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拆书报告（三）

第三讲  新石器时代遗址与中国国家起源

这一节，首先是题目，尤其是后半句“中国国家起源”这几个字，我相信就已经激起了大家强烈的好奇心。有关于中国人及中国国家起源，上古奇书《山海经》这样记录：女娲，人首蛇身，抟土做人；黄帝，大战蚩尤、涿鹿郊野，成为部落共主！这就是《山海经》中关于人类起源和国家起源的传说。大家还记得上一讲的《荷马史诗》与天才谢里曼吗？触类旁通，《荷马史诗》有历史的背景，那么神话里的女娲和黄帝以及涿鹿之战，我相信也是以真人真事做背景，只不过后世的子孙们丰富的想象力，又赋予了祖先们巨大的神力。

讲完了传说，那么大家想一下，国家到底从哪里来？究竟是怎么样的需要，让这么多人出于自愿或着被迫组成一个国家？仅仅靠传说，我们很难接受。我们先来看一下和商朝在时间上约略相当的另外两个文明，一个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个是埃及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较大型的社会组织，是以城邦和城市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彼此之间的争战，为了防卫而形成的城市。城市将人保护好以后，就发展出了别的需求---交易需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现最早的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根源就是计数。总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文明的发展与商业行为、数字和契约有很密切的关系。这种城邦商业和契约文明，显然和中国文明不是一个路数。

再说埃及，埃及整个国家组织环绕着兴建金字塔而形成。兴建这样的大型工程，使得集体组织大幅发展，而大型工程的震慑作用又反过来强化了集体组织中上层统治者的权利，让他们得以更容易、更有效的动员更多的人力，兴建更多、更大、更震慑人心的大工程。这是权利与工程的疯狂循环！于是有个美国学者就提出了中国国家组织，很有可能就是围绕着大型集体水利工程而产生的，因为公元一千年之后，中国拥有着全世界最庞大、最惊人的灌溉系统，中国的农作物几乎都仰仗灌溉。一时间，这种 “治水社会说”说服了不少人，大家认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探测中国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而，1955年，我们的史学牛人钱穆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这篇文章彻底驳斥了“治水社会说”。钱穆先生将中国古史整理后发现，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作物，依次是：稷、黍、稻、梁。稷，高粱的前身；黍，玉米的前身；稻是旱稻不是水稻；梁，就是小米。大家注意，这四种农作物，尤其是前两种，都是在相对不那么湿润的地方生长的，小米现在还很常见，陕北最有名，陕北是偏干旱的地方。钱老还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古代山居考》，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居住形式是以穴居和山居为主，穴居和山居就强化了“山耕”的主张，而山耕的农作物，不大可能需要大量的灌溉。这就推翻了“治水社会说”的根本基础，中国不可能是因为灌溉水利而组成的国家，套用埃及依赖大型工程建立国家组织的模式来解释中国古史，行不通。

从目前挖掘的考古证据来看，约九千年前，几个地方已经有了人类的居住痕迹。约七千年前，陆续形成了几个重要的中心。例如河南的仰韶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重庆的大溪文化、嘉兴市的马家浜文化、浙江宁波的河姆渡文化………

他们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发展出了各自的特色文化，然后到了约五六千年前，彼此开始有了交流。这里顺便聊一下，南方人爱吃米饭北方人吃面，其实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呢，因为在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这些南方新石器遗址上，出土了旱稻种植的明确证据。北麦南稻在新石器时期就已显现出雏形。

我们再来看看新石器时代两个地方的房舍遗址。第一个，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它距今约七千到八千年前，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红烧土，红烧土通常用来判定房屋存在的可能性，史前时代的人们通常将草木和泥土掺和起来建造房屋，再用火来烘烤墙体和屋顶。使其结实坚固。泥土经过长时间烘烤后，会变成红色。第二个，西安半坡遗址，它是半地下居，这就是穴居的铁证了。

