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与不说话

今日读王小波的杂文《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涉及的主题是讲好听话与讲不好听话的问题。

绝大多数人，都是喜欢听好听话、听好消息的。而不好听的话，谁敢说出来就很需要勇气。

无论在哪个社会，那些敢于说真话、说不好听话的人都是值得佩服的，例如鲁迅先生的部分作品，充满了战斗精神，无论是在满清时期，还是在民国时期。他的作品像一把利刃，把社会中的丑恶一一剖裂开来，绝不含含糊糊、欲遮半掩，所以鲁迅先生被称为“斗士”。

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像鲁迅先生一样有战斗精神的文人都是不多的。我们可以想到“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也能想到“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还有“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杜甫。中国浩浩汤汤五千年历史，虽然文人墨客很是不少，但是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却依然在历史深处熠熠发光，没人能够遮挡其光亮。

王小波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其实也是在呼唤一种精神，呼唤一种敢于说真话的精神。因为他所经历的特殊时期，鲜有能站出来说真话的人。即使是在当今，可能这样的人也并不多。

或许是现在的人都太聪明了，知道了明哲保身，知道了如何为人处事。社会上教人为人处事的书籍太多了，例如《教你会说话》《教你会办事》《教你会做人》，这样的书籍还少吗？

大家都挑别人爱听的话去说，大家都对真实的问题视而不见，只是这样真对社会的发展好吗？

或许我们处在一个异常完美和谐的社会，所以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这本身并不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

或许我们处在一个宽容包容的社会，所以没有必要言辞激烈地去陈述很多问题。倘若如此，或许情有可原。

或许我们应该注意表述的方式方法，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可以不提出问题。提问题的方式方法可以考虑，但是提不提问题却是态度问题。

王小波的《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其实是在呼唤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心问题，希望大家都能该说真话时说说真话，不要对问题视而不见。因为曾经过往发生了太多虚假的言论和沉默的大多数，所以他才会如此大声疾呼。他的这一愿望能实现吗？或许正在实现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