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在传播现代化的进程中，难免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故而发达国家在国际传播中传递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也无不潜移默化地改造着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媒介信息的跨国传播于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是有促进作用的良药，还是起阻碍作用的枷锁，发展传播理论与传媒依附理论持截然不同的观点，二者的交流和碰撞吸引着更多研究者关注国际传播路径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际造成的影响。
一、理论产生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为主的第三世界积极争取民族独立，它们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西方霸权开展了一系列的民主运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取得民族独立之后，发展和现代化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同时，社会科学研究者也把目光投向这一问题，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角度找寻答案。传播学者亦从学科视角探讨发展与现代化的困扰，由此生发了发展传播理论与传媒依附理论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
（一）发展传播理论之始：中东的现代化
发展传播理论（又称传播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分支，强调文化与传播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理论的产生标志是1958年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的经典著作《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在创立之初（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获得了发达国家掌握主要话语权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
以丹尼尔·勒纳为首的调查研究团队对中东地区的七个国家（希腊、土耳其、黎巴嫩、约旦、埃及、叙利亚、伊朗）以问卷形式开展调查，历时十五年集结成书。勒纳在书中将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城市化、读写能力和大众媒介参与，从这三个方面对六个中东国家（希腊仅作为实验样本，非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描述了现代化在中东传统社会中的渗透和过渡情况。勒纳由此提出了发展传播理论的基本观点：大众媒介是现代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者，是社会的“流动加速器”和社会变迁的“催化剂”（既加速了传统社会元素的消解、解构，又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环境），因而，媒介传播在社会动员和社会发展中具有“神奇倍增器”的巨大功效。其原因在于受众接收到发达国家传递的信息，逐渐被影响至改变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有利影响，促使其加速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化、读写能力和大众媒介参与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城市化程度越高、读写能力越高，大众媒介的接触率就越高，而媒介接触率越高，民众能参与的社会讨论就越丰富，社会就越能取得快速发展。
（二）传媒依附理论之始：拉美的现代化
传媒依附理论是从大众媒介和信息跨国界传播的角度来理解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交往的作用和效应，是改良主义依附理论在传播学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冈德·弗兰克1973年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是较早的研究传媒依附理论的著作。书籍的序言中写道：“本书作者过去曾通过他的《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1967）一书，以及其他一些著作，对创建不发达问题的‘依附论’观点作出了贡献……这意味着强调资本积累进程，但尽可能在世界单一历史进程的每个阶段中同时观察世界各个部分的不同方式，而不是像我在《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那样依次谈论地区史或国家史”，即《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是在《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并吸取了批评者的建议而写成的。由此可以间接说明传媒依附理论起源于对拉美国家不发达原因的分析，是对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反思的产物。
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在书中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或时期：重商主义阶段（1500—1770）、工业资本主义阶段（1770—1870）以及帝国主义阶段（1870—1930）。通过史实结合社会学理论的方式，每个时期先对历史章节进行描述研究，得出该时期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进而分析亚洲、非洲与美洲各主要地区中依附的发生机制（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角度），得出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每一历史章节后展开理论章节，讨论每个时期出现的一个社会经济理论的重要问题：为什么美洲的不同部分在重商主义时期走上了不发达和发展的不同道路；为什么现在的不发达国家没有经历曾经欧洲的内部市场发展；国际分工如何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传媒依附理论认为，正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接触和不对等交流，才有了前者的低度发展和后者的高度发达，二者互为条件。因此，国际传播并不能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反而会对其现代化进程起到反作用。
二、理论流变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改变，发展传播理论与传媒依附理论均取得了新的发展，学者们再次深入思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初期的理论基础上，对核心观点进行了修正和延伸。
（一）发展传播理论：提出与修正
1958年，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中首先提出了媒介传播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核心观点。第三世界国家的受众与媒介的接触越多，越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就越能感受到本国与外界存在的巨大差异来重新评估自己的生产方式，从而受到传统的束缚减少，更趋向于接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并做出改变。基于其大众传播观，勒纳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现代化理论命题：含有全球性发展要素和发展顺序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是一个可以且应当供广大后发展地区参照、效仿和共历（共同经历）的普世模式。
