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孙伏园的交往

作者：薛林荣

《鲁迅的饭局》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记叙了鲁迅自1912年到北京至1936年在上海去世的24年里所参加的重要饭局。全书深挖并撷取史料中相关部分，梳理鲁迅整个生活概况、创作心理、文人交往等，勾勒出鲁迅在文学史之外，更为真实更为立体丰满的文人形象。本文着重从鲁迅与孙伏园的交往，梳理出中国报纸副刊创立之初的面貌以及副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阵地的光荣历史。

时间：1922年1月27日（除夕）

地点：北京八道湾周宅

据许寿裳手抄本《鲁迅日记》，1922年1月27日，“晴，雪。旧除夕也，晚供先像。柬邀孙伏园、章士英晚餐，伏园来，章谢。夜饮酒甚多，谈甚久”。

除夕之夜邀请孙伏园“饮酒甚多，谈甚久”，足见鲁迅与孙伏园非同寻常的关系。

孙伏园与鲁迅是绍兴同乡，1911年，孙伏园在初级师范学堂读书时，鲁迅正是这个学堂的堂长（校长），两人是师生关系。到北京后，孙伏园与鲁迅交往甚密，两人亦师亦友。鲁迅去西安、厦门、广州，孙伏园也一路随行。甚至鲁迅订做衣服，孙伏园也会陪同。1924年6月30日，“午访孙伏园，遇玄同，遂同至广和居午餐。下午同伏园至门匡胡同衣店，定做大衫二件，一夏布一羽纱，价十五元八角，又至劝业场一游”。1942年4月，上海作家书屋出版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所收文章生动翔实，不溢美，不隐恶，坦白诚实，非常好读。在孙伏园眼中，鲁迅是一个卓越的文人，而非“伟人”。

由于鲁迅与孙伏园都是绍兴人，彼此交谈有时用绍兴土话，其准确程度往往胜于书面语。语言上的贴近使两人感情上自然贴近，一些鲁迅不愿与别人提及的话题，倒愿意与孙伏园谈论。孙伏园记述，鲁迅的祖父是周福清，父系亲属多住在绍兴城内都昌坊口，母系亲属住在绍兴东乡安桥头。鲁迅学医是由于牙痛，他的知交有陈仪将军。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孙伏园独家记叙了鲁迅许多作品的创作动机、创作背景以及文章的意蕴，都是外人不可能知晓的文学史料甚至心理背景。比如关于孔乙己，据鲁迅对孙伏园所言，小说是存在原型的，此人姓孟，孟在咸亨酒店喝酒，人们都叫他“孟夫子”，其行径与《孔乙己》中描写的差不多。

人们在提到鲁迅时也经常提起孙伏园，那是由于孙伏园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先后担任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的主编，并创办了《语丝》周刊，而鲁迅应孙伏园之约，在这三个刊物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与孙伏园的交往，更多地围绕《晨报副刊》进行。

《晨报副刊》可以说是副刊的“起首老店”。

“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是文化舆论界的重镇，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思潮。这四大副刊分别是：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四大副刊对中国现代文化进程影响深远，其中北京的《晨报副刊》更被周作人称作“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晨报》的前身为《晨钟报》，创刊于1916年8月，每天六版，是政治家汤派（汤化龙）的喉舌，社址在宣武门外丞相胡同。《晨钟报》最初由清末进士、四川广安人蒲伯英（1876—1934）主持，时任汤化龙私人秘书的李大钊任编辑主任。

《晨钟报》创刊伊始，便重视文艺副刊，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要新文艺“犯当世之大不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五四”运动前后，《晨钟报》是《新青年》之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俄国革命的主要阵地，所出的“劳动节纪念”专号、“俄国革命纪念”专号，开辟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均为中国报刊之首举。

1918年12月，《晨钟报》改组为《晨报》，翌年2月7日，改革第7版，增添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使副刊明显地倾向新文化运动。这样，虽然《晨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政府，但其副刊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一个时期内成为助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晨报副刊》开了中国现代报纸副刊民主改革的先河，而在右翼或中间派报纸上办好进步副刊，也是中国现代报刊史、文学史上特有的现象。

