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春晚，有个黄宏主演的小品，叫《打气儿》，黄宏演一位和父亲一样的下岗职工，有句台词是：“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父亲听了这句，没继续看下去，起身给我戴好帽子围巾，说了句：“走，不看了，咱们放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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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春节前夕，父亲所在的单位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时候虽说是件大事，但现在回首看，多少有些寡淡了——那一年，父亲所在的国企、一家几十年的老牌金属材料公司，为响应国家政策，开始了第一批“下岗潮”。
在这之前的十几年，我们一家都时不时能享受到单位的福利。不用等节假日就经常发油发米，甚至还有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隔三差五还有各种活动，比如全家一起郊游，或是兵乓球、羽毛球比赛之类。记忆里，父亲还赢过一次象棋比赛。
除了这些，父亲上班也很轻松，除了年底会议和总结多一点以外，每天都会按时上下班，很少加班。
那时候我常去父亲单位玩，父亲的同事们总会塞给我各种零食。大家都住在单位集资盖的家属院里，彼此关系很和睦。
那个年代，在所有人眼里，这样的铁饭碗都是维系家庭稳定的根基。
面对突来的“被下岗”，父亲其实也算早有准备。
两三年前，新闻就开始报道，沿海、内地一些省会城市的工人纷纷下了岗。父亲清楚，就算自己身处北疆这个偏远小城，也总有面临改革的那一天。用新闻联播里的话说，这叫“顺应时代发展”。
那时父亲最坏的打算就是，大不了去做个电焊工，接一些做防盗门窗的私活，满足温饱不成问题。
我还记得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被告知要“下岗”的那天，下着大雪。1月初的北疆很冷，单位领导们丝毫不顾还有十几天就要春节了，匆匆召集所有人开了最后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等会议结束了，人群还是久久没有散去。
家属院的露天台子上下都挤满了人，大家顶着风雪，讨论着我作为一个初一学生还远不能够理解的话——“是停薪留职还是彻底买断？”“买断工龄的钱到底有多少？”“如果一直没有工作，该怎么办？”……
尽管所有人心里都满是疑问和不安，但轰轰烈烈的“下岗潮”还是无法抵挡地到来了。
最终公布名单上，60%的和父亲一样的普通人都得下岗。还能留下的，不是官家子弟，就是上了年纪、马上面临退休的老同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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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有个“小团伙”，都是单位里爱下象棋的几位同事：大龙叔叔是财务，哑巴叔叔是仓管，胖罗叔叔是办公室主任。大家也聚在一起讨论下岗。
哑巴叔叔因为是残疾人，除非自己立马“响应号召”，否则单位还不会那么快地对他进行规劝；胖罗叔叔的亲戚是市政府官员，当初进单位也是走了关系的，所以下岗跟他关系也不大；没有后台的父亲选择了买断工龄，他觉得单位效益已经不行了，就算空留个职位占个编制，未来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在买断工龄的合同上大笔一挥，领了单位最后一笔钱，就意味着稳妥了多年的铁饭碗和自己再无关联了。
不过当时我家的危机感还没有那么重。母亲所在的企业效益不错，房子是早几年低价买的单位房，已付清全款，家里就我一个女孩儿，其余各项支出都不多，父亲下岗后，还踏踏实实地过了个年，一家人一起，听着《相约98》一直在大街小巷循环播放。
