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流传着许多似是而非的谎言，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与士大夫治天下”。
这句话是北宋名臣文彦博说的。当时宋神宗赵顼想变法，文彦博作为保守派大佬当然坚决反对。赵顼为了说服老文，就按照正常君臣奏对的套路拿民心说事——变法确实会影响到士大夫的利益，可是对老百姓有好处啊？你老文也成天把民心挂在嘴边，这回应该没话说了吧？
谁知文彦博压根不按套路出牌，一张嘴就把赵顼怼到墙角去了：“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
对此，赵顼居然不敢否认，只能顺着文彦博的话茬替自己辩解——并不是所有的士大夫都反对变法，比如王安石。难道老王就不是士大夫了吗？
由此可见，赵顼要么是默认“与士大夫治天下”这一事实，要么就是哪怕并不认同，也不敢直言反对。那么为啥还说这是一个谎言？
在历史上身为帝王还声称要跟别人分享权力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秦孝公就曾对商鞅承诺过“与之分土”（《资治通鉴·卷二·周纪第二》）并兑现了诺言，不过商鞅的下场如何？还不是被秦惠文王五马分了尸？汉太祖刘邦在缺乏人才时也曾开出过空头支票“贤人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等到手头宽裕了就立马翻脸不认人：“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九》）；曹操也曾在《求贤令》中承诺“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不过他口中的天下在当时名义上还是那个傀儡汉献帝的，实际上由魏蜀吴三家分享，所以老曹有着充足的理由不予兑现。
所以说，帝王要是跟谁说要与之裂土分疆、共治天下，那可千万别当真。凡是当真的，最好赶紧先给自己挑块好坟地。
而宋朝所谓的“与士大夫共天下”，据说源自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一块“誓碑”。关于这块碑，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出处基本都是野史和文人笔记，其中流传最广的是《避暑漫抄》中的说法：
“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避暑漫抄》这本书本身就很可疑，经常被质疑是伪书。即便这本书真是南宋陆游所著，这段关于“誓碑”的记载大概率也是道听途说或是瞎编出来的，为啥？因为据说立下过这块碑的赵匡胤其实根本就不在乎杀几个士大夫，而且还大杀特杀——据史书记载，老赵在位16年间曾以谋逆、贪腐、失职等罪名一口气杀掉了80多个大臣，上至枢密直学士、州刺史，下至指挥使、县令，不分文武概杀不误。此后即位的赵小弟连自己的皇帝大哥都敢宰掉，就算有所谓的“祖训”也不会在乎，所以也连杀了十几个。
赵匡胤宰士大夫如宰鸡，怎么会专门立个碑禁止子孙继续过瘾？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嘛。
宋朝不杀士大夫的潜规则其实始自宋仁宗赵祯，原因也不是啥祖训，而是这位仁慈而又软弱的皇帝本性所致。不过士大夫嘛，最擅长的就是瞎忽悠并制造舆论，于是在他们的一通鬼扯之下，不杀士大夫就成了祖训，进而还臆造出了块“誓碑”，最后干脆嚷嚷着要跟赵家皇帝共治天下了。
事实证明这只是士大夫们自己编造的一个美梦罢了。哪怕在赵祯之后，像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还是没少杀士大夫。至于说“共治天下”那就更是扯淡了——哪怕软弱如赵祯，也是“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池北偶谈·卷九·谈献五》），谁也甭想从他的手中分走半点权力。
不过这样的美梦，士大夫却宁肯装睡也不愿醒来。于是在宋亡百年后的大明朝，他们又梦想着跟朱家皇帝“共治天下”。不过明太祖朱元璋可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狠人，士大夫在他的手下碰了个头破血流之后，又把自己的美梦寄托到了老朱的接班人身上。
建文帝朱允炆没有自家爷爷那样钢铁的意志和强硬的手腕，于是他就悲剧了。
想跟洪武大帝“共治天下”？那纯粹是活腻了
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两宋之后是元朝，你怎么一杆子就支到明朝去了？
原因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无话可说。话说在元朝存国的不到百年间就换了11个皇帝，蒙古的皇亲贵戚们为了争夺皇帝宝座都杀红了眼，哪轮得到“低等”的汉人士大夫跟着凑热闹？那个时候别说嚷嚷着“共治天下”了，看热闹凑近了些弄不好都得挨上一刀，除了打嘴炮百无一用的士大夫们哪还敢瞎哔哔？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对于士大夫就是永远无解的现实。所以后来比蒙古人更有政治手腕、杀人也更狠的满洲人入关之后，士大夫干脆放弃了挣扎，心甘情愿的当起了“奴才”，终清一朝也没几个不怕死的继续嚷嚷着要跟爱新觉罗氏“共治天下”。