为什么要讲房舍遗址，因为如果是渔猎与采集的生活，无法发展出定居文化，只有农业才可以支持定居生活。但注意，在没有充分掌握火的作用之前，大部分的谷物是不可食用的，有火有水还得有可以装水加热的容器，也就是陶器，农业的条件才算真正成熟。

我们这一讲，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与中国国家起源，新石器时代，在农业支持下的定居生活发展出来了，也只有定居生活成熟了，才谈得上国家起源。

再来说一个遗址：姜寨遗址，它距今约六千五百年前，这一整个居住村落全部挖掘出土。村落里有不少房子，房屋群的外围有一道壕沟，这是为了防止野兽侵袭的。壕沟可以防住大部分动物，却防不住人，要防人就得筑城墙。所以如果发现城墙取代壕沟，围在村落外，通常也就表示，住民防范的主要威胁，已经从野兽转变成了其他人类。

除了壕沟，许多村落型的居住遗址里都有火窑，形成中国古代村落的另一个理由来自陶器制作的专业化，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各个遗址中出现了陶器的演变。

比如一开始是圆底的容器，这种需要把容器吊起来，在下面生火，后来又变成了平底的容器，再后来又出现了三足器和把手。种种迹象表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是商朝的前身；仰韶文化则是夏朝与夏文化的前身，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下节课会专门来讲。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主张，生产工具的改变造成生产力的改变，是历史演变的根本原因。然而我们看中国历史，从约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约三千五百年前，这几个区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并没有重大的变化，一直以磨制石器为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可是各个不同区域，在这两千多年来发展出来的文明却何其不同。因此，不能单纯从生产工具的改变去理解文明的变化，尤其不能用它来理解中国文明的变化。

生产力一样，都是磨制工具，发展出来的文明有多不一样呢？往东南走，陶器是先分开做好几个部分，然后再将各部分拼接起来，最后再放进窑里，烧成一个完整的器物；出现了这些不好烧也不好用的陶器，它的实用功能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头脑风暴一下，总之，这时候的陶器已不仅仅是农作物储存和烹煮的工具了。而西北方向的甘肃马家窑，它出土的陶器在形体上几乎一模一样，没什么创意。但是，它的每个陶器表面烧绘的花纹都不一样。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也有花纹，但它和马家窑的不同，马家窑是以绳纹网纹为主，而半坡遗址的陶器上，是古人们对世界的观察，他们烧绘的是鱼、羊等动物。总之，中国陶器已经具备了高度的社会意义，这与中国国家起源有着幽微密切的关系，显然，这个时候有些信仰观念已经开始萌芽。

依照现有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中国农业起源的过程中，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都和农业有关，也都和陶器有关。

陶器后来又出现的青铜器，青铜器也绝不只是生活器具而已，中国出现青铜器的明确证据，出现在公元前三千年，那应该算作青铜时代的开端。不过，作为生产工具，中国其实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到了铁器时代，我们几乎找不到中国放弃了石器工具，而改用青铜生产工具的任何证据。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工具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这完全不成立。

那么，青铜器是干嘛用的呢？《左传》上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祀就是祭祀，戎，就是打仗。事实上，我们考古挖出来的青铜器基本上也就两种东西，一是礼器，二是兵器。商朝如此辉煌的青铜器皿时代，农业生产用的都是磨制石器工具，到了西周才陆续出现了铁制工具。既然没有生产上的用途，为什么会有青铜这种东西呢？青铜器的发展与源流必须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承载的意义就逐渐超过了它在生活上所提供的便利。所以说，我们必须以器皿为开端，来理解中国国家起源。

我们没有办法仅仅凭借考古，明确界定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文化”。然而，有几条清晰的线索，可以供我们追踪。

第一，我们大致明了，从七八千年前，在现在这个叫做中国的区域里，哪些地方曾经有人居住？他们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农业生产，又发展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第二，我们知道后来，商朝明显的高度文明成就，是在七八千年前石器文化的基础慢慢积累起来的，这中间并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

这些满天星斗般散落分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是后来夏文明与商文明的主要构成元素。

好了，这节课讲了中国国家起源，下节课，夏商周该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