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江宏，文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明清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离岸芳华》是华人作家江岚博士主编的一部海外华文短篇小说集，2020年1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刊行，收录江岚、张翎、陆蔚青、陈九、陈谦、赵淑侠、施玮、凌岚、曾晓文、谢凌洁等人的近作十三篇。十位作家中，除赵淑侠于20世纪60年代由中国台湾赴美之外，其余都是大陆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新移民”作家。[1]
打开这部集子，映入眼帘的是扉页上的一段话：“湾里布满离岸流，海浪会不停地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推。我觉得我有好几辈子可以活，直到离岸流把我的灰带走。”引文出自集中凌岚作品《离岸流》，我以为在这里有点明全书主旨的作用。“离岸流”，象征着包括“我”在内的海外华人（裔）。“海浪会不停地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推”，喻示着他们如“花果飘零”（唐君毅语）般的命运及散居世界各地的生存状态。而在“我觉得我有好几辈子可以活”这句话中，“我”显然不是指个体有限的生命，而是指“我”所属的族群及其顽强的文化生命力。以这样的认识去观照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这十位作家“离岸”经年，作品取材各异，但整体上流露出一种深沉的“中国意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
“中国意识”最突出的体现莫过于对“现实中国”的关注，张翎《都市猫语》和施玮《校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都市猫语》的主角是的哥叶茂盛和洗脚妹赵小芬，两人素昧平生，因在同一个城市打工、合租一套廉租房而相识，并展开了一段短暂的“同居”生活。小说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视角讲述着他们谋生的艰难：“‘抽了烟，日子好过些。’女人说道‘好过’两个字的时候，咧嘴笑了，茂盛发现她的门牙已经染上了一丝黄渍”。内心的孤独：“手机活着，他就活着。手机死了，他就成了个四面是水的孤岛，连岸的影子都找不到”。生理的压抑：“女人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纸包，塞到他手里：‘一会儿再打开。难熬的时候看一眼，说不定好受些。’女人进了安检门，又回头补了一句：‘我没洗。’茂盛打开纸包，是一条内裤——那条黑色的、缝着蕾丝、钉着一朵红玫瑰的内裤”。同时，真实地再现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加上支付宝里的三千块钱和微信钱包里的一点零钱，那就是他在这个城市里的全副家产”；“这阵子满街都是载客的车，滴滴、优步、神州……，百样千般，的哥的生意清淡了很多”。
叶茂盛和赵小芬代表了大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阶层——外来务工族。作者对该群体的关注，既是传统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共情（empathy）心理的自然流露。八十年代后走出国门的“新移民”大多是知识精英，与城市打工族有着天壤之别。但同样作为“移民”，他们也有过那种举目无亲、孤独无依的感受，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毕竟生活在异国他乡）。于是，当他们在海外站稳脚跟、回望祖国大陆时，猛然发觉打工族身上仿佛有着自己当年的影子，自然容易产生共情、同理之心。
《校庆》描绘的是一幅中国社会的众生相。故事发生在国内某偏远县城，背景是县中82届高三（1）班毕业生参加校庆举办的一次聚会。聚会当天各色人物陆续登场：有看淡世情、临近退休的老校长和左右逢迎、心有不甘的副校长（当年的班主任）倪鸿书，学生中有仪表堂堂、无耻贪婪的县教育局长高陆云，投机致富、乐善好施的矿老板陈三铁，外表儒雅、人格猥琐的县文化馆副馆长秦怀远，落魄潦倒、童心未泯的流浪诗人王一，一心从教、不问世事的县中学教师区萍，柔弱善良、内心坚韧的孤儿院院长李梅，外表光鲜、孤独无依的海归吴韵梅。作者不仅将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还交待了他们彼此间的关系：高陆云要替小舅子（全县有名的黑心包工头）揽下县中新教学楼工程，倪鸿书为此惴惴不安。区萍本是倪鸿书的学生，眼看自己当年深爱的班主任蜕变为卑微的小官吏，她心中满是鄙夷。陈三铁一直暗恋当年的班花吴韵梅，他与李梅的结合不过是出于同情与呵护，现在人到中年两人的婚姻似乎也走到了尽头。吴韵梅与秦怀远是当年班上公认的一对，但秦为了前途，大学毕业后与县文化馆馆长女儿成亲，吴也远走异域。如今秦离异、吴新寡，两人均有意再续前缘。众人中惟有王一孤傲不群、了无挂碍，席间毫无忌惮地嬉笑怒骂。
