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是一项重要的科学，迈入21世纪，生命科学的价值越发显得重要。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读生物系的张冬生，大学毕业就继续到北京大学读生物系研究生，师从李继侗院士做生态进化论研究，应该说是前途无量。
但人的命运是不可预测的。原准备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大生物系，担任遗传进化论教学科研工作的张冬生，在导师李继侗院士推荐下到武汉大学，跟随苏联专家学习当时苏联最高生物科学家米丘林的遗传学（现称表观遗传学），是国家重点培养的对象。
张冬生的导师跟他推荐米丘林遗传学，他爱不释手。因为那是一种国家科学，是苏联老大哥推崇的最高生物学。
那时，中苏正是蜜月期，一腔热血的张冬生决心努力学习，不辜负导师和国家的期望。当他看到米丘林这位俄国及苏联时期著名的园艺学家一生致力于通过外界环境的作用定向地培育新品种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奋斗历程时，他被深深震撼了。
米丘林跟他一样，自幼家境贫寒，虽只念过初中，但他对果树育种事业充满着热情和献身精神。不管环境多么恶劣，生活多么艰苦，他始终不屈不挠，顽强地工作，即使有人嘲笑他在果园的杂交育种工作是“把上帝的果园变成了妓院”，他也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他运用多种方法选育了300多个果树品种，留下了4卷的《米丘林全集》。他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在遗传育种上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发明了几种新的育种方法。他在园艺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可与美国著名的园艺学家布尔班克相比美。
张冬生通过学习研究发现，学习米丘林遗传学，绕不开另外一位苏联科学家李森科。他是米丘林之后苏联科学家的皇冠——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斯大林时代后期和赫鲁晓夫时代苏联首席科学家，号称“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年9月29日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张冬生发现李森科的成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研究与学说都是建立在实用与政治之上。
李森科敏锐的意思到苏联，特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特别重视在米丘林的杂交育种工作和学说，于是，他就在遗传学上标新立异，建立了米丘林学遗传学；在植物生理学上，他创立阶段发育理论：实际上他是利用育种站的工作，将一些地方传统的育种经验加入一些新的生物知识进行包装，然后取上一个时尚的名字。虽然乌克兰和阿塞拜疆地处偏南方，但是冬季农作物也偶尔会受到霜冻天气的威胁。
1929年，李森科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于是，他提出春化作用的概念，并创立了阶段发育理论；在农业生产上，发明和推广了许多新技术，提高了产量和品质，得到国家领导人的特别重视。
由于有生物理论和生物成果，在当时政治至上的苏联，李森科如鱼得水，如日中天。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被选举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苏联农科院院士和苏联科学院院士，担任农科院院长和科学院遗传所所长的职务长达几十年之久，几乎霸占了整个苏联生物学的话语权。
米丘林和李森科两位生物科学家的学术成果和政治光环，深深地吸引了正在茁壮成长地张冬生，而一直充满革命激情、斗争精神的张冬生仿佛干柴遇到烈火，很快将信仰与知识结合起来，产生了巨大的追求和学习的原动力。这种力量就如武功绝学，要么让他走向事业的巅峰，要么使他走火入魔。
当然，在当时对这种走向和结果谁也无法预知。但张冬生感到的是人生充满希望，前途一片光明。张冬生贪婪地吸取着米丘林遗传学知识的营养，他要将这种知识的营养和政治正确紧紧的结合起来。
将科学与政治联姻，有时如虎添翼，有时就会是悲剧的开始，特别是一旦将这种联姻植根于基因深处，人就很难觉醒和改变。
后来发生的一切引起了张冬生的沉思，但他依旧相信苏联遗传学家米丘林，苏联首席科学家李森科。
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只有前行。但作为一生追求真理的生物科学家，注定他会感到迷惑和痛苦。
几十年后张冬生谈起当时世界上两大霸权国家生物学派之争，仍感慨不已，记忆犹新。
在近代生物学史上，摩尔根学派与米丘林学派之间曾围绕遗传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展开了争论。这是影响比较深远的一场论战。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两派争论是在米丘林去世后，由苏联农业科学家李森科(1898—1976)打着“米丘林遗传学“的旗号挑起的。李森科本学识浅薄、无甚建树，却荣居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的三科院士，他以“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的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三四十年。他挑起两派争论地实质是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
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1866—1945)在20世纪初就以果蝇为对象，进行遗传学研究。1926年，摩尔根系统而全面地概括了当时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创立了基因学说，提出基因控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为现代遗传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人们把摩尔根思想的拥护者称为“摩尔根学派”。
米丘林是俄国及苏联时期著名的园艺学家。他一生致力于通过外界环境的作用定向地培育新品种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他特别主张通过人的力量创造一定的外界条件来控制生物的生长发育，以达到人类所需要的目的。他说杂种的组织，依靠两亲者不过1/lO，依靠环境者却占9/10。他过分夸大了外界条件的作用，而对生物本身的遗传物质对生物性状的决定作用有所忽略。
两个学派的主要分歧是：摩尔根学派认为，生物体中存在决定遗传的特殊物质——基因：而米丘林学派否认这种特殊物质。到了20世纪5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建立，证明了摩尔根学派的正确，这是后话。
从1935年到1941年，李森科开始给摩尔根学派戴上“资产阶级”等政治帽子，学术争论逐渐变成了阶级斗争。结果，摩尔根学派的瓦维洛夫被逮捕，最后死于狱中。1948年8月，李森科发表经过斯大林亲自修改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在报告中，李森科将米丘林生物学冠以“进步的、唯物主义的”字样，而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加上“反动的、形而上的”字样。争论的结果，是苏联高等教育部开除了一批反对李森科观点的教授．关闭了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取消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
l952年，李森科发表了《科学中关于生物物种的新见解》一文，提出了物种形成的新观点。这个所谓的新见解不仅遭到了遗传学家的反对，而且许多植物分类学、细胞学、农学等方面的专家也不认同。苏联三百多位科学家联名请求免去李森科的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民意难为，这个请求虽然被接受了。但是后来，李森科又找到赫鲁晓夫做靠山。赫鲁晓夫用权力支持李森科，打击批评李森科的科学家。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苏联遗传学界才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
因此，从一开始，这场争论就并非纯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可悲的政治闹剧。
李森科事件作为经历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苏联科技史上的一场灾难，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长期停滞的末路。李森科给我们留下了沉痛的教训——科学的争论中不应有政治的重压。就在苏联和中国对摩尔根学派进行批判期间，遗传学在其他国家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现代分子遗传学和遗传工程技术。而苏联和中国却因此而拉开了与世界科学发展新水平之间的差距。1964年10日赫鲁晓夫下台，苏联的生物界才得以清除李森科的学说。但他在二十多年时间内借助政治手段干预苏联学术领域，使得苏联在包括生物学、农学在内的多个领域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被称为“三十年浩劫”。当西方开始娴熟运用分子生物学时，苏联仍然停留在细胞遗传学的时代。直至苏联解体，也未能恢复他们在这些领域的领先地位。甚至这种科学的统治对生命科学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殃及了所有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只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家的坚决抵制得以幸免。
作为一个豪情满怀，积极投身时代潮流，大力吸取知识营养的时代青年，张冬生在认真学习米丘林遗传学知识的同时，也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遗传学派的论战中感到迷惑，感到危机。
但他仍信心十足，他还年轻，他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