1964年，施拉姆在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写的《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一书中，从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的角度论述了国内和国际传播活动可以加速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对于后发展国家推广大众媒介的过程，施拉姆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首先发展小媒介（花钱少、见效快的媒介），而不应模仿发达国家，盲目地追逐大媒介（现代化程度高，需要调动大量人力物力才能推展的媒介）。他特别强调，现代大众传媒可以培育“现代（理性）人”，是“社会变革的代言人”，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桥梁”，是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发展中国家市区通向郊区传递新思想和新模式的工具。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由于前期的理论受到了多方质疑，发展传播理论得到了部分改变，形成了新发展主义观点。夏威夷大学教授特拉尼安是传播发展理论最新发展的代表人物，他结合了当代全球化的新特点，提出了新的现代化理论。特拉尼安更注重个人或组织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人的价值，认为社群主义是发展与传播的新道路。早期发展传播学将重点放在了媒介上，忽视了人际和组织传播网络，而社群主义的发展传播把媒介的作用置于人类传播的更大背景中。特拉尼安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实施选择性的媒介发展战略，鼓励多种发展道路，也需要有策略地接收发达国家通过不同渠道传播的信息，新闻媒介应该充当起内在发展的工具。
（二）传媒依附理论：深入与拓宽
20世纪70年代，以冈德·弗兰克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学派，提出了与现代化理论相反的观点。他们对全球化的基本判定，是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全球扩张不仅将世界连为一体，而且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不均衡发展态势和格局。在此基础上，依附理论提出了解释“欠发达”的著名假设：“都会—卫星”结构关系密切，卫星国家依附于都会国家，都会国得以发展，卫星国也得以（也只能）低速度发展；“都会—卫星”结构关系松弛，微型国家减弱同中心都会的联系，其经济发展反而能够加速。由此，第三世界国家的出路便是同西方国家分离，走出有自己特点的新型发展道路。将依附理论延伸至传播学领域，传媒依附理论揭示了国际传播领域中存在的不平等地位和不均衡流通的问题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的消极影响。第三世界国家传媒的欠发达，也是由于对发达国家传媒的依附，而发达国家掌控着绝大多数媒介资源，主导着国际传播的过程。发达国家介入发展中国家的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名为促进社会发展，实则削弱了民族国家不受干预地发展的可能性。
1985年，国际传播学者哈米德·莫拉纳基于跨国间传播断裂性双轴结构，提出了在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信息传播流中存在国际性的多重媒介依附关系，即：依附从信息生产阶段延伸到传送和接受阶段，从传播硬件延伸到传播软件[7]。总而言之，发展中国家的依附发生在五个方面，包括传媒体制的依附、传媒技术的依附、传播内容的依附、传媒资金的依附和广告的依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建设现代化传媒体系时，本国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只能复制或移植发达国家的模式；发展中国家必须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媒介技术，从而对西方的技术产生严重的依赖，被迫适应其信息制作、传播等程序；建立硬件体系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内容匮乏使其不得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传播内容，单向流通使其被西方深刻影响；现代化传播体系的建设要以资金为基础，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引进外资，者甚至导致信息主权和安全的丧失；依靠广告收入维持生计的大众媒介不可避免地发布来自境外的资本主义广告，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入侵同样会对本土文化造成伤害。
三、二者的异同
作为立场相反的两个学派，发展传播派和传媒依附派都试图提供一种能够全面理解发展和现代化的理论，并且为此做出了很大努力，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思想。二者在理论交锋中各有长短，在有些论断上针锋相对，但又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
（一）截然相反的路径
发展传播理论和传媒依附理论的主张完全不同，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对于阻碍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因素认识不同。发展传播理论认为其低度发展主要由内因造成，发展中国家不能将西方先进发达的技术和理论纳入自己的发展策略，其传媒业的落后同样是因为未对本国的传统传媒业进行有效的西式改造。传媒依附理论则将第三世界国家无法快速发展归咎于西方国家的剥削，主张正是西方技术、制度及思想的传入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依附和适应既有规则，因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传媒业获得西方的帮助反而加重了受控制的程度，难以继续发展。
其二，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发展传播理论的视野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移植的普世方式，因而西方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参照和榜样而存在的，西方的媒介组织方式和技术都是欠发达国家需要学习的内容。传媒依附理论将发达国家看作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操纵者，其目的就是通过技术和制度的传播而同化发展中国家。一旦被纳入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体系，欠发达国家就失去了对本国的独立掌控而不得不听从和依附于发达国家，传播事业的依附会导致欠发达国家信息主权和信息安全的丧失。
其三，对发展的概念和趋势的观点不同。发展传播理论认为，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能够共同发展进步，发展中国家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之后也能逐渐取得现代化成果，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借鉴之后的进步是一定的，传媒行业学习了发达国家的先进之处也会转化成自身的优势从而带来现代化。传媒依附理论则将发展看作一种相对的概念，主张一部分国家的相对发展必然要以另一部分国家的相对衰退为代价，二者此消彼长互为条件，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媒介话语权增强，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媒介话语权相对减弱，反之同理，所以在依附关系中都会国的增强某种程度上是以部分卫星国的衰弱为条件的。
其四，对欠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的建议不同。发展传播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制度，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普遍适用于每个国家，媒介技术和组织形式作为发达国家经验的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同样需要复制和移植。传媒依附理论认为学习西方并不能促进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发展的唯一出路是探索一条新兴的更符合自己国家的道路，这样才能不依附于其他国家和受到其他国家的控制，传媒的组织形式和制度也需要独立自主地创新，依靠自己走上现代化。
（二）类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发展传播理论和传媒依附理论看似分歧巨大，在其内部却存在着有趣的相似性，主要从三个方面可以得出：