《校庆》的故事格局并不大，人物的活动范围也局限在小县城，乍看来似乎与“中国社会”无关。但是，“校庆”和“同学聚会”都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全民社交活动。82届高中毕业生即人们常说的“60后”，他们既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也有着中年人的种种困扰和烦恼，正如高陆云、秦怀远、区萍他们那样。这精心设定的故事背景、主要人物，使小说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意义，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中国意识”另一个层面上的表述，体现在小说文本与“家园记忆”间的内在联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回家”已变得十分便捷，过去那种由于政治或经济原因造成的“有家难回”的“乡愁”，对“新移民”来说或许淡了许多。但是人对自己的出生地或种族的起源总是怀有天然的眷恋之情，这种眷恋又因空间的距离而强化，因时间的流逝而累积，惟有通过文学创作，借助各种文化意象去构建“家园图景”，以此来纾解乡土情怀带来的焦虑和忧伤。
如张翎的《玉莲》写的是“我”童年时的保姆“玉莲”，故事中充满“我”的家园记忆。如写夏天的雨，“是那种江南特色的不成点也不成条的淅淅沥沥的雨，码头的泥浆厚厚重重地黏着我的鞋底”；写日常饮食，“玉莲的菜篮子里放着一条肥大的金灿灿的黄鱼，一大捧包在荷叶里的满是污泥的白蚶”；写玉莲的声音，是“软软的，让我想起家里过年时蒸的桂花糯米糖糕”。在这充满江南情调的叙事中，作者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还乡之旅。
谢凌洁的《辫子》写的是热带渔村少年“秧子”的故事，寄托着作者对故乡的思念。在她笔下，故乡散发着浓郁的“土味儿”：“地上满是牛屎，黑乎乎的，有一股青草和粪便混着的味道”；“他到村外的田垄里去，那里有空旷的田野和绿油油的菜地”；“秧子在草屋里抓蟑螂、蚂蚁，玩够了，就躺在草堆上，睡着了”。这充满田园气息的描写，凝成了那阔别多年却又记忆犹新的“家园图景”。
在陈九《纽约春迟》中，故乡是“胡同”，“钱粮胡同我那时天天走，里面有条小巷正对隆福寺后门，可以抄近道儿”；是“香椿”加“绿豆粥”，“老鲍，还记得咱北京胡同的香椿芽炒鸡蛋卷春饼，外加绿豆粥，什么劲头”；是又脆又甜的“冬枣”，“我们纳兰府北院儿那棵枣树，专拣下霜的时候结枣，号称冬枣，又脆又甜”。一个个“老北京”意象，以满是京味儿的乡音娓娓道来，回忆中“我”找到了内在的生命之源，“纽约的椿树很多，全是臭的，从来没遇到一棵香椿，难怪人家说一方水土一方人。”
个人化的意象构成了“我”记忆中的“家园图景”，而那些具有东方符号意义的人文景观、服装饰品和古典艺术等等，则唤起了“我们”对故乡的集体记忆。如陈谦《我是欧文太太》中的“阳朔西街”、“围巾两头中国灯笼式的须结”、“狐狸的大尾巴看上去有点像水墨画上洇出的小花”，赵淑侠《美女方华》中的“美目盼兮”、“天蓝旗袍”，等等。客观地说，《我是欧文太太》、《美女方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书写“家园记忆”之作。但是，文本中那些包涵历史文化意义的语词，无不指向一个更悠远、更广博的“故乡”。对于那些从未踏足故土的华裔来说，或许就是“故乡”、“家园”的全部涵义。
主体身份认同是西方启蒙哲学提出的一个问题，关注人的生存及意义：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将到哪里去？对于这些问题，上述作品通过对现实中国的关注和乡土情怀的表达无疑已给出了部分答案。与此同时，如“花果飘零”般孤悬海外的华人（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困惑与再寻求，也不时体现在适应东西方文化多方位、多角度冲突的过程当中。因此，在更深一层次的文化意义上，《离岸芳华》中的“中国意识”还体现为作家创作中对“主体身份”的思考和认同。