但大明朝不一样啊！甭管朱元璋有多凶，就算他比蒙古人和满洲人加一起还杀人如麻，可他毕竟是个汉人——在士大夫看来，只要是汉人，就一定有道理可讲。
而说到讲道理，士大夫又怕过谁？因此在一开始时，他们还是让朱元璋吃过几个瘪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经王朝中，刘邦和朱元璋是所有开国皇帝中出身最低的，而老朱尤甚，干脆就是个根红苗正的贫农。而从贫农到皇帝的逆袭，既是一个励志故事，也意味着他要面对许多前所未有的考验。
朱元璋所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就是士大夫看不起他。
受一些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朱元璋与刘基（即刘伯温）之间的关系，就像刘备与诸葛亮一样是相遇而相知、相知而相惜的君臣典范，事实上压根就没有这回事。
想当初老朱刚打下浙江时，听闻了刘基和宋濂等人的大名，于是亲自出面延请二人出仕。结果刘基拒绝了他两次，宋濂则干脆让老朱白跑了四趟。而且这跟诸葛亮为了自抬身价让刘备三顾茅庐的情况截然不同——此时的朱元璋不过是江南诸多割据势力中的一支，还没有展现出能够成就大业的潜力。而且老朱出身低、没文化又脾气暴躁，刘基和宋濂是真看不起他，哪怕最后还是从了，也不过是人在屋檐下的无奈选择罢了。
朱元璋最大的优点除了无比强大的精神力外，就是识大势，懂变通。他很清楚自己要成就大业，士大夫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所以即便是憋了一肚子的气，老朱也要毕恭毕敬的把刘、宋等人请出来，哪怕只是当个花瓶摆着。
事实上朱元璋虽然有大格局、大胸襟，但却很记仇。所以哪怕刘基在他创业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实际上从未获得过重用——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时朱元璋大封功臣，其中封公者6人、封侯者28人，但刘基只捞到个“诚意伯”。至于宋濂更是啥都没得到不说，还屡遭贬黜，要不是马皇后和太子朱标力保，弄不好早就被老朱给砍了。
甚至到了最后，连他们赖以存世的“大儒”身份，朱元璋都不予认可了：
“（桂彦良）迁晋王府右傅。帝亲为文赐之。彦良入谢。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对曰：‘臣不如宋濂、刘基。’帝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五》）
连刘基、宋濂这样在当时举世公认的士大夫领袖都落得个如此下场，其他人的下场就更惨了。在老朱的治下，士大夫有野心的要杀、贪腐的要杀、渎职的要杀、庸碌的要杀，哪怕是士大夫习惯性的装个那啥、不肯出仕做官的也逃不过挨上一刀的结局：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
朱元璋为啥这么恨士大夫？除了前边说过的士大夫狗眼看人低的原因以外，另一个原因就是老朱出身微末，是深知那些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土豪劣绅欺压良善、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的，自然也是深恨之，哪里还会给他们好脸色？
如果以上是私恨，下面的则是国仇——两宋是史上最善待士大夫的王朝，而且没有之一。可是士大夫回报给赵宋皇室的是什么？靖康之变时，士大夫们毫不犹豫的将赵佶、赵桓父子撵出汴梁城，还将无数的嫔妃、公主和其他皇室女子送入金营供女真人淫辱，然后面不改色的投身“大楚”、“大齐”的阵营，认金人当干爹；150年后当蒙古人包围南宋都城临安时，士大夫再度无耻的将谢太后、赵㬎祖孙送给了蒙古人，然后自己照旧高官得做、骏马得骑。
朱元璋确实是文化底子差，可是他学习能力极强又十分勤奋，想必对这段历史并不陌生。因此对赵宋皇帝的遭遇感同身受的老朱对于士大夫的态度只能是更加愤恨且厌恶的，因此也不惮于对他们下死手，仅仅“洪武四大案”中被他宰掉的文官就有10万人上下——要知道当时大明朝的官员数量才不到3万，老朱等于是活生生的砍死了好几茬。
可是在科举制下，帝王治国除了士大夫外几乎无人辅佐。这可怎么办？倔强的老朱从不知让步为何物，干脆废除了宰相这个百官之长，万事决于“朕躬”！而史上敢这么干的，除了始皇帝，就剩下了这位大明朝的太祖高皇帝。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71岁的朱元璋驾崩。在洪武年间过得水深火热的士大夫终于迎来了新主子——建文帝朱允炆，同时也等来了他们渴盼已久的“春天”。
自信爆棚的朱元璋，偏偏又让自己的接班人接受了最正统的儒家教育
事实上，无论是故太子朱标，还是建文帝朱允炆在性格和政治理念上与朱元璋几乎就是两个极端。因此，无论是从王朝的长治久安还是政策延续性上，这父子二人应该都不是老朱心目中合格的接班人。相反倒是非嫡子的朱老四、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朱棣，无论是个性还是手腕都颇似其父，才应该是帝国继承人的首选。