等开春3月雪化了的时候，在亲戚的介绍下，父亲用自己的“遣散费”租下了闹市区的一间小店面，开了家出租影碟的小店。
那时候互联网还未普及，很多卫视也都没上星，电视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频道，所以大家茶余饭后、朋友聚会都喜欢租几个碟片回家看。普通电影押金10块，当天借第二天还，租金3元，晚一天加2元。若是有周润发、周星驰这几个当红明星的新片，租金一天5元也是有大把人愿意的。父亲还买了个大厚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客人的姓名、电话、碟片的编号和名字，以及出租的时间和预计归还的时间。
影碟店开张后，父亲基本上一日三餐都在店里。早上10点开门，晚上10关门。一个月下来，收入还不错。可家里人一合计，碟片也是有损耗的，何况要托人进货，样样都要花钱打点。于是父亲又给店里安了个座机，在IC卡和公共电话还没有流行起来的时候，一分钟3毛钱，每天也能带来点儿额外营收。
那时候，每天我放了学后也会去店里待一会儿，换父亲出去吃个饭、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常常有高年级的男学生在我看店的时候，来店里打电话给自己心仪的女孩儿，电话接通后总要请我说第一句：“请问某某在家吗？我是她同学。”等到女生自己接了电话，我再把话筒递给一脸兴奋的男学生。这样结账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不要找零。
除了陌生的客人之外，父亲的“小团体”也会偶尔光顾。胖罗叔叔喜欢欧美大片，哑巴叔叔喜欢周星驰，大龙叔叔最爱恐怖片。几个人里面就数大龙叔叔来得多，我现在还隐约记得，他人很高很壮，小时候，我常常被他举到半空中抛起来，再稳稳接住。
大龙叔叔原先的财务岗在单位效益好的时候油水很满，于是，这次“下岗潮”他跟父亲选了不一样的道路——他是停薪留职，还想着等单位效益好起来，有回去的可能。用大龙叔叔自己的话说，就是“留个盼头，毕竟以前的金饭碗给自己赚足了面子”。
等了一段时间，确定原单位待不下去了，大龙叔叔先是去给人打工做会计，但私营单位规矩多、管理严格不说还要加班，他不习惯，很快就辞了职。之后又自己跑起了面包车，从阿勒泰市到乌鲁木齐，有时候送货，有时候带人。
这一年，大龙叔叔刚满38岁，还是个光棍，跟他老娘一起挤在一栋老平房里。我听父亲说，大龙叔叔年轻的时候好赌，手里有钱的时候经常给我买漂亮的小裙子，等穷的时候连饭钱都没有，只好来我家蹭上几顿。大龙叔叔一直没结婚，急坏了他老娘，相亲反反复复，可姑娘们一知道他以前的那些事，就都退缩了。
上一年，大龙叔叔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叫蓉蓉，还曾带来过我家吃饭。我记得她长得很漂亮，穿着那时流行的白色皮草外套，说话柔声细语的。那天，父亲和大龙叔叔都很高兴，喝了很多酒，兴致勃勃地说下一年就结婚生个大胖儿子。
可没想到，等大龙叔叔一办好停薪留职，蓉蓉转头就和一个干部子弟好上了。大龙叔叔年轻气盛，去闹过几次，也没什么用。等人心渐渐凉了，也就这么算了。
大龙叔叔虽戒赌多年，但也有人跟父亲说，自从跟蓉蓉分了手，大龙叔叔就又开始赌了。父亲没当回事，大龙叔叔每次来店里，父亲还是一如既往，拿出自己珍藏的好碟片叫他没事回去看。那时候，大龙叔叔常用店里的电话跟新认识的女生聊天，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父亲也不收钱。
就在母亲渐渐表现出有些厌烦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时，没想到大龙叔叔却帮父亲解了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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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快10点，一个经常来租碟的光头佬赶着关门前进了店。
