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下面的这阙《江城子》：
江城子（选二）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黄：黄犬。擎（ qíng）：举起。苍：苍鹰。貂裘：身穿貂鼠皮衣，是汉羽林军穿的服装。太守：指作者自己。孙郎：即孙权。这里借以自喻。酒酣胸胆尚开张：极兴畅饮，胸怀开阔，胆气横生。尚：更。持节：奉有朝廷重大使命。云中：汉时郡名，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一带，包括山西省西北一部分地区。持节云中二句：据《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抵御匈奴有功，只因所报杀敌数据与实际不符，获罪削职。后来，文帝采纳了冯唐的劝谏，派冯唐持符节到云中赦免了魏尚。会：定将。挽：拉。天狼：星名，又称犬星，是最亮的一颗恒星，这里隐指西夏。
词意：
且让老夫今天发一发小伙子的狂劲：左手牵着黄狗，右臂架着苍鹰，头戴锦帽、身穿貂皮，带领大队人马像疾风般卷过原野山岗。为了报答满城百姓相随出猎的盛情，我要亲自射杀猛虎，就如当年的孙权一样。
酒酣耳热，胸怀开阔，胆气更加豪壮；两鬓微白，又有何妨！什么时候上面会差人下来，就如当年冯唐拿着兵符赶去云中赦免魏尚？到那时，我定将拉满雕弓，瞄向西北，射杀一个个来犯的天狼。
这首词作于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冬，记述的是正任密州太守的苏轼祭常山归来途中，在黄茅岗与随从“习射放鹰”之事。
开篇的“老夫”自称，似乎一下子就定下了全词遒劲铿锵的基调。
事实上，此时的苏轼还不到四十，正当壮年，且天才纵横，理应大用于世成为国之栋梁，但由于四年前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他被迫外放，几年辗转，自杭州来至这北方边郡。
虽说苏轼勤政爱民，每到一处都深受百姓爱戴，但他这几年来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失意的。
爱妻虽然离世十年，那份刻骨的思念仍不时包裹着他，让他悲伤断肠；一生才华，空有报国济世之心，却迟迟得不到重用；加上朝廷羸弱，西北狼烟又起，他更是忧心忡忡，郁积难安。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人生的字典里没有消沉二字，有的只是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所以他要借这次出猎的豪兴，来“聊发”少年之狂。
于是，在“狂”字的引领下，我们再也看不到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消极情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老”而弥坚、意气风发的英雄形象：他踌躇满志，疏狂豪放；他一身戎装，气虚轩昂；他要学孙郎搏虎，英姿飒爽；他痛饮沉醉，胆气更加豪壮；他自诩魏尚，相信自己定能立功射狼。
写到这里，我突然看见一个双鬓微白、头戴锦帽、身披貂皮的骑士，正手执弓箭策马纵横在西北辽阔的原野上，马蹄过处，尘土飞扬。尘土落下之时，只见一个个“狼”兵倒伏，一声声“狼”嚎四起，而我们的这位骑士，终于在胜利的鼓声中迎来了朝廷派来的“冯唐”。
为他击节叫好的同时，此刻的我早已血脉僨张，豪兴勃发，一股久违了的大男子情怀顿时充溢于胸府间，荡气回肠。
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只有先感动自己才会感动别人。难怪苏轼对这首充满阳刚、痛快淋漓之作特别得意。
他在随后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诗，言志兼具讽喻之功。古代，尤以宋之前，历朝统治阶级还是欢迎士大夫在诗歌中言明心志评说时政的，但前提是，态度必须诚恳，腔调得忠厚，切忌冷嘲热讽，要有一种临深履薄的敬畏才好。然而，即使心智聪敏如苏轼者，要在诗歌文章里一味谨言慎行，谈何容易？
于是他开始寻找另一种相对轻松随意的文体，来表达他或激愤疏狂，或庄重严肃，或愉悦欢快的各类人生感受。
于是词，自然成了他的最佳选择。
但，苏轼是一个具有一流智慧和一流情感的伟人。他要创新，要实验，要开辟出一个有别于《花间》风尚的新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未必一定手执“红牙板”，无须曼妙的歌喉，要的是“关西大汉”和“铜琵琶”，并有“吹笛击鼓以为节”的阳刚之气。想象下，这就差不多类似今日军乐队的伴奏演唱了。
当然，他并不排斥博家之长。就如叶嘉莹女士分析他的词时所说，东坡的词“有冯延巳炽烈深沉的执着，有李后主滔滔滚滚的奔放，有晏殊情中有思的圆融，有欧阳修疏隽豪放的意兴与柳永开阔博大的气象······”
但区别在于，场所换了，题材变了，那儿不再是亭台绣楼的伤春别怨，而是换了山川日月下的逸怀浩气、千古情思与悲慨而后的飘逸超旷。
可想而知，这种大胆的创新，会对传统观念和主流文化带来多大的冲击。这就像上海滩三十年代听惯了软糯的靡靡之音的那些人，一下听到抒情昂扬的意大利咏叹调，他们怎能不耳膜大振，继而惊异万分呢？
虽说仍有抵触，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此作一洗词坛柔弱香泽之风，挟带着风雷之势，音节嘹亮，豪情恣肆，气势雄浑，洋溢着高昂积极的进取精神。
确实，此词不但拓宽了词的境界，一开豪放风格之先，甚至对南宋的爱国词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