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病后记(五、六)

五、繁复的检查

住院22天,花销五万多,一大半是用在了检查上。

入院的第二天早晨,空腹抽了19管血,我几乎是全程闭着眼睛,任由护士摆布。

护士要抽动脉血时,提醒了我一句,会有点痛。我想这段时间什么苦都受了,抽个血又怎样,就没在意,继续闭眼躺着。谁知道当针管扎进去时,我还是忍不住叫出了声。

撑开眼睛看了看左手手腕,一个硕大的针管抽出殷红的动脉血,针头就如小时候姥姥缝被子那种大头针。

护士抽完血走后,我手腕上的动脉血管肿了一个礼拜。我不时会去按压一下,那种疼痛感马上泛起。

如果说抽动脉血的疼痛感是1,那做耳部软骨活检的疼痛感就是100。

治疗的后期,基本确定我的病是“复发性多软骨炎”,最后确诊,需要做一个软骨活检。住院部的医生开了单,让我到耳鼻喉科住院部做一个小手术。

到了耳鼻喉科,给我做活检的是一个姓廖的小姑娘。她先戴上手套摸了摸我的右耳,然后决定从耳垂上那一小块凸起的肉入手,先切开,然后再取软骨。

手术前,小姑娘告诉我。因为是头部,麻药的剂量会比较小,而且软骨对麻药也不敏感,所以手术过程会比较疼。

对于这个,我是有准备的,但我也真没想到这种疼痛,简直可以用“酷刑”来形容。

我躺在手术台上,小姑娘用手术刀切开肉。一边切,一边和旁边见习的医生说:“确诊这个病,验血和CT都还不行,必须做软骨的活检。”

肉切开后,我清晰地听到小姑娘用锯齿刀切我的软骨。那种利齿来回的顿挫感让我攥紧拳头,咬住嘴唇,不能自已。

切下软骨那一刻,我几乎痛到晕厥。看在做手术是个小姑娘的份上,我没有抱怨,默默忍受了。

但我万万没想到和不能忍受的是,三天后,活检报告出来,显示结果是“未检出”。原因是取的软骨组织太微小,实验室没法检验。

当医生提出让我再做一次软骨活检时,我拒绝了,因为那种痛感我实在不想再经历一次。

对了,软骨活检后的一周,我的右耳都蒙着厚厚的纱布,就像《黑猫警长》中的一只耳一样。洗澡也极不方便,需要包住半个头,狼狈得很。

  其他的检查,虽说没有如此痛苦,过程却也艰难异常。

  住院第三天,医生开单,让我做一个pet-ct,类似一个全身的ct扫描。因为我所在的这个部没专门的设备,还要转到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海印分部去做检查。

  检查安排在下午,但从早餐后就不能喝水了。一直熬到下午,口干也只能用水润润嘴唇。

    顶着烈日坐车到海印部,排队等待做CT时,护士大度地递给我一支水,说现在就可以喝,喝完再准备检查。我欣喜若狂地接过水,大口喝起来。喝到一半才感觉味道怪怪的,后来看滚动的介绍视频才知道这水里有特殊的矿物质,为了等会做CT时机器能追踪到需要的数据。

    到我了,医生让我进到一个小房间,给我打了一针,也是为了机器做标记的物质。注射完后,让我到一个黑色的封闭的房间里躺着,什么都不要做,躺着就好,睡着了也不怕。进到房间里,我才发现有两张床,其中一张已经睡了一个人。我就躺在另外一张上,等待着。

  两个陌生人,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默默无语,躺了不知道多久。终于传来广播,把一个人叫走了,剩下我又不知道躺了多久。

  后来,又进来一个人,躺在空出的床上。这样接力赛似的黑屋睡眠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广播中叫到了我的名字。我轻轻起身走出黑屋,护士告诉我还可以小口喝一瓶水,然后进入CT室。

  全身的CT检查倒是十多分钟就结束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我做了四次CT检查。住院和出院后的一段时间,我都感觉头疼,也许和这个有点关系。

  在广州住院的22天,不仅把在柳州住院一周的检查都重复做了一遍,而且还做了pet-ct这样柳州做不了的检查。检查的结果都指向一种病——复发性多软骨炎。

 

这里摘录一段百度的介绍:

  复发性多软骨炎(RP)是一少见的累及全身多系统的疾病,具有反复发作和缓解的进展性炎性破坏性病变,累及软骨和其他全身结缔组织,包括耳、鼻、眼、关节、呼吸道和心血管系统等。临床表现为耳、鼻、呼吸道软骨炎,并伴有眼、耳前庭等器官受累症状。多关节炎和血管受累也比较常见。