理论上，帝位传承要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但事实上到底选谁当接班人还得皇帝自己拿主意。如果嫡长子能拿得出手自然皆大欢喜，但如果这个熊孩子就是个庸碌之辈甚至有成为昏暴之君的潜质呢？皇帝自然不能拿自己的江山大业开玩笑，所以大多数明智的选择不仅要看投胎，还得看继承人的品性和能力。
在历史上大多数的明君雄主，其实都不是嫡长子，而且一个王朝在其蓬勃奋发的时期，往往也正是因为不屑于被这些条条框框限制，才能选出合格甚至是优秀的继承人。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有口皆碑的皇帝，就没有一个是嫡长子，而且他们的继承人也同样如此。
甚至有不少深谋远虑且心如铁石的帝王，还会纵容自己的儿子夺嫡。而历史也再一次证明，凡是经历过这种残酷又无情的“适者生存”游戏考验的帝王，大多是极为优秀的。
论格局、论成就、论声望，朱元璋未必比上述几位帝王差，在某些方面甚至只强不弱。但又正是因为出身的问题，老朱没受过正统的帝王教育，在某些方面的表现压根就不像个皇帝，比如说在对待子女以及接班人的态度上。
在中国历史上的近500位皇帝中，论到溺爱子女的程度老朱要是自认第二，那绝对没人敢称第一——在朱元璋的26个儿子中，除了幼子朱楠早夭外剩下的统统封王不说，而且还全部是“实封”（除了九子赵王朱杞早夭未就封），不仅有封地、可继承，而且治权、俸禄、兵马一样不缺。不仅如此，藩王的一切开销还都得由中央财政承担，还无须纳税，即便犯罪地方官也无权管辖。
提起从秦到清这段历史，我们以往总是习惯性的称之为“封建社会”，其实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何为封建？无非是在分封制下搞的封土建国那一套，可事实上自始皇帝扫平六国以后分封制早就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哪怕汉、晋等朝逆历史潮流而动又零星的搞过分封，但也因为弊端太多很快就被推恩令等措施予以限制并消亡。可以说从西晋的“八王之乱”到明朝的千年间，分封制在中国历史上已然销声匿迹，即便偶有回潮也是名存实亡，是无法称之为“封建”的。
可是朱元璋显然没有意识到分封制的巨大危害，一门心思的试图通过“开枝散叶”、用宗亲关系维护朱家江山，结果反倒给他的大明朝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朱棣后来能靖难成功，首先就得感谢他老爹给予藩王的优厚待遇和巨大权力。可是等朱老四及其子孙为杜绝他人效仿、打算对藩王制度进行改革时，又遭遇了他老爹立下的“祖训”的巨大阻碍，因此终明一朝藩王问题始终无解，并越来越成为帝国一个巨大的包袱。直到明末，数量达近百万的朱家宗亲活生生的拖垮了大明朝的财政，成为了明亡的直接诱因不说，老朱的子孙后代下场更加惨烈：
“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献贼纪事略》）
而在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上，朱元璋更是保守得令人不可思议，即非嫡长子、嫡长孙不选，而且必须接受最正统的儒家教育。
皇帝与太子，是一对最为奇怪又复杂的人际关系。对这二者而言，既是父子，又是君臣，对于臣子来说，一个代表着现在，一个意味着未来。因此，对一个负责任的皇帝来说，尽心尽力的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是他的义务；可是就一个唯我独尊的皇帝本能而言，又天生的排斥和反感这个必将取代自己、接手权力的人物，哪怕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所以历史上大多数的皇帝与太子间的关系都不那么和谐，要么迟迟不立太子，要么故意在几个皇子间举棋不定、制造争端，要么干脆撕破脸废掉太子的比比皆是。甚至父子之间大打出手，父杀子、子弑父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老朱的嫡长子朱标品性、能力都不错，册立其为太子也没什么问题。可问题在于他对这位太子实在太好了，好得根本不像一位帝王。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老朱费尽了心机，半请半抢的将闻名天下的大儒宋濂招至麾下，随即就一脚将其踹去给朱标当老师——要知道此时后者才是个不满5岁的娃娃，这相当于让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去幼儿园带孩子，一方面体现了朱元璋睚眦必报的性格，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对朱标这个长子的无限宠爱。
