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杀死的石家庄人

我爸四十八了,今年是他在药厂的第三十年。

如果你要是想看看他年轻的时候,那么我一定要拿出那一小本印着“分享此刻,分享生活”的柯达相册,里面的第一页有他用年轻的字体写着的“1992年,旅行”,有些歪歪扭扭,但又让人察觉出当时的急切与兴奋:里面一个清瘦的男生梳着带卷的中分,看来是很时尚的发型,身上是1990年款的德国队球衣——白净的衣服上斜插过黑红黄的条纹,德国队的队徽印在这个年轻小伙的左胸上——这样一个小伙子,站在五点半的泰山顶上,背后是泰山石和半个刚升起来的太阳,可能拍照片的人不懂什么是逆光,这让他的笑脸其实并不清晰,但是从神情能看出年轻人的自豪的兴奋。这件白色的德国战袍陪他在相册里走过了很多地方:黄山,泰山,故宫,颐和园,北戴河,青岛……现在它依然在衣柜里,但再也穿不下了,它已经变成了皱巴巴的淡黄色,像是表示着过往美好的褪色。“当时还不认识你妈呢,这是和一个伯伯一块出去玩拍的。”我合上相簿,看着沙发边上侧卧着弹着烟灰的大肚子中年男人,我不明白在这三十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当我听到这首歌,我看见了三十年里一万多个日日夜夜里我爸的样子。只不过有一点不一样,熬粥的是他,而我妈,每天都试着在我们入睡之前回家。

我爸在一九九五年遇到了我妈,他二十四,她二十。两个人作为药厂的员工坠入了爱河,我是在能理解他们为什么相爱:我爸是个帅气的小伙子,听着齐秦,崔健和黑豹乐队,穿着一件球衣走遍大江南北;我妈在照片里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小伙子们无法拒绝的大美女,活泼又爱笑,喜欢新事物,也总盼着自己要干出一番事业来——这样两个合适的年轻人,在药厂的职工宿舍里举行了婚礼,我爸穿着入时的西装,我妈穿着红色的喜服,一样的是两个人脸上羞涩的表情,这对新人将在他们的小家里开启新生活。

“看看照片里你爸原来多帅啊,现在这肚子和要生二胎似的,头发也不剩几根了,你说说你,这么些年都干啥了?”

让人改变往往有两种方式:有的像天雷一般将顽石劈碎,有的就像细流一般将棱角磨圆。2001年,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份,“你妈就是这一年辞了药厂的工作,说是去‘下海’了。”在我多病的两岁里,我被他们放到了在医院旁边的姥姥家。我妈去了保险公司做销售,我爸依然在药厂干着维修工。那个时候的药厂工作还是一份铁饭碗,我爸让她大胆地在外面闯,自己过着六点下班接孩子做饭的生活。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没有力气去时刻关心着别人,忍耐着生活的各种状态,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人真的会累,哪怕是过着早上六点半出门、晚上六点半回家的稳定生活,他都会失去尚在青春时那无限的精力,褪去照片里那种吸引人的美好气质,变成一个腆着肚子的中年男人,关心的不再是摇滚和旅行,而是家里的贷款和孩子的成绩单。他或许没有变,只是原来清瘦的身躯里装进了太多了人生烦恼和市井哲学,原来那个小伙子像是蝉蜕一般,在三十年的生活里死去了,现在的他,正在凭一种不同于前者的幸福,继续生活下去吧。

“你就算吧,俩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我的姨夫和我爸有事没事在一起喝着小酒,这可能是什么连襟的交流仪式,我不知道如此过去多少年了,在我的记忆里,时间就在每周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的“走你”里溜过去了。喝酒吃菜,塞一口下酒菜抿一口酒,一皱眉一眯眼,嘴里说出来的就是男人们的中年危机,我小时候和哥哥还每次参与,可能是因为我们长大了,能听懂他们的烦恼,这样的“二人世界”就显得更为私密。

“都少喝点,别倒了,你有毛病,我还开车。”好像真的是这样,这么多年两个人喝的越来越少,说的越来越多。我爸有高血压,所以喝酒也越来越克制;我姨夫可能喝完酒还要开车送药,当然他一般不会开车来“赴宴”,所以两个人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喝着这不太容易的酒。他们本来是工友,在几年前姨夫辞去了药厂的职务,改成给别人送药的送药工,因为是单干,所以收入也不是那么稳定了。

