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忠（约1594—1644），初名丹，字开予，改名子忠，字道贯，号青蚓。北海（山东莱阳）人。居京师，补顺天府学生员，屡试不第。崇祯六年（1633），文坛领袖、书画大师董其昌在北京逗留，崔子忠曾去拜访，董其昌给崔子忠以高度评价：“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见”。
崔子忠还为董其昌画了一幅《倪瓒洗桐图》，描写夙有洁癖的倪瓒注视仆人用水冲洗梧桐树叶上的灰尘，画得很成功。姜绍书在《无声史诗》卷四中写道：“览之令人神往。”《石渠宝笈三编》、《御书房》均有著录。
此画中的倪瓒角巾褒衣，伫立在峰石之下。一姬妾站其身旁，另有一位女仆侍立在侧。姬妾和女仆都手捧盥匜。在他们面前，有一棵碧绿的梧桐树。一位仆人正在往容器中注水，另一个则手拿刷子洗树。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倪瓒素来以洁癖出名，他不仅注重洁身，不受飞尘，且爰及草木。有研究者指出，倪瓒洗桐这一行为及后人以其作为画题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梧桐，又名青桐，青，清也，澄也，与心境澄澈、一无尘俗气的人格精神相连，后人以此引申，使倪瓒这位高士的“洗桐”，不仅为其自身的高洁形象进行了加持，也使“洗桐”成为了文人洁身自好的一种象征。
从流传至今的文字记载来看，崔子忠生活十分拮据，但他为人孤高,自甘清贫，景慕和效法的是那些超然尘世之外的古代高人雅士。崔子忠中年时即蜚声画坛，住在北京南郊偏僻处一所简陋的小院里, “荜门土壁，洒扫洁清，冬一褐，夏一葛”，“高冠草履，莳花养鱼，不知贫贱之可戚”。
他有时会把得意之作赠给少数知己好友，但“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购请，虽穷饿，掉头弗顾也”。有一次，一位做官的朋友以赠千金为崔子忠祝寿，意在借此机会周济他的生活。崔子忠却大为恼火，把金子摔在地上，愤怒不已：“若念我贫，不以廪粟与我，乃以选人金污我邪！”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和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都有《崔文学子忠》传，其中都记了“史可法赠马”一事。史可法、王崇简、崔子忠都是左光斗任提学御史时拔识的顺天生员。到崇祯后期，史可法已负天下重望。
某日，史可法经过崔子忠家门，发现他已揭不开锅，于是将坐骑留给了他，自己徒步回家。崔子忠将马牵到集市上卖了四十两银子，很快将钱挥霍一空——“呼朋旧痛饮，一日而尽”。其豪爽狂放至此。然不久之后，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了北京，他躲进一个土室中绝食而死。
在北京期间，崔子忠还与文学家钱谦益有过交往，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崔子忠的身世作了详细的记述。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有关他的详细传记。钱谦益称他：“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
在评价崔子忠的画时，他说：“慕顾、陆、阎、吴遗迹，关、范以下不复措手”。这是说，崔子忠所追求和师法的是晋代顾恺之、陆探微、唐代阎立本、吴道子、五代关仝、北宋范宽这些前代大师，而绝不同于流俗之辈。
崔子忠的人物画之所以出名，主要在于其创新精神和高超技艺。其人物画题材，有表现现实生活的，有描绘古代高人逸士的。如刘履丁（晚明书画家、著名印人）于1638年去南京任官，把北京的住宅留给崔子忠居住。崔子忠为表谢意，画了一幅《杏园宴客》相送。
这幅画描写了他们二人在刘宅花园中送别的情景。此作笔墨精妙，设色淡雅，有缥缈空灵之感。在具体表现上，衣纹做颤笔描，其颤笔描。抖动多变，折而不滞，颤而不散，加强了衣服的质料的柔软质感和随风飘曳的动势，形成了一家风格。
此外，崔子忠对古代的道教人物很感兴趣，他画过一幅庞大的《许旌阳飞升图》。许旌阳为西晋时期的道教人物，因其曾为旌阳令，被道教徒尊为旌阳真君。此画共画了40个人物，另有鸡犬。史传许旌阳成仙后，全家及鸡犬42口飞升上天。
今上海博物馆还藏有崔子忠的《云中玉女图》，画中的玉女立于云端俯视人间。人物面目清秀，体态修长。衣纹以战笔，彩云团亦以战笔，纹如水波，手法非同一般。
纵观崔子忠的人物、仕女之作，画风远追晋唐意趣，不囿于宋元窠臼。画法近于南唐的周文矩，衣纹多屈曲转折，墨色灵秀，设色清丽。此外，他亦工肖像画，人物画闻名大江南北。许多人物画，衬以山水景致，设色清雅，有飘渺空灵之感。
崔子忠不遗余力地以纸笔颂扬历史上的隐逸君子，是其人生观的曲折表现，也是明末文人走投无路、徘徊苦闷之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他虽居“京师”的闹市，却过着清苦无为的生活，很有隐者之风。
由于物质条件贫乏，又不肯寄人篱下，侍奉新主，所以只好将自己饿死。也许有人觉得他不识时务，死得太冤，然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对于性情孤傲的他来说，这个选择或是真正的死得其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