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写完《白鹿原》后,不再触碰长篇,是他江郎才尽了?

文·段宏刚

古今中外,一名作家给历史树立丰碑的最好方式,无疑是拿出一部大作品亮相,用时间来检验。司马迁做到了,他身后耸立着《史记》,杜甫实现了,他身后屹立着《杜工部集》,但丁达成了,他身后挺立着《神曲》,曹雪芹完成了,他身后伫立着《红楼梦》,巴尔扎克兑现了,他身后卓立着《人间喜剧》。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同样也做到了,他身后的《白鹿原》如高峰一样耸峙,被当代读者一次又一次仰望。

1992年3月底一个傍晚,陈忠实先生如释重负,他终于给50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写完最后一句话,看着自己的“孩子”出生,他喜忧参半。

喜的是,对一名作家来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就像孕育一个孩子一样辛苦,经历了十月怀胎的苦痛后,孩子终于顺利生产,他怎能不高兴?


忧的是,《白鹿原》将来的命运究竟如何?他当时在心里根本没有底。

这部小说是他蛰居于白鹿原上的农村老家——西安灞桥区西蒋村四年,每天足不出户,不断奋笔疾书、不断修改、润色后完成的,所投入的心血不计其数。

这一年,陈忠实刚好50岁,从阅历、精力、经验、智慧、知识储备等方面来看,都属于一个作家的黄金年龄。

说起来,陈忠实是从1988年春季着手创作《白鹿原》的,小说中涉及到许多历史事件,地理概况,以及风土人情的描述,必须遵循客观事实,所以,陈忠实先用了一年时间搜集资料,具体方式是,查阅蓝田、长安、咸宁三地的县志和历史资料,以及采访当地的老人,从老人口中获悉当年的历史风貌。


在采访、调查的过程中,陈忠实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对他们越来越熟悉后,就把这些人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个艺术形象来看待,最终,他一气呵成,给世人留下一部具有史诗格调的旷世杰作。

《白鹿原》创作完成一年后,在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市不久后,即刻在全国读者中间产生巨大反响。

1997年,《白鹿原》以全票通过的方式,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很快,《白鹿原》给陈忠实带来了丰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他的名气一夜之间爆红于全国,乃至海外华人地区,成为当代如雷贯耳的大作家和文化名人。

一部《白鹿原》,让陈忠实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对他来说,当初创作《白鹿原》的契机,主要源于三个方面。


一,实现养家糊口的愿望,肩负起一个男人的担当。

青年时期的陈忠实,是灞桥区地道的农民,犁地、割麦、碾场、掰玉米等农活,他都亲自干过,以至于他的双手经过农具的磨砺,布满了老茧,脸庞经过风吹日晒,呈现出黝黑的肤色。

走在西安大街上,他给路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朴实的关中农民。后来,陈忠实虽然当过村官,还进入到灞桥区文化局任职,但这些工作并没有让他富裕起来,他依然生活在清贫当中,依然每个月要从农村老家带来面粉和蔬菜来补贴生活所需。

当天创作完《白鹿原》后,陈忠实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对夫人说:老婆,我写完了!

夫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回应,杀青的《白鹿原》究竟能给家里的生活状况带来哪些改变,她无法做出判定,所以不愿附和丈夫。


因为在创作《白鹿原》之前,陈忠实说过一句狠话:如果还弄不了这事(写作)咱就回农村老家养鸡

这句话是陈忠实几年前在城里的房子里对老婆讲的,此时的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虽然笔耕了20多年的小说,但总体来说,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大,微薄的稿费收入,总是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面对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几乎是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发誓一定要写出一部大作品,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块当作家的料。

这个信念,是他创作《白鹿原》的根本动力。


第二,路遥创作完《平凡的世界》并获奖后,刺激了陈忠实,不甘人后的陈忠实决定要露一手。

1988年3月下旬,陕北作家路遥(1949年——1992年)拿出了三部共计100万字的《平凡的世界》投向文坛,1991年3月,这部小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在读者中间引起了极大反响,被青少年看作是必读小说。

那个时候,10个青少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差不多有5个人在谈《平凡的世界》,可以说,这是一部深入读者之心的小说。

这件事给陈忠实带来巨大震动,他感叹道:同在一个院子(当时陈忠实和路遥都在位于建国路的陕西作协院子上班,都担任《延河》杂志编辑)里工作,他为啥能行,而我就不行?


况且,路遥比陈忠实小7岁,小兄弟已经功成名就,而老大哥却有些默默无闻,这让陈忠实创作长篇的心劲更加高涨。他憋了一口气,发誓一定要写出一鸣惊人的小说。

抱着这样的决心,陈忠实索性离开陕西作协院子,杜绝了所有应酬,蛰居到老家西蒋村的祖屋里,每天深居简出,这才有了《白鹿原》的问世。

此时的陈忠实,已经创作出《蓝袍先生》、《四妹子》等优秀中篇小说,初步具有了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对写长篇比较有信心,这是他敢在这个时候上手长篇的原因。


第三,陈忠实对文学一直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在他眼里,文学是神圣的女神,他永远要像信徒一样对待她。

在许多次有关文学的会议上,陈忠实最爱讲的一句话是:文学依然神圣。

不论在何时何地,在对待文学创作上,陈忠实始终秉持“要么不写,如果要写就一定要写好”的原则。

对那些把一生心血都融入到一本大作的作家,比如,司马迁和《史记》,曹雪芹和《红楼梦》,普鲁斯特和《追忆似水年华》,塞林格和《麦田守望者》,等等,陈忠实是极为推崇的。

在他心里,作品是作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作家在有生之年,一定要竭尽所能地写出大作,才不会辜负作家的使命。

作家不辜负使命,不在于写了多少本书,而在于这本书能不能传世。


因此,在创作《白鹿原》之前,陈忠实又说了一句更狠的话:要写出一本死后可以做垫棺枕的书。

陈忠实像那些前辈一样,宁可把自己所有的阅历、才识、心血、智慧、思考和人格溶于一本《白鹿原》里,也不愿通过注水,或者是自我重复的方式,把它们复制成许多本“商业小说”而推向市场收割稿费,这样做,无疑会损害小说的厚度和广度,降低小说的气象与境界,对读者也是一种敷衍和亵渎。

这样的小说跟快餐有什么区别?想给自己安身立命,想传世简直就是奢望。

《白鹿原》获奖以后,给陕西文学争了光,坊间传言,一名主管文化的领导对陈忠实说:你现在正能写,应该再写几部长篇。陈忠实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个锤子。两人不欢而散。

这就是至情至性的陈忠实,对待文学,宁缺毋滥是他的底线,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不能超越。这是他以后不愿再触碰长篇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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