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大明朝最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劳瘁而死。这位主导“万历新政”,大明的中兴之臣，没想到自己死后不久就遭到清算。更让人痛心的是人亡政息，大多改革成果都付之东流。
万历十六年初，将星陨落。大明朝最优秀的将领，受张居正牵连而被罢官的戚继光郁郁而终。戚继光之死，在朝堂竟没有激起一点涟漪。
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蓟州兵变，戚家军数千子弟兵被剿杀。
“戚家军”的由来
“戚家军”之名，最早大概来自于《明史·戚继光传》：继光至浙时，见卫所军不习战，而金华、义乌俗称慓悍，请召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军”名闻天下。
在明朝的奏折、文书、皇帝实录等文献当中，并没有出现“戚家军”一词，多以“南兵”或“浙兵”、“义乌兵”代指，但“南兵”、“浙兵”、“义乌兵”并非专指“戚家军。”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戚继光到浙江抗倭，他深感明军战斗力不强，一遇短兵相接，就怯懦不前，因此戚继光想自己组建一支军队。适逢义乌矿工因护矿和临县发生械斗，此事让戚继光见识了义乌人的勇猛彪悍，就在义乌招募四千农民矿工（正史记为3000，戚继光自记4000），经过严格训练后，遂成为“戚家军”。
戚家军的职业雇佣兵特点
明朝起初是实行卫所世军制的，明朝军民分籍，是把老百姓分为两种。一种是"军":每家世世代代要有一个人当兵或军官。另一种是"民":世世代代均免除兵役。明朝的军官也是世袭的，像抗倭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都是世袭军官。军士们一边“屯田”生产劳动，一边要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安定。这样在平时国家无须为养兵进行专门的财政拨款，所以在明王朝前期，军饷并没有给国家财政造成负担。
明朝中期，由于国家的养兵政策得不到贯彻执行和世军制自身的缺点，卫所制度受到很大的破坏，大量士兵逃亡，卫所缺额严重，战斗力严重不足。土木堡之变后，北边战事频繁，九镇开始全线募兵。
嘉靖二十八年，“九边”军466895名，募兵约占20%，其中山西募兵竟占到山西军数的67%，比列最高。这些募兵都是当地人，大都是从军户、农户、官户年轻力壮的。冬操夏练，还是半兵半农，农忙季节回家务农。募兵费用一开始是物和银并给，后来全部由银两支付。嘉靖二十九年，募军银高达五十九万两，明朝财政从此匮乏。
“戚家军”是明朝由世军制向募兵制转变时期的产物，它带有雇佣兵的特色。浙兵和南兵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戚家军”，浙兵北戍蓟镇后称为“南兵”。浙兵和南兵和其他募兵虽然都是招募的形式组成的，但有很大区别。
一、南兵是客兵，是职业兵。他们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全年操练备战的。
二、其他各镇应募之兵，很多是来自军户，带有强制性。而南兵是政府动以厚利，诱以成兵，南兵自愿性最高。
三、南兵的月饷优于卫所军和其他募兵。南兵的月饷银是一两五钱，卫所军和募兵都是月饷粮一石。蓟镇无粮时，一石粮值六钱五分，一石月饷是南兵月饷的43%。蓟镇放粮时，一石才折银五钱四分，才及南兵月饷的36%。
蓟辽总督谭纶解释过南兵待遇高的原因，主要是招募之军与有军籍的人不同：召募之兵与尺籍军异，尺籍之军无论老少强弱，饩廪豊给优恤备至，调遣即有行粮草料，召募之兵非强壮不入选，既无素餋之恩，有疾辄汰，又无归老之计，既以车战，亦无马料，自非酌拟尺籍军之食而稍优之，必不乐从。
后来的东征最高指挥官宋应昌也曾这样对朝鲜国王说过：“留守之兵，去家万里，远戍异乡，彼其心岂无父母妻子之繁，非厚利结其心，何以责其效？”
北戍南兵离家万里，还有身家之累，待遇自然应该高于当地土兵和各镇士兵。但这待遇上的巨大差异，却造成了南兵和北兵关系长期不和，也对边防的巩固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矛盾迟迟没有解决，后来伴随着南兵和北兵在朝鲜战场并肩作战。
戚家军为何北戍蓟镇
蓟镇属于明朝“九边”防御体系，明代蓟镇的管辖范围大致是“东起山海，西迄居庸，延袤曲折，几二千里”。因防御区域在京畿，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在庚戌之变后，成为“九边之首”。
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平息后，如何抵御北方蒙古鞑靼的侵扰就成为明廷的首要问题。
隆庆元年（1567年）戚继光奉诏北调，始任北京神机营副将，旋改任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后担任蓟镇兼总理练兵事务，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镇守蓟镇生涯。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称戚继光是“孤独的将领”，其实在这十六年里，无论是他的顶头上司，还是内阁中枢，对他是赏识和支持的。“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确，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
