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唐朝著名的诗人，他生于772年，卒于846年，享年75岁。
幼年时期为避战乱，经常搬家躲避。
28岁，他苦读近三十载始中进士，真正有官职是到31岁。最开始的职位是言官。
早年他的诗歌和文章多以讽谏为主，比如《卖炭翁》、《观刈麦》、《秦中吟》让人读后印象深刻。大概是年轻吧，职位又是言官，即使是出于职责所需，或者是报答皇帝恩宠，讽谏也是必要的。但是，正如白居易所言，“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大概是朝中无人，又没有人指点，善讽谏的白居易没有因此少吃苦头，没少受到达官贵族的排挤。毕竟，他在为百姓说话。
39岁那年，母亡。按照祖制，他回乡为丧母守孝三年。
42岁他回京，从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个五品闲职开始做起。但是，44岁那年，发生了两河藩镇叛乱，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在路上一个被杀，一个被重伤，裴度是他的好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朝廷居然没有人说话（可见当时个个明哲保身），他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出来说话，却被贬到江州做了司马。司马其实就是一个闲置。这一闲就是四年，直到四年后，他才在朋友的帮助下转为忠州刺史，重新开启了仕途。这一年，他已经48岁了。
联系之前的三年守丧，加上四年贬谪。七年已经过去了……人生有多少个七年啊。早期做官的时候，他的俸禄不多。元和二年（807年），年俸是三百石，只是岁末有余粮。而被贬谪的官员俸禄是极少的。江州四年，他的日子一定是很清苦的。
821年，他从忠州回京，此时已经换了天子。唐穆宗李恒爱他的才，两年之间他已经升至中书舍人，成为皇帝身边的亲信随从。但是，朝廷争斗太盛，他急于躲避，于是自请外派出京，到杭州任太守。这一年他51岁。
其实，早在他 47岁从江州赴忠州时，他已经想好了未来的官场之道——中庸守成。要少言，要晦而不明，要保余生，否则他苦读30年，功名尽弃，不说立功名了，自身也难保啊。"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 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 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甿。 鸟以能言媾，龟缘入梦烹。 知之一何晚，犹足保馀生。” （《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原来做人要“难得糊涂”，这是他后半生的全身之策！多么痛的领悟啊？可是这里面难道没有对朝政的失望吗？毕竟历史上对朝政失望的又不止他一人，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幸免。
这段贬谪的经历，让人联想到历史上明朝的王守仁（王阳明）也曾经被贬贵州龙场，他在被贬期间的成果是“龙场悟道”。于是建书院讲学，忙得不亦乐乎。后世每当朝廷不用他时，他的精力就用在讲学上了，他的成果也就在讲学上了。相比之下，白居易的”悟道”则是对官场凶险的领会，而采取中庸守成，回归家庭和诗文，表面上做一个闲官，实际上当“香山居士”才是他的真实意图。
50岁以后，白居易知道自己已经“年老体衰”，再无精力也无心朝廷的争斗，他决定采取“明哲保身”的策略。此时，他已经知道了官场斗争的险恶，他从“兼济天下”，转变为“独善其身”。52岁那年，他的官职是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此后，他远离长安，居于东都洛阳。选择这个职位，是根据他的策略“中隐”。古时候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他已经厌弃了朝廷的纷争，又不想归隐于田园。东都洛阳和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这个职位，就是他中隐隐于于世的选择。
留一份俸禄，用于养活妻儿和自己，不至于受饥寒交迫的威胁。也没有有身居高位的压力和陷于争斗之中的苦恼和紧张。不是很好吗？可以游山玩水、呼朋唤友，要知道白居易其实是爱茶嗜酒之人，每每喝酒都需僮妓相伴。
白居易结婚晚，36岁才结婚。早年丧女金銮子，不到三岁夭折。守丧期间是不能同房的，因此后来一直没有儿子，44岁时（也就是贬到江州那年）才得生得一个女儿阿罗，非常疼爱。经常感叹孩子小，自己年龄已衰。白居易51岁时，爱女阿罗才七岁。这种情况下，想要给50岁之后的自己和家人留一点安稳而体面的生活，也是人之常情。
虽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是身体力行之后，白居易也知道，二者其实难两全。如果归隐山林，做一个穷苦老夫，他的心里怕是放不下仍有残余的的家国情怀。从他的诗文来看，经常出现“两千石”的描述，他并非淡泊之人。其实他对对生活品质是有要求的。但如果身居高位，他又担心年轻时候被贬江州司马的厄运再次降临，那么他可能今生再无机会返回政坛。所以，还是中隐吧。
《中隐》
作者：白居易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 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 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这种中隐的态度，对他来说，也算是幸运。因为63岁那年，发生了宦官和朝臣之间争斗的“甘露之变”。从宰相到普通人，一夜之间有上千人被逮捕杀死。从这个角度来说，白居易如果在长安，怕是不能幸免的。当时，在宰相王涯家的平常客人也有被无辜牵连杀头的，可见当时政治斗争的凶残。
会昌二年的时候，他70岁，辞官致仕。75岁在洛阳去世。死前他的诗里已经没有了人民，而是“此心除自谋身外，更问其馀尽不知。” 嗟乎，大诗人人生最后的落脚点却只在“谋身”二字上了。这和陆游临死前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何等不同？
白居易的一生，体现了封建君主时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场文化，也反映了朝廷争斗的险恶。白居易从一个有家国情怀的年轻官员，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要保全自己和家人，是他无奈之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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