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古今中外，一名作家给历史树立丰碑的最好方式，无疑是拿出一部大作品亮相，用时间来检验。司马迁做到了，他身后耸立着《史记》，杜甫实现了，他身后屹立着《杜工部集》，但丁达成了，他身后挺立着《神曲》，曹雪芹完成了，他身后伫立着《红楼梦》，巴尔扎克兑现了，他身后卓立着《人间喜剧》。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同样也做到了，他身后的《白鹿原》如高峰一样耸峙，被当代读者一次又一次仰望。
1992年3月底一个傍晚，陈忠实先生如释重负，他终于给50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写完最后一句话，看着自己的“孩子”出生，他喜忧参半。
喜的是，对一名作家来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就像孕育一个孩子一样辛苦，经历了十月怀胎的苦痛后，孩子终于顺利生产，他怎能不高兴？
忧的是，《白鹿原》将来的命运究竟如何？他当时在心里根本没有底。
这部小说是他蛰居于白鹿原上的农村老家——西安灞桥区西蒋村四年，每天足不出户，不断奋笔疾书、不断修改、润色后完成的，所投入的心血不计其数。
这一年，陈忠实刚好50岁，从阅历、精力、经验、智慧、知识储备等方面来看，都属于一个作家的黄金年龄。
说起来，陈忠实是从1988年春季着手创作《白鹿原》的，小说中涉及到许多历史事件，地理概况，以及风土人情的描述，必须遵循客观事实，所以，陈忠实先用了一年时间搜集资料，具体方式是，查阅蓝田、长安、咸宁三地的县志和历史资料，以及采访当地的老人，从老人口中获悉当年的历史风貌。
在采访、调查的过程中，陈忠实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对他们越来越熟悉后，就把这些人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个艺术形象来看待，最终，他一气呵成，给世人留下一部具有史诗格调的旷世杰作。
《白鹿原》创作完成一年后，在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市不久后，即刻在全国读者中间产生巨大反响。
1997年，《白鹿原》以全票通过的方式，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很快，《白鹿原》给陈忠实带来了丰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他的名气一夜之间爆红于全国，乃至海外华人地区，成为当代如雷贯耳的大作家和文化名人。
一部《白鹿原》，让陈忠实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对他来说，当初创作《白鹿原》的契机，主要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实现养家糊口的愿望，肩负起一个男人的担当。
青年时期的陈忠实，是灞桥区地道的农民，犁地、割麦、碾场、掰玉米等农活，他都亲自干过，以至于他的双手经过农具的磨砺，布满了老茧，脸庞经过风吹日晒，呈现出黝黑的肤色。
走在西安大街上，他给路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朴实的关中农民。后来，陈忠实虽然当过村官，还进入到灞桥区文化局任职，但这些工作并没有让他富裕起来，他依然生活在清贫当中，依然每个月要从农村老家带来面粉和蔬菜来补贴生活所需。
当天创作完《白鹿原》后，陈忠实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对夫人说：老婆，我写完了！
夫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回应，杀青的《白鹿原》究竟能给家里的生活状况带来哪些改变，她无法做出判定，所以不愿附和丈夫。
因为在创作《白鹿原》之前，陈忠实说过一句狠话：如果还弄不了这事（写作）咱就回农村老家养鸡去。
这句话是陈忠实几年前在城里的房子里对老婆讲的，此时的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虽然笔耕了20多年的小说，但总体来说，在全国的影响力并不大，微薄的稿费收入，总是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面对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几乎是做出了孤注一掷的决定，发誓一定要写出一部大作品，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块当作家的料。
这个信念，是他创作《白鹿原》的根本动力。
第二，路遥创作完《平凡的世界》并获奖后，刺激了陈忠实，不甘人后的陈忠实决定要露一手。
1988年3月下旬，陕北作家路遥（1949年——1992年）拿出了三部共计100万字的《平凡的世界》投向文坛，1991年3月，这部小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在读者中间引起了极大反响，被青少年看作是必读小说。
那个时候，10个青少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差不多有5个人在谈《平凡的世界》，可以说，这是一部深入读者之心的小说。
这件事给陈忠实带来巨大震动，他感叹道：同在一个院子（当时陈忠实和路遥都在位于建国路的陕西作协院子上班，都担任《延河》杂志编辑）里工作，他为啥能行，而我就不行？
况且，路遥比陈忠实小7岁，小兄弟已经功成名就，而老大哥却有些默默无闻，这让陈忠实创作长篇的心劲更加高涨。他憋了一口气，发誓一定要写出一鸣惊人的小说。
抱着这样的决心，陈忠实索性离开陕西作协院子，杜绝了所有应酬，蛰居到老家西蒋村的祖屋里，每天深居简出，这才有了《白鹿原》的问世。
此时的陈忠实，已经创作出《蓝袍先生》、《四妹子》等优秀中篇小说，初步具有了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对写长篇比较有信心，这是他敢在这个时候上手长篇的原因。
第三，陈忠实对文学一直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在他眼里，文学是神圣的女神，他永远要像信徒一样对待她。
在许多次有关文学的会议上，陈忠实最爱讲的一句话是：文学依然神圣。
不论在何时何地，在对待文学创作上，陈忠实始终秉持“要么不写，如果要写就一定要写好”的原则。
对那些把一生心血都融入到一本大作的作家，比如，司马迁和《史记》，曹雪芹和《红楼梦》，普鲁斯特和《追忆似水年华》，塞林格和《麦田守望者》，等等，陈忠实是极为推崇的。
在他心里，作品是作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作家在有生之年，一定要竭尽所能地写出大作，才不会辜负作家的使命。
作家不辜负使命，不在于写了多少本书，而在于这本书能不能传世。
因此，在创作《白鹿原》之前，陈忠实又说了一句更狠的话：要写出一本死后可以做垫棺枕的书。
陈忠实像那些前辈一样，宁可把自己所有的阅历、才识、心血、智慧、思考和人格溶于一本《白鹿原》里，也不愿通过注水，或者是自我重复的方式，把它们复制成许多本“商业小说”而推向市场收割稿费，这样做，无疑会损害小说的厚度和广度，降低小说的气象与境界，对读者也是一种敷衍和亵渎。
这样的小说跟快餐有什么区别？想给自己安身立命，想传世简直就是奢望。
《白鹿原》获奖以后，给陕西文学争了光，坊间传言，一名主管文化的领导对陈忠实说：你现在正能写，应该再写几部长篇。陈忠实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个锤子。两人不欢而散。
这就是至情至性的陈忠实，对待文学，宁缺毋滥是他的底线，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不能超越。这是他以后不愿再触碰长篇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