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年味总是在父母的忙碌中开始的，置办年货，打扫卫生，包饺子，炸圆子，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忙的不可开交。临近春节的前一个月，家家户户都盼望着晴好的天气，晒被子，咸肉，把家里里里外能晒的都搬出去晒着，衣物经过阳光的照耀，仿佛会变得更加崭新了，而人心情也会变好，事情做起来便麻利多了。
小时候，母亲每年都会在年底的时候去街上做糖。做糖的前期手续很是复杂，要蒸糯米，我家的糯米通常都是由外公来蒸好的。然后母亲负责每天早上拿出去晒，晚上再把收回来。通常，晚上我都会去和母亲一起收那些晒好的糯米，还有花生，芝麻。
我熟悉着做糖里的每一道程序，亲自参与了这样的劳动后，那些做出来的糖吃起来也会格外香甜。
父母每年都会很早地去街上做糖，但把糖做好后再回来基本都是凌晨两三点了。因为，街上去做糖的人实在太多，那排起的长长队伍是越来越长，根本看不到结尾。但这样的付出也是值得的，因为在我看来，那时实在是没有什么能比那些糯米糖，花生糖更好吃的零食了。
年幼时，家中零食除了糖，便没有其他了。每次放学后，我和姐姐都像饿狼扑食般地把糖拿出，再饱饱地吃上一顿，最后才心满意足地写作业。我的童年关于零食的记忆，几乎都被这些糖所包围了，是清贫的，却也是甜蜜的。
那时的我怎么也不理解，父母口中对年的欢喜为什么会远远亚于我们。对于新年，我们是憧憬万分的，有新衣新鞋，美食红包，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面对这些，父母却并未有我们这般开心的样子。
而今，也慢慢体会到，过年最开心的为什么永远是小孩子。他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对一切都抱着最纯真的愿景。
那时我们还小，能帮上忙的也就是跑跑腿，动动手之类的小事了。
记得，有次，母亲委任我和姐姐俩去邻村买过年包饺子的饺皮，我们满口脆脆地答应马上去买，不过被面前的电视剧迷的挪不动脚步。母亲去采菜，洗菜，剁饺心，根本没有时间来看我们是否去。而我和姐姐一直到那电视剧放完三集后，才想起来买饺皮的事。等我们匆匆忙忙赶到那里，才发现，过年饺皮太好卖了，竟一点也没剩下。
我们一路上商量着，怎么向母亲解释，才能免得一顿咒骂。可是即便我们再聪明，也不过是跑不过如来佛手中的孙悟空，我们眨个眼，母亲就知道我们有哪些鬼点子。后来，自然是免不了一顿责骂，饺子皮一直到父亲晚上下班后，骑了两个小时的车去县城买的。冬天的寒风极其刺骨，父亲买回饺皮后被冻的瑟瑟发抖，却还是欣慰极了。因为，我们如愿吃上了心仪已久的饺子。那一盆满满的饺心也完成了他们华丽的转变。
为此，我们深感自责。父亲还变着花样去哄我们开心，丝毫没有责骂我们一句。
童年里，父亲永远是从来都舍不得打我们一下的，而母亲则充当了那个严厉的角色，不过慢慢我们也知道，她不过也是个纸老虎。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慢慢成长着，学会了珍惜，也学会了幸福的不易。
而那时的我们最开心的莫过于，在年三十那天贴门对子，当然不是给家里贴。我和姐姐会把之前买来的新衣穿上，美美地去位于同一个村上的外婆和舅舅家。外婆家有个特别大的院子，里面有很多的房子，所以，我们去给外公家贴门对子。而外公都会给我们包上一个大大的红包，还会夸赞我们的新衣特别好看。
春节里的热闹是无法淡去的浓墨，一直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慢慢长大，再变的成熟，对年的期待，再也没有之前那般纯粹。
是因为生活日渐富裕，我们对物质的渴望大大减低了；还是因为我们的选择越发变多，在每一个节日里，我们不仅可以选择去团聚，也可以选择自己最心仪的方式去度过，比如去看一场演唱会，去一次独自远游，去和朋友一起逛街休闲；又或是，单一的过节形式已无法满足我们日渐繁华的生活方式和多样性的追求？
还是三年前时，我是那么希望这个年可以不回家，去外地旅游或是独自沉寂一段时间。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得到了他们一致的否决。“年都不回，你想干嘛？”
而在今年，因为疫情，这个春节我们不得不全部呆在家中，无法团聚在一起，可我们又是那般的不习惯，不适应。
最近和侄女打电话，小小的她每句话，都是渴望着去婆婆家玩，想和大家一起玩。姐姐也说，不团聚在一起的年，着实没有意义的。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着这样一个阶段。对年的感情，由童年时的憧憬，到中年时的应付，再到老年时的敬畏；年仿佛像一个亲人般，他一直都是慈祥温和的，而我们只有在饱经世故后，才会发现他的内在和本质，越发地敬畏和尊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