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念初中的学校，校园的中心有一棵大树，离大树不远处就是功率很大的大喇叭。每当升旗仪式时，播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每当课间操时间，播放《广播体操》曲子，每当开运动会时，播放《运动员进行曲》……
而平时，就是中午和晚上吃饭时播放广播电台的节目。那时，最壮观的就是他们人手端着饭碗，聚集在大树下大喇叭下，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听宋世雄的女排争夺战……
母亲非常佩服她的同学们，因为人人都能听一遍评书，就能模仿刘兰芳从头说一遍。我听了也佩服，难怪母亲的同学们，日后都是国家栋梁。
母亲暗下决心，一定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半导体。于是，放寒假期间，她从县城的批发点，批发到烟花爆竹，用竹篓背着，走村串巷，去兜售出卖。起初，她不敢喊不敢叫，又不敢自己放鞭炮，其实，也是不舍得放，怎么吸引人呢？
农民，只有在春夏秋几个农忙季节，才会大门打开，锄地，运粮，路上，巷子口，打谷场上，全都有人，一群一群的，而现在是冬天，打谷场上除了残留的雪堆以外，就是几只麻雀了。她串了几个巷子，人人家大门紧闭，只有狗叫。
开始，她听到狗叫就加快脚步离开，后来她甚至故意不离开，惹得人家院子里的狗狂叫，想要吸引主人出来，购买她的烟花爆竹。可是，效果也不怎么好。几圈下来，冻得她两腮通红，两手在袖筒里操着，不敢拿出来。母亲至今感叹：我们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冷多了。年长的老爷爷们穿着羊皮褂子，羊皮裤子，戴着羊皮帽子，站在太阳窝，还冻的鼻涕眼泪直流。
终于，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卖煤炭的大车，人家就把车停在村子中心，让村里的广播吆喝一下，就有人出来买了。她受到启发，每到一个村子，就直接去找广播站，卖的又快，人又不受冻。而且那时的广播还是义务的，不像现在，播一下还收钱。
一直到年底，母亲攒足了十二块钱，在县城里溜一圈，花了七块半，买到了自己爱不释手的精美的半导体，用剩下的钱，买了些糖果柿饼子，高高兴兴的回家了。过年的时候，围一家小朋友，听清脆的广播电台，喝浓浓的红糖水，无比惬意。
就是这个小小的半导体，伴随了母亲好多年，她还用它听英语节目，学英语呢。
后来，八十年代初期，大街小巷流行音乐四起，龙飘飘，凤飞飞，母亲和弟弟们齐心协力，购买了《燕舞》牌单卡录音机，后来发现磁带值钱，他们买不起双卡录音机，就把小朋友家的单卡录音机借来，利用她仅有的初中物理知识，利用她买磁带时对人家卖磁带人的细心观察，她居然能用两个单卡录音机，连接起来，把空磁带录上曲子，贱卖，然后再购买大量的空磁带，如此往复。
从卖小人书，到卖磁带，母亲自豪的说：“我大概是中国第一盗版的人。”我竖起大拇指：“嗯嗯，名副其实。”
从此以后，母亲的家里就是全村第一个拥有电子产品的家庭，后来，外公又买了全村第一台日立牌黑白电视机，每到晚上八九点，院子里聚满了人，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放在鸡窝顶上，看连续剧《霍元甲》，再后来，人更多，院子里挤不下，连院墙都挤坏了，就连上更长的线，电视机直接搬到了大门外，别说本村了，就连附近三五里的村子里的人，都来看。
很难想象，十二英寸，黑白电视，大人小孩，几百号人，静默无声，亦看亦听，两集放完，意不尽兴，其他节目，虽然也看，但人声嘈杂，议论的还是霍元甲，直到屏幕雪花状，大家散去，嘴里豪迈的唱着“这睡狮已渐醒。”
有时，农村里，会在用电高峰期，停电，当大家看到一集时，停电了，那叫一个“坑”啊！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心里都不好受，最揪心的，是那些讲不清理递不进话的更小的孩子们，他们嘴里就一句话“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嚎啕大哭，屡禁不止。
唉！真是无奈。
虽然停电了，再来电时遥遥无期，但是大家也没一个离去，都期盼着那“哗”的一瞬间，亮堂起来。外公拿出他矿工用的电弧灯，人们围坐在一起，侃天说地。
也有小朋友用嘴伴奏，完整的演唱《霍元甲》主题曲。
再后来，外公从矿山上收集回两个废旧电瓶，母亲一边和物理老师寻根问底，一边自己在家拆插，硬是把两个废电瓶捯饬好一个能将就使用的，又动员弟弟们，拿出多年的压岁钱，私房钱，总之老本都拿出来了，领着一帮同龄孩子们，前往镇上一个拖拉机修理店，想和人家购买一个二手逆变器，结果搞价半天，钱还是不够，于是，同来的小伙伴们，为了能看上电视，个个自告奋勇，都回家去取自己的老本，终于，拿下了。
几个人抬回家去，在母亲的捣鼓下，逆变器连上电瓶，白天充电，晚上停电了，也能继续观看，外村来的，也不用白跑一趟了。
一时间，母亲成为三乡五里传颂的“大能人”了。
我赞叹母亲的聪明伟大，母亲却自嘲的说：“穷则思变，被逼无奈，有野心才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