这个光头佬很讨厌，有时候没钱，就非要把身份证押在这里租碟。店面本来也不大，不让抽烟他也不听，还回来的碟片包装上还经常粘着油污。甚至还曾经当着我的面，神情怪异地问父亲，有没有“那种”碟片租。父亲讨厌极了这个客人，但顾忌着总要和气生财，也从没和他计较。
这天，光头佬来还碟。父亲发现碟片上有几道深深的划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父亲便跟光头佬说，要在店里试试看能不能正常放，放不出来，10元的押金就不能退了，碟片光头佬可以带走。
光头佬一听就急了起来，一把揪住父亲的衣领说：“这碟本来就是这破样子的，别想赖给老子！”我和父亲当时都吓呆了。
正巧那天大龙叔叔也在店里，见此情景，立马站起来，像拎小鸡一样就把光头佬提起来就扔了出去，我透过小店的玻璃窗，看到大龙叔叔用手狠狠地拍了几下光头佬的脑袋，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凶狠。没一会儿，光头佬就低着头走远了。
从那天以后，光头佬再也没来我们家店。
父亲没有跟大龙叔叔道谢，但那之后我也没再听到过母亲对大龙叔叔的抱怨。
后来有段时间，大龙叔叔好久都没来店里玩。父亲特意回老单位问了一圈，这才知道大龙叔叔酒后驾车，车翻在了开往乌鲁木齐的国道上，过了一天一夜才被发现，虽然命保住了，但瘸了一条腿，养了两个月才好。
等再次见到大龙叔叔，已是这一年6月底。感觉他一下子矮了许多，人也瘦了下来。之前爱看的枪战片、恐怖片都不要了，只要父亲给他几张喜剧片的碟，越能逗人开心越好。后来他再来还碟时，我才听他跟父亲诉苦：“老娘今年身体也不行了，老咳嗽，催着我找媳妇，以前就不好找，现在成了个瘸子……哥，你说哪家正经姑娘肯嫁我？你说这一桩桩的破事，我也就只能看喜剧片图个自己开心了……”
父亲母亲、还有原来大院里的同事们都帮大龙叔叔安排过相亲，可没一次成的——不是姑娘看不上他，就是他嫌弃人家。又过了两个月，大龙叔叔的老娘终究没能等到儿子娶到媳妇，心肌梗塞，在盛夏时节走了。
从大龙叔叔真的变成孤家寡人开始，父亲就很少见到他了。
那时候，胖罗叔叔用自己的关系，帮大龙叔叔回原单位做了保安，说白了就是看大门，工资低，清闲，但没正式编制，算是个“低等职业”。大龙叔叔只负责进出车辆和人员登记，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在保安亭里看杂志报纸，自娱自乐。
父亲还挺开心，以为大龙叔叔总算安稳下来了。可一个月之后，父亲竟收到了大龙叔叔的死讯。
那是9月下旬，北疆的丰收时节。几天前，大龙叔叔还约着父亲11月去滑雪，可到头来也没熬过秋天。
他是自杀的，早半夜没人的时候，把自己吊死在了以前办公室的风扇上。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去参加大龙叔叔的葬礼，吊唁结束才听人说，大龙去了以前的赌场，欠了一屁股债。蓉蓉离开他后跟的那个干部子弟，前段时间调到了大龙的单位，没多久就和蓉蓉摆酒结了婚。我能想象，大龙叔叔穿着一身不合适的保安服，看着曾经心爱的人跟着别人进进出出的画面。
父亲跟母亲说，他猜也就是那么一个晚上，诸多的怨念和不甘聚在一起——母亲过世，自己瘸了一条腿，彻底失去了心爱的姑娘，工作不顺，又欠了赌债被威胁——大龙叔叔一时没想开，就这么了结了自己。
再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大龙叔叔欠的赌债只有3万块，如果几个朋友们凑凑，是能还得上的。可大龙叔叔自始至终没向任何人开过口，甚至压根就没人知道他缺钱。
在大龙叔叔的葬礼上，父亲、胖罗叔叔和哑巴叔叔难得聚齐了。父亲把店里大龙叔叔曾经最喜欢的碟片装了整整一塑料袋，随着纸钱一起，全部烧在他坟头前那一团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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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龙死后，父亲和朋友们的聚会也下意识多了起来。说是聚会，无非也就是一起下下象棋，或者来店里抓把瓜子聊聊天。