这里面张居正和戚继光最为相知，对戚继光最为信任，为戚继光排忧解难最为有力。也正是背靠这些大山，戚继光才能在蓟镇顺利地镇守和练兵，取得“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的佳绩。
戚继光看到原有的边兵，号令不严，器具不精，训练无法，大都畏敌如虎，要想把养成的恶习纠正过来太难。因此主张招募新兵，严格训练。
今边兵惟习马耳，未娴山战、林战、谷战之道也，惟浙兵能之。
他希望“旧练南兵万数，先教成一营，以为师范”。
最早响应募南兵戍边是戚继光的顶头上司蓟辽总督谭纶，他是这样解释南兵戍边的原因：“燕赵之士虽多慷慨，自备胡以来，锐气尽矣，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此万二千人者，臣与戚继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教成之后，留之实边，可使从者半散之归农，可立遣无后忧。”（《《穆宗实录》》）
于是隆庆五年，“遣官选募浙兵戍蓟镇”，戚继光练兵蓟门，“以浙中旧练精兵三千为之基本”，“增募南兵二万，月饷1两5钱，教练三年而成”。
戚继光镇守的蓟镇，固若金汤，蒙古不敢来犯。
如果不是首辅张居正的去世，后面的事情可能都不会发生。
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从蓟镇黯然南下，应该说此时戚家军已经瓦解。
蓟州兵变
1592年3月，丰臣秀吉共调动军队九个军团共14万人渡海至朝鲜作战，朝鲜战争爆发。日军仅一个月，就攻占了平壤，国王李昖向明政府求援。明朝遂派宋应昌任主帅，李如松任主将，率辽东军、南兵及川军约四万人抗日援朝（明称为东征）。
战争初期，吴惟忠就带领四千南兵，渡江入朝，是最早入朝的东征先遣部队。这支队伍的将领吴惟忠、叶邦荣、王必迪、娄大有等，他们都是义乌人，也都是跟随过戚继光的戚家军旧将。他们所带领的这支部队，三分之二招募自义乌及附近，三分之一是守台的南兵。虽然戚继光已经于万历十六年离世，但我觉得万历二十年这支入朝的南兵，毕竟老将尚在，兵源相同，至少也还算是一支“戚家军”的余脉了。
那么这支“戚家军”在朝鲜战场表现如何呢？朝鲜人的评价是“功最”。但他们在中国军队里却遭到了诸多不公平的对待（牵扯到是是非非太多，没二千字说不清楚，也很难定论），至少在南兵眼里他们是受到了刁难。
第一个平壤城先登之争。朝鲜君臣认为是“浙兵先登”，其中犹以南兵游击吴惟忠和参将骆尚志“功无与伍”，而且在攻城时“皆先登焉”。主将李如松报功时，把首功给了自己部下张世爵；主帅宋应昌叙功时把首功给了自己标下的中军杨元。
再就是首级之争。明朝论军功一个重要的依据是斩首的数量。平壤攻城前，为了避免士兵争割首级影响战局，主将李如松下令“争割首级者斩”，主帅宋应昌也在入朝前下过“冲锋马步军兵，不许斩割倭级，有下马违令者斩”等禁令。但这些禁令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听话的南兵看到李如松的家丁马上挂满了首级而目瞪口呆。当天居然割了一千二百八十五个首级，这些几乎都是北兵所为。
这就出现了“平壤之役，南人先登力战，而得首级者，皆是北人”的不公，最让人可气的是李如松报功和宋应昌叙功时又以首级为先。南兵将士自上到下，无不愤懑和不满，提起李如松，必叫他“松獭子”。王必迪更是见李如松不跪，站着斥责他是“不智、不信、不仁”之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中日休战，带着一肚子怨气的南兵回到蓟镇。万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兵部认为对日本的册封即将开始，建议裁撤蓟镇、天津的防海南兵。但此前政府答应的双粮和赏银，在宋应昌去职后，还有不少欠饷没有发到军士手中。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蓟镇三协的南兵此前积攒的怨气终于爆发，《神宗实录》称“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总兵官王保将他们骗到演武场诱杀，制造了所谓的“蓟镇兵变”。
蓟镇，是戚继光用力最多，倾注心血最切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蓟镇是戚继光一手打造而成的军事重镇，而南兵就是戚继光的旗帜和亲军。他没想到的是，在他死后，恰恰是在蓟镇，自己的子弟兵被“纵意击杀”。
“蓟镇兵变”是明廷对有功将士的暴力镇压，此举无助于解决南兵和北兵之间的矛盾，反而对再次招募南兵抗倭造成了消极影响。王保的横加杀戮，让“死者含怨，生者切齿”，以致“招募鲜有应者”。
其实仅仅在万历年间，各地“鼓噪”和“兵变”的事件就很多，“蓟镇兵变”仅是冰山一角。其实大多事件，包括“蓟镇兵变”在内，大多都是因欠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用“鼓噪”定位更为准确，督抚、总兵出面安抚即可。没想到这次竟然大开杀戒，人为地制造了一场惨案。
“蓟镇兵变”的发生，虽有人为的偶然性，但从南兵和北兵之间的矛盾、募兵制对世军制的冲击、募兵制对明朝财政的影响来看，又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