首先，两种思想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产物，理论来源和研究方法均为社会科学的成果和经验。发展传播学属于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均为来自发达国家的知名学者，其思想和方法固然来源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科学。传媒依附理论虽有学者生于第三世界国家，但多数已加入发达国家国籍。尽管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带有原来民族的色彩，但是他们受到的教育为西方教育，接受的思想带有资本主义特点，运用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也来自西方。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发展传播学与传媒依附理论实际上同宗同源，只是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其次，两种理论的着眼点都在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上，都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出建议，将社会的现代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发展传播理论的学者分析欠发达国家的状况并做出解释，最终是为了帮助欠发达国家寻找发展的方式，这一目的十分明显。传媒依附理论的学者对欠发达国家的西式现代化虽然表现出批评的态度，但这一态度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他们批判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非反对欠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而是希望欠发达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走上全新的现代化之路。由此看来，发展传播理论和传媒依附理论在目的方面是一致的，不过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存在差异。
再者，两种理论都走入了相似的误区，将欠发达国家面对的问题简单化，同时将自己的理论（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绝对化。其一，两种理论都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设想得过于简单，因此各自的理论都出现了难以解释现实状况的问题。发展传播理论在设想第三世界国家学习和照搬发达国家模式而实现现代化之时，忽视了不同国家面对的不同传统的结构性问题和贯穿其中的文化因素。传媒依附理论将欠发达国家看作是无法抵抗发达国家传播的被动受体，同样忽视了它们在接受传播内容时因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产生的抵抗和对引入模式的改造。其二，两种理论都走向了绝对化，没有考虑内外因素辨证思考。发展传播学理论认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走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道路，本国国情的特殊性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成为阻碍因素，然而即使是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采取的方式也是根据自身的国情而不同，所以要求欠发达国家学习发达国家过于笼统和绝对。媒介依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地区只有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欠发达地区的依附在受到帮助的过程中必然发生从而阻碍发展，所以只有摆脱发达国家的影响才能够快速实现现代化发展。
四、缺陷与贡献
发展传播理论和传媒依附理论作为思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欠发达原因和提出建议的理论，虽然理论因研究部分欠发达地区发端，但仍存在着部分现状难以解释的问题，并且部分观点有失偏颇。不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欠发达的思考对其发展和现代化有着重大的贡献，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探索自己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可参考的模式。
发展传播理论和传媒依附对国际传播境遇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欠发达问题深度关切，但是由于理论具有局限性，这两种理论也因其不合理之处受到了不少批评。
发展传播理论虽然呼应了第三世界国家谋求发展和现代化的现实，但也遭到了诸多质疑。第一，发展传播理论作为媒介技术决定论的一个分支，过重地强调了社会进步过程中技术发挥的作用，而“忽视了媒介本身就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产物”[8]。技术本身和社会发展并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掌握技术的精英群体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经济权力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更直接的控制作用。第二，发展传播理论陷入了二元论的陷阱，将西方与非西方对立，认为西方代表着现代化和文明，而非西方则是落后与野蛮的代名词，这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西方国家借助发展传播理论，试图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同化，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更便于主导和控制国际秩序。第三，发展传播理论的实践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加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也就是成为传媒依附理论主要观点的实践者。
传媒依附理论对批判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贡献巨大，但其悲观主义色彩亦存在缺陷。第一，传媒依附理论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不发达归因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忽视了其较深层次的内在因素，缺少对贫困原因的全方位思考和解释。第二，传媒依附理论无法解释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快速发展，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自身发展和积极融入国际秩序，实际上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突出，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提升了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第三，传媒依附理论的“都会—卫星”结构也是二元对立的结构，恰恰以消极的否定性方式巩固了西方在国际传播中的中心地位，认为中心不可撼动，不可避免地沦为悲观主义的宿命论。
发展传播理论和传媒依附理论与其他理论一样，都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但这些漏洞和缺陷出现在不同理论争论中，而正是这些争论推动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发展，也使更多学者关注欠发达问题并参与到讨论之中。这两种理论虽然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第三世界国家想要继续发展，必须同时注重国内和国际两个方向，不能偏废。一个国家的发展动力归根结底来源于国内社会，而因为不同国家的国情千差万别，所以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内在的阻碍现代化的条件，在充分了解自身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本国特点的发展策略，盲目的模仿和复制是不可取的。同时，在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趋势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以闭关自守的方式谋求发展，需要对外开放，利用好国际社会提供的各种机会，将本国的传统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有效结合，寻找带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