那个时候《泰坦尼克号》和《还珠格格》的碟片终于有了货，父亲刻的十几套出租，生意好了很多。但没多久，哑巴叔叔却来告别了。
哑巴叔叔看上很年轻，眉清目秀的，母亲常说，如果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哑，凭着他的勤快和聪明，一定能成家立业过得很好。可哑巴叔叔心气儿很高，之前有大院里的人给哑巴叔叔介绍同是聋哑人的女孩去相亲，他去都不去。和父亲交好，也是因为两人在下象棋上合得来，常常不用言语，杀几个来回，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哑巴叔叔之前干的仓管也是个肥差，乙方想优先发货，都得来贿赂他，加上仓库里存了多年的废铁废料，也都任凭他处置。所以在单位这么些年，多少也存了些家底。
大概也是熬了几个月，发现局面无法扭转了，哑巴叔叔便跟爸爸比划，觉得还是下岗算了。他准备去乌鲁木齐进货，做童装。
最开始，趁着天气还暖和，哑巴叔叔在集市上租了个摊位，卖3-10岁的儿童衣裤。父亲还帮哑巴叔叔摆了摊子。到了晚上，哑巴叔叔却愁眉苦脸地来诉苦，说衣服就卖出去了两件。
母亲听了好奇，说：“不可能呀，这到了换季的时候，是童装生意最好的时候啊。”第二天，母亲就趁着中午休息去了趟哑巴叔叔的摊子，这才发现他被人坑了。
这批衣服料子很一般，一摸就不是纯棉的，另外那些衣服款式，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实在太土了。”都是些大红大绿的颜色，胸前还缀朵大红花，“简直不堪入目”。
哑巴叔叔又摆了几天摊，还是没卖出去多少，眼看这么下去，还不够收回成本的，这才听了母亲的建议，借了辆小面包，把衣服全部堆在后备箱，一路开到临近的乡里，一律成本价出手甩了货。
卖掉这批货，哑巴叔叔急匆匆地又要去乌鲁木齐进新货。临行之前，还特意拉着母亲去了我们市做得最好的几家童装店，母亲跟他说哪些是好货、哪些样式新，哑巴叔叔就拿个小本本，一笔一划都记下来。
几天后回来，摊子开张，母亲再去看，果然从面料到款式都是当季适宜的，这些衣服卖了一周多就售罄了，哑巴叔叔开心极了，拿着小账本来我家算账。虽然除去上一次亏的钱，也就赚了几百块辛苦钱，但哑巴叔叔知足，为了感谢母亲帮忙，还特意给我挑了身衣裳。
在此之后，哑巴叔叔经常坐着夜班大巴，晚上8点上车，忍着同行人的各种鼾声和脚臭味，第二天早上6点到乌鲁木齐批发市场进货，再坐当天的夜班车回来。早出晚归的日子接连不断，在国企享福多年的哑巴叔叔竟然也忍下来了。
等生意越来越好，哑巴叔叔又请了人帮忙看摊子，自己坐了几天几夜火车去了趟广州，下了血本进够了未来几个月的货。广州工厂的衣服又便宜又好，光靠着这一单，哑巴叔叔直接贷款买了个门面房，成了正儿八经的童装店老板。才过了两个月，贷款就还清了。
很快，哑巴叔叔又靠着政府给残疾人的优待，加上他的好信誉，贷了一百多万的款，开了我们市第一家“美特斯·邦威”。等到这一年夏天里那场人尽皆知的特大洪水时，哑巴叔叔还带头组织原单位的职工们捐了款。
那段时间，看哑巴叔叔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哑巴妈妈也经常来找母亲，希望我们家也能帮着劝劝哑巴，早点找个女孩踏实过日子。但哑巴叔叔在和父亲下棋的时候，很坦白地在小本本上写给父亲看：“不想结婚，要结也要找个健全的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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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随着哑巴叔叔的“经常出差”，原来的“小团伙”，现在就只剩下父亲和胖罗叔叔了，偶尔能勉强凑个局下上两盘。
可到了10月入冬的时候，胖罗叔叔也来辞行了。
父亲一直以为他的朋友们当中最稳定的就是胖罗叔叔了，因为他家在市政府里“有关系”，人也不争不斗的，没想到他也有抛掉铁饭碗的心思。
