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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韩理干预词讼 , 必定树敌颇多。他本人也十分难以相处 , 甚至他教区内的教民也向他“造过反”
薛田资在施泰尔受到的训练就是要使他能适应这些 , 但丝毫没学如何与中国人和平相处。而宁可“受苦 , 殉难 , 为信仰而死——这就是我们心灵的愿望”。如果我们说这种传教士在故意给自己制造困境有些过分的话 , 那么对他们那种以死为荣的信念我们确应认真看待。能方济神父曾写信回家道 :“我不止一次向上帝祈祷 , 要求殉难的荣耀 , 但很可能它将不会恩赐于我。上帝认为我的血不够红 , 它仍然搀 ( 掺 ) 杂着现世的尘土。
遵照圣言会的宗旨 , 薛田资也将曹家庄为数众多的前白莲教成员在他的教堂注册。但他拒绝该村的头领入教 , 因为据说此人曾从邻镇偷窃并杀死了一头牛。他的拒绝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同时 , 因为新入教的都是这个村最富有的家庭 , 他们入教便拒绝给村里的节日提供例行的物品 , 使乡民的反感更为加剧。
铁毕子建议将胶州湾辟为港口时曾特别提到 , 德国对该港的占领将使他们与鲁西德国传教士的联系方便起来。此举有明显的政治动机 , 因为天主教议员对海军议案投了他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赞成票 , 因此 1898 年 3 月该议案的最后通过赢得他们的支持就并非偶然了。
在所有以前的教案中 , 尽管列强也经常用其炮舰外交来示威 , 但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只是迫使中国政府将所谓反教民者绳之以法。但现在外国列强将自己去镇压中国的反洋教活动 , 德国提出的利用胶州湾作为“对付强盗的基地”这种说法 , 就反映了这一点。
李秉衡分析确切, 并提出只有严格禁止所有传教士干预讼案, 地方官员才可能依其是非曲直而定夺教案。他对德国人的干涉, 对传教士们就大刀会一事所提的过分要求, 以及对他们进入兖州的要求, 一贯持反对态度, 因而引起了德国传教士和驻京公使对他的长期仇恨
在混战中 , 一个教民被打伤 , 而德国传教士派人送信给县令 , 说这人已被杀死。但当县令赶到现场 , 却发现他只是受了“极轻微的伤”。传教士又准备了一份有 20 名肇事“罪犯”的名单 , 这些人都立即跪下并乞求入教。传教士于是将他们称为“好人”,并说不再控告他们 , 而另外拿出 5 名“犯罪”村民的名单。这几个人赶紧向教民交出了 170 吊钱作为赔偿 , 传教士于是又派人证明这 5 人没有罪 , 但另外 7 人却有罪。该县令于是请当地团绅出为调处。传教士要求罚这个村子 900 吊钱 , 县令急于了结此事 , 除如数筹钱外 , 又命令给教民加摆十桌酒席 , 于是此事方告终了
教民重得旧庙后 , 便开始修建教堂。但他们很快遭到一些年轻穷苦村民的袭击 , 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十八魁。据载 , 教民躲在教堂里 , 以石头和枪炮进行抵抗。这更加激怒了进攻的村民 , 他们猛攻教堂 , 打伤了几名教民。一些人逃到武城的传教士住处 , 甚至一时不敢回家耕地。结果双方形成了僵局 , 并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无论是村民建庙还是教民建堂 , 另一方都进行干扰 , 将其拆毁。最后东昌知府洪用舟命令双方都停止修建，直到达成一项新的协定。
巡抚张汝梅处理冠县教案的主要谋士是臬司毓贤。由于残酷镇压了 1896 年大刀会起义 , 毓贤善理教案的名声日噪。通观毓贤在山东的经历 , 大家就会知道 , 他是根据自己在鲁西南的经验来处理梨园屯拳案的。这是他政策致命的缺陷。 1898 年在直东边界一带 , 拳民活动所造成的破坏也许相对轻微 , 但是由于有几名教民被杀 , 事件的性质必然比 1896 年严重得多。
在冠县, 官府把赵三多和地方民团首领看成是和平解决问题的关键。他们所实行的方法是: 设法同拳民达成一项协定, 然后他们将协定贯彻到底, 并由赵三多主持仪式将拳民解散, 随后就可以把他们编入民团。问题是, 该地区的拳民是一个比鲁西南大刀会复杂得多的组织, 赵三多的权威起不了什么作用。有些门徒, 像阎书勤, 根本不是出自梅花拳一门。连赵三多本人也为梅花拳的其他首领所迫脱离了梅花拳,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依靠其作为梅花拳资深师傅的声望来服众人。
回到直东边界 , 赵三多再次成为首领。当官方许诺赦免除赵三多以外所有的拳民时 , 各村士绅都来劝本村人回家。赵三多再次解散其徒众 , 北行潜入直隶中部。与此同时 , 政府“将安分拳民编入民团 , 悉善联络”
可以肯定组织的扩散从未发生过——因为冠县和鲁西北义和拳的仪式完全不同。冠县义和拳并没有刀枪不入的仪式 , 没有降神附体 , 没有画符念咒 , 他们的习拳几乎不存在任何宗教内容。不用说 ,(139) 正是由于它缺乏类似异端宗教习俗的成分 , 才使得官方对待这些拳民总是如此宽大 , 而且愿意吸收他们加入民团。他们在集市公开亮拳比武 , 是最无秘密可守的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