1920年7月，《晨报》第7版开始由孙伏园主编。1921年10月12日，孙改出四开四版的单张独立发行，报眉印有鲁迅拟就的“晨报附刊”字样，报头定名为“晨报副镌”。同一张报纸，为什么报头是“晨报副镌”，报眉又是“晨报附刊”几个字呢？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披露，原来“附刊”之名是鲁迅先生取的，他认为《晨报》既然独立地另出一页四开小张登载学术文艺，随同《晨报》附送，那么就叫“晨报附刊”吧。“附刊”也就是“另外一张”的意思。同时，进士出身的《晨报》总编辑蒲伯英善书法，亲自写了一个汉砖字体的版头，把“附刊”写成了“副镌”。孙伏园为了尊重鲁迅先生的原意，除报头名为“晨报副镌”外，报眉仍用“晨报附刊”几个字（见该书《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一文）。编者先后为孙伏园、刘勉己、丘景尼、江绍原、瞿菊农、徐志摩。

孙伏园主编《晨报副镌》后，注重从白话、标点、学术性、民主性、趣味化等几个方面着手提高副刊的影响，并约请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鲁迅、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冰心、刘海粟、王统照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撰稿，介绍新知识，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

《晨报副刊》于1921年12月4日起开始连载巴人的小说《阿Q正传》，1922年2月22日刊登完毕。巴人是鲁迅的另一个笔名。应该说发表《阿Q正传》，证明了孙伏园过人的胆识。《阿Q正传》的发表，使鲁迅名声大震，孙伏园也因此成了知名编辑。

据孙伏园回忆，鲁迅的作品除发表在《新青年》外，大都寄给《晨报副镌》了，计有50余篇，除《阿Q正传》外，还有《不周山》《肥皂》，以及杂文、学术论文和译文。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也发表于《晨报副镌》，这个被金介甫称作“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如一颗新星于此冉冉升起。以冰心《斯人独憔悴》为代表的“问题小说”，朱自清、刘大白等的新诗，瞿秋白的“旅俄通讯”，周作人的杂文，孙伏园的游记及戏剧介绍，无不展露着“五四”的时代风貌。当《晨报》在政治上渐失进步作用时，孙伏园通过致力于发展新文学，保持了它在思想界、文化界的广泛影响，如周作人的一批文艺评论文章、冰心寄小读者的篇什、汪静之等湖畔派诗人的诗作、陈大悲等发起的非职业的爱美剧运动等，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深具影响。特别是1923年至1925年，王统照主编的文学研究会在京刊物《文学旬刊》也附在《晨报副刊》上出版，它与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一道，促成了文学研究会作家群的形成，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特色，成为“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从1921年起，到1924年鲁迅赴西安讲学，孙伏园作为《晨报》记者随行报道。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孙伏园任主编。1924年12月，《京报副刊》创刊，也是孙伏园任主编。孙伏园和鲁迅在这四五年可以说是在工作上配合得比较密切的，合作也是比较愉快的。

孙伏园之后，1925年10月1日，《晨报副镌》由徐志摩接编，正式改名为《晨报副刊》。除了倡导新格律体诗对新诗发展有促进作用，提升了现代新诗的艺术品质外，在整个大的文学背景上，徐志摩均不及孙伏园任主编时的成就，《晨报副刊》于此便渐渐衰落，至1928年6月5日第2314号宣告终刊。

本雅明认为，20世纪以来，“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89版，第44页）。《晨报副刊》作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既有文坛思想过招的原始材料，又有文学观念论争的全景记录，甚至经历和见证着一些大的文学事件，并和其他期刊媒介一道，组织着文学的生产力，反映着文学的生产关系，契合着“五四”时代“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我们说，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晨报副刊》参与了对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与创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进程中的文化指针之一。（薛林荣）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