如陆蔚青《楚雅如的寂寞》。小说讲的是加拿大华人威廉和楚雅如的情感故事，威廉“虽然叫着洋名，其实是个第二代的华裔”；雅如“倒是有着一个中国名字，却是个由里到外都西化了的中国女人”。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两人感情的发展并不顺利。小说的结尾写道：“他们坐在对方的对面，无言地寂寞着，因为爱情那矛盾而复杂的多面性。天空最后一丝光正在飞走。其实按照光速计算，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那光源自身早已消失了。”或许雅如就是那“最后一丝光”，“正在飞走”象征着她和威廉日渐疏远的关系。威廉眼中“光彩照人”的东方女人雅如其内在早已改变，就像那光源已消失的“最后一丝光”。这样看来雅如的“寂寞”不仅是情感上的寂寞，也包含着作为“香蕉人”的困惑和孤独。
又如赵淑侠《美女方华》。方华是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美女，前两任丈夫都是飞行员，抗战中为国捐躯。1954年，她来到奥地利维也纳学习声乐，后嫁给长其二十岁的史顿赫教授，现以史顿赫太太的身份住在养老院。方华是“芳华”（美好年华）的谐音，小说以养老院实习护理玛丁娜的视角讲述着史顿赫太太（老去的方华）对青春韶华那近乎痴狂的留恋。“原来她看到年轻的方华在沿河的小路上走着。那方华穿了一身浅紫色的连衣裙，雪白晶莹的肌肤，浅笑盈盈。……史顿赫太太不禁神迷，从心底产生倾慕之情。……无论她怎样召唤，那方华都不睬不理，只是兀自淡笑着在河岸上徘徊。”这“年轻的方华”是史顿赫太太的幻觉，是她的青春记忆。留不住的“年轻的方华”固然象征着一去不返的青春，但对侨居海外多年的“史顿赫太太”来说，或许还意味着那早已模糊了的“我”，那被解构为思想碎片的主体认同。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在弥留之际拒绝承认“史顿赫太太”是“方华”。“‘那是方华，史顿赫太太。你就是方华，方华就是你。’情急之余，玛丁娜倏地灵机一动，换个方式激一激，满心期望能收到效果。可是那史顿赫太太自始至终都无变化，一直两眼空空地对着天花板喃喃不绝地念叨：‘那不是方华’。”
《离岸芳华》中的作品既有对主体身份的反思，也有自觉地认同，如江岚《夏天来到的时候》。小说中的“我”是华裔少年马克·李，故事由奶奶的葬礼拉开序幕。奶奶把马克·李称作“铁蛋”，她是为了照顾铁蛋才来美国的，对这块“新大陆”毫无留恋之意。本以为铁蛋长大后可以回国，但孙女“胖丫”又出生了。就这样，“夏天一个接一个地过去，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发生，使奶奶无法脱身”。最终，当回国的行期终于确定，奶奶已是肺癌晚期，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我”出生在美国，是典型的第二代华人。对我来说“中国”是陌生的，是奶奶教的儿歌和唐诗，是地图上的“北京”和生活在那里从未见过面的爷爷、姑姑，我甚至对“铁蛋”这样中国式的小名颇有些不满。但是，当泥土撒在棺木上的时候，我想“以后我总会有机会回去的吧，可是我的奶奶，她再也回不去了”。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中国”不仅是儿歌、唐诗和地图上那抽象的符号，她也是奶奶对我的爱。正是因为爱我们，奶奶才永远地留在了陌生的土地上；而“我总会有机会回去的”，因为我忘不了奶奶。在这个故事中，奶奶对故乡的眷恋和“我”因奶奶的去世而触发的寻根意识，体现了海外两代华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诚如刘俊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离岸芳华》“是海外华文小说的一次‘闪亮’呈现”，可圈可点之处很多。尽管此书的容量比较“袖珍”，而仅着眼于“中国意识”一隅，已呈现出与本土文本趣味迥异的风貌。最后，拟引唐君毅先生的一段话作结，算是对扉页引文的回应：“各地区之中华儿女之共同发心与努力，终可形成一社会文化的包围圈，建立一海上的中国文化长城，再形成一社会文化上之回流反哺的运动，……而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人的文化之中国”。[2]
**原文刊发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3月18日“国际文化”版
[1]关于“新移民作家”和“新移民文学”的定义，参见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第三章，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
[2]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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