。
因为天下尚未大同，所以长久以来，人们根据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观念等等构建出各色不同内容的信仰标地（作为信仰所属重要的一种方式——宗教样式）。于是很多人把对特定族群、特定宗教文化，特定利益的个人忠诚的品格要求故意与信仰本身纠缠在一起。信仰唯一忠诚的对象只有真理！信仰如果不指向真理（真理对人类而言，就是人可以达成的至善：最广泛人群的恒久存在及幸福），那仅仅是愚忠、愚信而已。
信佛信基督还是信仰共产主义？谁能引导我们并能最终实现那个至善的人间（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我们就该去信他，去追求他，去笃行他；谁不能做到至善，甚至违背他，损害至善的实现，哪怕口吐莲花也不会跟从，即便曾经坚信过也要坚决地去改变。这才是对真理的狂信徒，这才是真的纯粹的信仰态度。
因此，拜完观音拜土地的中国人，才是拥有最纯粹信仰潜质的族群。所有人为构建出的信仰方式，必须在现实实践中展现出有效地向至善前行的可能性，才能被华夏文明下的成员衷心接纳。
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在信仰中始终追求至善的实现才是最纯粹的信仰方式。唯有如此，任何花言巧语都无法欺骗我们。
把你们说的至善做出来给我们看-------这才是直面信仰终极目标的纯粹信仰态度。
这种纯粹信仰的态度绝对不是所谓的现实主义。因为这是具备明确价值观指向的。信仰指向至善。他因此对实践方式有明确的取舍，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纯粹的华夏信仰观衍生出一种重要的行为范式——实事求是。
------------------------------------
[40]《圣经》创世纪
[41]《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司马迁,原句：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