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书

程冬久

《中华读书报》有个专栏——“我的枕边书”，定期推出对知名专家、学者、教授的访谈，介绍他们的阅读习惯和书目。所谓枕边书，我理解为在家中经常看的书，或扔在枕边、床头，或摆在书柜、书桌上。有夜读习惯者，枕边一定有书的。嗜书如命，文化人多半如此。

我不是专家、学者，也不敢自诩为文化人。早年间曾经打过打羽毛球、乒乓球，但技不如人，每每败下阵来；爬山又爬不动；唱歌吧五音不全……于是兴趣点逐渐集中到读书与写作上，因此枕边书没有断过。

上大学时，我睡上铺，为了防止蚊子的骚扰，床上支了顶蚊帐。一个寝室住了六个同学，便有六顶蚊帐。蚊帐除了防蚊子，也有其他好处，可以遮点隐私，毕竟都是荷尔蒙旺盛的年龄。到了冬天，蚊子不见了，我也懒得把蚊帐拆下来，春夏秋冬一直挂着，到毕业时蚊帐已经由白色变成了灰色。当年没有洗衣机，男生能洗衣服就不错了，有几个洗过蚊帐？

南昌是有名的火炉，夏天异常炎热。寝室没有电风扇，桌椅板凳都发烫，晚上寝室的门从来敞开着。睡不着，就盘腿坐在床上，一手拿着折叠扇扇风，一手翻书，实在困极了才躺下。睡到下半夜，热醒了，浑身是汗，马上爬下床，走到公共卫生间，端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下来。冬天，被窝是温暖的，躺在被子里看书是一种享受。枕边书的习惯由此而来。此外，我的枕头边还常备着笔记本和笔。有时候躺在床上，半睡半醒之际，突然来了写作灵感，赶紧用笔记下来，生怕第二天醒来大脑短路了。爱好写作的人似乎都有这个通病，神经质似的。

毕业后，这个习惯带到了工厂。住单身宿舍，枕头边仍旧放着几本书，偶尔翻翻，为的是打发时间。其实，工厂里理工男居多，业余读书的氛围并不浓，随波逐流时，书便成了摆设，骗人骗己。

后来成家了，床边多了一组床头柜，而且还有“奢侈”的书桌和书柜，枕边书从枕头边转移到了床头柜上。马恩列斯、企业管理一类的书全摆在书柜里，只有写材料时才找出来看看。摆在床头柜上的文史哲一类的书才是自己的“真爱”。

几年前，我莫名奇妙地爱上了读人物传记，尤其是军事人物传记。但凡开国元帅、将军的传记一概买来。十大元帅、十名大将的传记篇幅均很长，普遍有五十万字左右，其中粟裕、陈赓的传记长达八十余万字，我皆逐章逐节读完。平均下来，一周读一本。粟裕号称“战神”，我前后买了三种不同版本的粟裕传记，还买来一本《粟裕军事文集》，每每读得津津有味，仿佛置身于粟裕指挥的千军万马之中。据史书记载，粟裕1934年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曾经转战我的家乡——浮梁县兴田乡的程家山。当年那里是皖赣边特委所在地，有红军独立师武装。但由于粟裕常年征战，经历的大小战役战斗无数，他对转战浮梁的战斗只提了一下。陈赓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北伐时在战场上亲自救过蒋介石。在周恩来领导下，陈赓在上海搞过特科；在徐向前领导下在红四方面军当过师长；在长征途中他担任中央纵队干部团团长。他不仅战功卓著，而且风趣幽默，他的故事引人入胜。读了徐海东大将的传记，得知他当过窑工，而且祖籍浮梁，我特意赶到天宝一个村庄看他的故居。近几年，徐海东的女儿就曾经多次来过景德镇寻祖。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我收藏并且读过的军事人物传记不下一百本。我对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军事才能顶礼膜拜。

去年，信笔涂鸦，写过几篇关于浮梁茶的文章。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夜浮梁买茶去”。白居易是如何与与浮梁结缘的？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一气买了四种不同版本的《白居易传》。白居易的长兄白幼文在浮梁县任主簿时，年轻的白居易来过浮梁。后来，他在长安为官十五年，再后来他被贬到江州今九江任司马，这里三省通衢，茶市兴旺，其中大量的茶叶来自浮梁。我认为，要讲好浮梁茶的故事，可以把白居易来浮梁的这段故事写出来。

窃以为，就读书而言，我是认真的。

岁月不饶人。如今，近视加老花，看长篇明显费劲了，我把枕边书换成了名家的精短散文，有前辈梁实秋写美食的，有杨绛写晚年感受的，有周国平写哲理的，有冯骥才写天津卫俗世奇人的，也有女作家迟子建的，诸如此类，读起来很轻松。一次几篇，晚风沉醉，我枕着墨香渐渐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