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随即立朱标为世子，并经常将其带在身边增长见识并随时教导。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朱标理所当然的被立为皇太子。老朱随即将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刘基等手下最精干的人才派到东宫任职，全力辅佐太子。而且在他出征在外时，也全盘放手让太子监国。
而且朱元璋居然让朱标接受了最正统的儒家教育，即“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和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五》）。为此，他不仅形同“集邮”一般的搜罗大儒名师教导朱标，还时时监督考核儿子的学业，那情景跟如今那些望子成龙的爹妈没啥两样。
朱元璋之所以让朱标全盘接受儒化教育，表面的理由冠冕堂皇：
“元氏胡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其类是与，名不足以副实，行不足以服众，岂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洪武圣政记·正大本第二》）
于是乎，太子朱标就被宋濂等大儒培养成了一个温文儒雅，仁慈心善，虚心纳谏，一心向文的“君子”，反正完美契合士大夫们理想中的仁君形象。
但我以为，老朱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只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朱元璋因为出身寒微，所以发迹前无法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想必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而身为父母的本能，就是自己的缺失和遗憾一定要在子女的身上补足回来，可在当时的教育界早就被儒家一统天下，老朱也没得选，否则难道让朱标去学佛学道？
其次，帝王用人之道在于臣子可用而不可信，历代明君雄主皆不例外。相反，要是在哪朝哪代冒出个了不得的“名臣”、成了帝王的“股肱”，还是须臾离不得的那种的话，这个王朝以及皇帝大概率药丸。
老朱不但是明君，更是雄主，所以这样的道理不会不懂。不过相比汉武唐宗这样的前辈，老朱最大的问题在于自信心爆棚——他知道士大夫们不怀好意，也知道大明帝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膨胀的老朱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会把这些破事都统统解决掉，然后留下个毫无瑕疵的基业让子孙们去继承。而且只要子孙都乖乖的按照他的部署照章办事，别说学儒了，就算都去学佛学道，大明帝国照样万万年：
“故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且群雄之强盛诡诈，至难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而朕已齐之……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皇明祖训·卷一·祖训首章》）
祖宗家法，还一字不可改易，这样旁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朱元璋却豪迈的认为没啥难度，结果他的子孙就悲剧了。
而第一个倒霉蛋来得还特别快——就是他钦点的接班人朱允炆。
信了士大夫的鬼，所以建文帝朱允炆就成了个悲剧
按说，朱允炆能接朱元璋的班，本身就是个奇迹。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标因病去世。朱元璋费尽了心思培养的接班人没了，还得重新再寻摸一个。
老朱儿子多，根本不愁无人嗣业。而且像老三朱棡、老四朱棣、老五朱橚、老六朱桢、老十一朱椿等人要么以武功见长，要么以文名出众，要么以贤名超群，都是不错的太子人选。更重要的是，这几位皇子均值壮年，身份威望都不差，无论哪个被立为太子，等到老朱百年之后都不愁震慑不住那些洪武年间被镇压得十分凄惨的士大夫。
可是朱元璋偏偏就选择了朱允炆，理由是希望为皇位的合法继承树立一个榜样，以此杜绝将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纷争。
说白了还是他太溺爱自己的子孙了。
小朱是故太子朱标的儿子，但既不是嫡子也不是长子，只不过朱标的原配常氏和嫡长子朱雄英死得早，这才轮到小朱来接班。
可问题是朱允炆被册立为皇太孙时年仅15岁，即位为帝时也不过21岁，别说震慑不住那些野心勃勃的叔父，就连朝中臣子不服气的也不少。老朱在迫不得已之下只能凭空捏造出个蓝玉案，试图通过杀戮给自己的大孙子立威。
更致命的是，故太子朱标哪怕被宋濂等人洗过脑，但他毕竟被朱元璋带在身边亲自教导了20多年，而且见识过征战和民间疾苦。可朱允炆呢？生在深宫之中、养于妇人之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畜不认，这样的人物再经方孝孺、黄子澄、齐泰这样别有用心的士大夫一忽悠，妥妥的就成了个书呆子、二傻子。