起初父亲以为胖罗叔叔也想下海做生意，但后来，胖罗叔叔私下跟父亲聊天，才坦白说，自己是要带着老婆去北京，做试管婴儿。“什么时候生了，什么时候再回来。”
胖罗叔叔结婚多年，一直没孩子。胖罗叔叔的老婆姓肖，在市医院工作，还是儿科的护士长。借着自己工作的优势，肖护士长早就琢磨着调理身体备孕了，每天晨跑，晚上打乒乓球。可几年过去，一直都没怀上孩子，肖护士长做了几次检查，不是自己的问题，就逼着胖罗叔叔也去查，这一查，才查出丈夫有“弱精症”。
两人都快35了，再不要孩子就真的难了。于是肖护士长拍了板，夫妻两个一起停薪留职，什么时候有了孩子，什么时候重新工作。
胖罗叔叔跟父亲说，他特意查了资料，10年前中国就有了第一个成功的试管婴儿诞生，他就不信，自己不能有个娃。
刚去北京的那段时间，胖罗叔叔时不时会跟父亲打电话聊聊，诉诉苦。抱怨北京城市太大、住宿吃饭都好贵，老婆脾气越来越不好，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父亲只能在电话另一端安慰他，说的都是些让人笑掉大牙的“土话”，什么有志者事竟成之类的。
那时候，哑巴叔叔有次出差回来，也在小本本上写给父亲说，上海那边有个医生，建议他去美国做手术试试，说不定能重新说话。父亲听了激动极了，说如果哑巴能“不哑”，那他的生活还能变得更好。
哑巴叔叔很快就卖掉了那家火爆的“美特斯·邦威”，只留下最初的童装店，自己飞去了上海。这一走，就再也没了消息。
又过了两个月，胖罗叔叔给父亲打来电话，说折腾了大半年，肖护士长终于“有了”，但他们不敢回来，怕掉了。父亲赶忙在电话里恭喜他美梦成真。
等到了年底，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们，走的走、散的散，他就这么看着，多少有些失落，却也毫无办法。
原来大院里的叔叔阿姨们，有的顺着单位的安排，去做了清洁工、保安，有的自己开了个早餐摊，有的开起出租车，有的花光家底做起了小本生意。那一整年，刘欢的《从头再来》都在大街小巷放着，老同事们碰到对方，常常都要说：“没办法，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总得过呀。”
好在影碟店的生意到了冬季格外好，父亲又进了很多新碟片。到元旦时候，父亲忽然收到额外的一万多块，单位这才传来风声，说之前的某个大领导被抓了，贪污了将近一半原本分给工人们的遣散费。
春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看春晚，我还记得，有个黄宏主演的小品，叫《打气儿》，黄宏演一位和父亲一样的下岗职工，有句台词是：“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父亲听了这句，没继续看下去，起身给我戴好帽子围巾，说了句：“走，不看了，咱们放炮去。”
年后，春天的时候，胖罗叔叔终于带着肖护士长回来了，她的肚皮已经微微鼓起，再等几个月，就能迎来新的小生命了。胖罗叔叔见到父亲，感叹了句：“98年总算过去了。”
后记
20年过去了，埋葬大龙叔叔的那片坟地被开发，父亲张罗着几个朋友给大龙叔叔迁了新坟。
哑巴叔叔当年去美国治病后就再也没回来，有人说他在美国定居了。
胖罗叔叔有了三个孩子，第一个试管婴儿是个女孩，后来两人又自然怀上了一对双胞胎。五年前，做了半辈子办公室主任的胖罗叔叔托人办了病退，成了老年大学里的活跃份子。
父亲的影碟店只开了两年，后来台式电脑、门户网站和QQ、视频网站风靡全国，再也没人来租碟片看了。父亲又做回了自己的老本行，联系着几个工人做电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了个电焊工作室，操场上的金属雕塑、门楼前的金属五角心、还有防盗门窗等等，什么活都接过一些。
等到去年8月，才终于熬到了退休，过起了带带外孙、种花养鸟的闲散日子，偶尔也还会回去找胖罗叔叔下象棋。
作者 | 覃月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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