  住院期间,自己也查了一下这个病,据统计,这个病的发病概率仅为百万分之三。而我,就不幸地中招了。

  反复的检查,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现今的医疗实力。是病,都能治疗,关键是患者自身的认识。

  因为这个病有复发的特性,因此,认识它,面对它,防护它,成了我余下人生路必须认真处理的一件事,这也是我病后记录下许多的原因。

 


六、忙碌的老妈

  从我生病到康复,最操心的是老妈;

  从我住院到出院,一直陪护的是老妈;

  从我出院到现在,一直督促我吃药,照顾我起居的还是老妈。

  在妈妈的眼里,孩子总是孩子。

  “为了照顾好你,防止复发,妈妈也要健康地多活几岁。”

  这是老妈的心里话,也激励着我从病痛中走出。


  在广州住院的日子里,老妈每天都有规律地忙碌,用心照顾我的同时,和医生、护士、病友打成一片,成了第四病区最受欢迎的人。

  老妈在四十岁,得过皮肌炎,这也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她一个人走南闯北,先到南宁,后跑北京治疗。看过中西医,最终战胜了疾病,也积累了许多经验。这次我生病,她总是鼓励我,要勇敢面对,积极应对病情,总会有治好的一天。

  早晨起来,老妈取来订好的早餐,一边让我多吃一点,一边准备好我早晨要吃的药。

  护士来给我做中医理疗,老妈总要看看护士贴的穴位对不对,并请教按压哪些穴位可以对肺部有治疗效果。

  护士给我打点滴,她总和护士说留置针要处理好。有几次留置针没弄好,打点滴时她总是要按着针头,看着药水一滴滴注入我的静脉。

  我去做检查,她总是挎着个包,装着病历、纸巾、水杯等等,陪着我几乎转遍了医院的各个楼层。

  每天陪着我的老妈,还不忘自己的锻炼。每天下午稍有空闲,她就会在病房里打一套八段锦。打完还有时间,就再跳一套操。

  有几次,护士路过病房,看见老妈在锻炼,就跟着一起舞起来,老妈就耳提面命地向他们传授打太极和做保健操的好处。

  时间久了,病区的小护士们都知道老妈是养生专家,纷纷向她请教一些锻炼养生的诀窍。

  陪护一个病人,影响一个病区,这样的老妈可以的。


对于同病区的病友,老妈也很关心。

  隔壁房间住的病友是肺癌,做了一个两万多的检查,根据结果可以做基因靶向治疗,治愈的希望很大。

  前天和你一起住进来的病友山西来的,诊断是间质性肺炎,在北京协和都看过,知道这里好,又跑来这里看。

  四人间里住着一个老人,他女儿陪着他来的,他儿子就在广州医科大学就读,读的是钟南山班。他老爸也是肺癌,儿子的老师推荐他来这里看。

  有时我也很惊讶,和老妈只有一面之缘的病友为什么都如此信任她,愿意和她谈自己的病情。仔细想想,也许老妈这个人面善,而且闲不下来,病区里来来回回,和大家都熟了。

  不仅是病友,医生也和老妈无所不谈。对于我的病情,老妈只要有机会,就逮住医生问,医生也不厌其烦地和她解释。有一次,我要打一种免疫治剂,一针要两千多。老妈抓住一个年轻的小医生问:“这个针打了有什么用?怎么这么贵,外面买比你们这里便宜吗?”

  年轻的小医生脱口而出:“阿姨,这个针就是增强免疫,防止复发的作用。不过我们这里的药肯定比外面贵啊,在我们这里打你放心啊。”

  “这里的药比外面贵”,这直白的说法泄露了“天机”,老妈笑了,旁边的小护士也佯装要打这个小医生。一个小小的细节,可见老妈和医生护士的熟稔。


老妈每天二十四小时的陪护,可谓是无微不至。每天几点做什么,都很精确。

  住院期间,晚餐都是老妈做,每天吃什么,够不够营养,她都很关心。

  不仅生活上,思想上她也是我最强的支柱。我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她总是鼓励我,接纳我,甚至忍受我。

  “咱娘俩,好好活!”

  看到每天在我身边忙碌的老妈,我就想起史铁生《秋天的怀念》里的这句话。

  每一个母亲的生命,都是与孩子交织在一起的;

  每一个母亲的念想,都是孩子能健康幸福的生活;

  我的母亲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把能做的做到了极致。

  我也无法用太多抒情的语言,表达我的内心。

  这次病痛,是母亲搀扶着我,挺了过来。

  痊愈了,老妈依旧忙碌。安静下来的我,写下一点文字,感念与我“共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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