我也在我哥的手里看见过姨夫的相片,那是婚礼之时,姨夫梳着分头,穿着一套笔挺的小西装,满脸都写着一个“囍”字。现在的他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一样的精瘦,一样的笑嘻嘻,只不过分头变成了板寸,西服成了POLO衫。他一直是一个话多的人,总是想告诉别人自己的看法。哪怕是在看国产谍战剧的时候也要来几句:“这个一看就是个间谍。”“主角这都发现不了,这我上我都行了。”“你看,坏人活不了几集电视剧。”他好像把这些视作自己的幽默,我们也会附和地笑笑,他便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似乎是把所有的开心的话都留给孩子们了,他便把愤怒的话留给妻子,把烦闷的话留给了我爸。

“你这个月赚了多少?你们这提成工资也没多少吧。”

“别提了,你那铁饭碗叫工资,我这有上顿没下顿的叫收入,刨了油钱也就够吃口咸菜。”

是的,他们两个现在饭碗不一样了,也是各有各的苦衷。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幸运的人各自幸运,不幸的人有各自的中年危机。现在的他们酒喝的越来越少,话说的越来越多,或许有一天,他们的话也会越来越少吧。

“你这也老大不小了,这还有啥干头啊?你自己出来揽活得了。”

“我还能干啥?我就吃着这碗饭,等到了五十,我想办法提前内退吧。”

酒瓶里再也塞不下苦闷,沉默席卷了酒桌。

如果说父母被流水磨圆了棱角,那么意味着惊雷一般的变故也将来临。

我们家破产了,我妈欠了大笔的债,据说是风投失败,被人卷了钱跑了,在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妈告诉我,我们家没有汽车了,当我以为这两个学了驾照的人试图绿色出行的时候,我妈告诉了我原因。

你欠了多少钱?

十万?还清了吧?

五十万……?

妈,你倒是说话啊。

我妈欠了小几百万,我们家的房子也要变卖用来抵债,在买主来我家的时候,我爸让我待在屋子里:别出来,在屋子里玩手机吧。

我在屋子里贴着门,听着外面的对话,大人的对话都带着刺,买主想要压价,但是我爸坚决不愿意降价。谁愿意降价呢?降一万就要多用两个人几个月的工资去还债,这个时候谁也不愿退让一步。“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祝你找到喜欢的房子。”

五月底的时候我们家的房子被人收走了,一百八十五万。家里还是有债要还,让我感到难过的是:我们再过几个月要搬家了,离开这个我住了十几年的地方。我时刻都在想,为什么是我们家呢?为什么呢?

你是大人了,家里的事情该说的就要说,不该说的事情不要告诉爷爷奶奶,知道吗?

在去爷爷奶奶家的路上,他开着租来的车,一路上电台放着歌,我们三个都很沉默。

爷爷奶奶果然问起了我家里的情况,我也开始说起了谎:家里挺好的啊,那个是买的新车,原来那一辆太大了,现在油价贵了,他俩换一辆小一点的开。

人越到老了越会被隐瞒一些无法接受的事实,爷爷奶奶和我告别时,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相信,他们甚至让我都相信我们家过得真的很好——爸妈不会在我面前吵架,我爸不会经常趴在阳台上一个人抽烟,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是靠着一个月薪几千的人苦苦支撑,看我们,多幸福啊。

我在回家的前一天晚上和他们打了视频电话,电话里的夫妻二人正在路边摆摊贴膜。

明天就回来了是吧,我和你爸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出来赚点钱。咱们新家在桥东这边呢,旁边就是地铁站,明天我让你爸去火车站接你去。

宝贝,妈妈告诉你,我们一定会好的,你只要好好念书,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知道吗?

我知道。我还知道了原来我不知道的。

原来并非偏偏是我家:我想起了露台边抽烟的爸爸,深夜泣不成声的妈妈,皱着眉吐着苦水的姨夫,依然卖着保险的大姨,开书店的同学家,天桥的贴膜小贩……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今年我爸四十八了,这是他在药厂的第三十年。

我们,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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