所以当他四叔朱棣打着“靖难”的旗号屡败官军、向着南京步步逼近之时，朱允炆和方孝孺们却忙着埋首故纸堆中，研究如何复古改制。在他们的心目中，把承天门改叫韦皋门、端门为应门、谨身殿为正心殿，或者把方孝孺的官职由侍讲学士改叫文学博士，再或者恢复圣人主张的井田制等等这些事情，哪个都比步步紧逼的朱棣大军更要紧、更要命。
上一个打算全盘实现儒家理想的皇帝叫王莽，结果他推行的改制搅合得天下大乱，大新朝仅历15年便寿终正寝。而朱允炆搞的“建文新政”则更糟，才4年出头就人亡政非了。
表面上看，朱允炆是被他四叔干掉了。实际上杀死他的，却是被他视之如师如父的士大夫。
为啥？因为被老朱残酷镇压了好几十年的士大夫们已经疯了，“复宋”已经无法令他们满足，干脆想直接“复周”了。
纵观所谓的“建文新政”，几乎就是全盘复古，而且一杆子直接复到了两千多年前那个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国——西周。当然除了理想还有现实，他们成天怂恿朱允炆干的，自然还少不了大幅提高士大夫待遇、崇文抑武、抑制皇亲勋贵，所以才逼反了朱棣。
其实朱棣反了也没啥大不了的，毕竟史上藩王作乱从不少见，但能成事的一个也无。可是朱老四最后却成了逆天改命第一人，为啥？还不因为百无一用是书生？不仅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还动不动就猜忌这个、怀疑那个，似乎除了自己以外就没有好人。朱允炆与这帮货色“共治天下”，能撑4年才完蛋简直都是个奇迹。
最有趣又耐人寻味的一幕发生在靖难功成、建文自焚以后。那些在两宋覆灭百余年后终于过上了几天好日子的士大夫们，其实表现得跟200多年后那些“水太凉”的后辈好不到哪儿去——一向自号君子、忠良的他们肯追随朱允炆“殉国”者寥寥无几，大部分乖乖降了朱老四。即便后来被士大夫们拼命吹捧的方孝孺、黄子澄、齐泰等人，也是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选择了被俘，无一人舍得给自己来上那么一刀。直到后来景清刺驾（其实就是玩笑式的求名之举）惹得朱老四大发雷霆，才将这帮降臣们一锅端，还被吹捧为“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可是方孝孺、黄子澄、齐泰还是不肯降了朱棣，最后选择了被砍，这就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如果真想死，那么为啥不跟着朱允炆一起死，还能落得个清名无暇；如果怕死，那就老老实实的投降（反正士大夫最擅投降，从来不算丢人），别嫌弃朱老四是啥“暴君”。毕竟要论残暴，朱老四比他爹差远了，在洪武年间方孝孺们还不是跟乖孙子似的伺候老朱那个更暴的“暴君”？
我以为原因很简单，从方孝孺的绝命词中就可见一斑：
“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时年四十有六。”（《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列传第二十九》）
啥意思呢？就是老朱那个“暴君”在世时，方孝孺们还年轻，可以忍。可是好不容易盼来“天亮了”，又被朱老四这货搞得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于是这帮已经不再年轻的“复宋”论者绝望了，觉得自己等不来下一次天亮，还不如死了拉倒。
也算还有点血性，虽然不多，但比200多年后的“水太凉”们还是强出不知凡几。
更好玩的是，过了120多年后的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杨慎喊出了一句堪称史上最令士大夫们热血沸腾的话语：“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明史·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七十九》）
这是要玩命的节奏啊！大明朝到底咋的了？是鞑靼围城了、闯逆进京了还是建贼入关了？或者是皇帝被绑架了、藩王造反了还是宦官作乱了？
反正按小杨这个义愤填膺、不惜一死的架势，大明朝看来是要国将不国了。
其实原因无他——就是明世宗朱厚熜认为生他养他的兴献王朱祐杬才是自己的亲爹，而士大夫们一致认为只有明孝宗朱佑樘才能当朱厚熜的爹，朱祐杬就算能把后者再生出来一百次，也只能算是冒牌爹、山寨货。
这就是闹腾了20多年、搞得大明朝乱成一团的大礼议事件，其高潮就是让杨慎们不惜一死抗争的左顺门事件。
对于士大夫、尤其信奉朱程理学的士大夫而言，从来都是送死你去、老子免谈。杨慎们之所以敢“仗节死义”，就是因为皇帝宝座上坐着的那位姓朱，而不是姓孛儿只斤或是爱新觉罗。而能让他们豁出去吼一嗓子“仗节死义”，也永远只会是些狗屁倒灶的破事，真要国破君亡了，他们一定会有多远跑多远。
所以朱厚熜必须讲道理，所以他们一定死不了（事实上朱厚熜也只是打了他们一顿屁股，只是不小心打死了几个，属于意外）。
又过了120年，这回大明朝真要国将不国了，于是“水太凉”的一幕大戏就上演了。
方孝孺如此（哪怕他死了），杨慎如此，钱谦益亦如此。只不过生不逢时，结局不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