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句经典的开头就出自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这本书可以进入我最爱的俄国小说前三位了，其实一直想写这本书的读后感。看了几种译本很多遍，但是这部长篇巨著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个宏大故事中套入了很多不同人物的不同人生，一个套着一个，每次看都能发现一个新的藏在最里面的“小套娃”，让我不知从何写起。虽然有多如牛毛的感悟，却还是能力有限，无法整合想法诉之笔下。
上周去呈贡大学城旧书摊，无意间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三次印刷的周扬译本，还是忍不住买下了。
回家便开始重读起这本小说，不出意料，此次重看与往年心境又有些许不同，如果不记录下来，实在可惜。我的叙述能力有限，只能以片段感悟的形式写下来。基本上是看到哪里有想法就写，没有顺序。
今天下午，看到第三部开篇部分，列文兄弟关于农民的见解：
“要是有谁问他喜不喜欢农民，康斯坦丁·列文是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的。他对于农民如他对于一般的人一样，是又喜欢又不喜欢的……他不能把农民当作什么特别的东西来爱憎……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恰好正相反。恰如他以田园生活和他所不爱好的生活相对照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一样，他以农民和他所不喜欢的阶级的人们相对照而喜欢农民，把农民理解成和一般的人截然相反的了。在他的有条不紊的头脑里清楚地形成了关于农民生活的一定的看法……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于农民的见解和他对于他们的同情的态度，”
需要了解的是《安娜·卡列尼娜》写于1873-1877年，俄国的农奴制从1649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颁布《法典》开始正式确立，直到1861年才从法律上正式废除。
至此，农奴制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但是长达两百多年的心理压迫在人们的心中无法彻底根除。
原来的农奴已经在法律上成为了自由农民，但绝大多数仍然靠给贵族干活为生。农民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社会阶层像从前那样不可摇动，农民仍然过着被剥削的生活。
正如《托尔斯泰最后的日记》中写的：
“并非享受劳动的人们对那些从事劳动的人表示感谢，而是从事劳动的人对那些强迫自己劳动的人表示感谢。这是多么疯狂啊！”
当时的贵族阶层不是把农民的品性贬低到土壤里：懒惰、嗜酒、说谎……就是如上文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一样，大力地赞扬，仿佛他很了解和爱护农民们。
其实这些都是偏见，这两者表现实质上都是对自身阶级的维护和褒奖，都是自私且片面的。
唯有列文对待农民的态度是：茫然不知所答、不当作特别的东西来爱憎、又喜欢又不喜欢。这种看似矛盾的想法，恰恰是列文和农民长期相处、一起劳作所得出的结论。
作者这是从人的本质看待各个阶级的行为，或者说在他的观念里探讨问题时并没有强烈的阶级划分，而是认为每个阶级（每个人）都有可爱可憎的一面，这在当时社会流行的言论里是非常少有的。
这种看法更加完善了我长久以来的认知，即：没有纯善的国家（人）；也没有纯恶的国家（人）。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谈的是19世纪的俄国社会对农民阶层的偏见，那么类似的偏见是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种族歧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偏见、地域歧视、男性对女性的偏见、女性对男性的偏见、晚辈对长辈的偏见、长辈对“XX后”的偏见、甚至还有对个人高矮胖瘦的偏见……
这些都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带着对某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度日不正是体现了自身的局限？
为什么人类进化了数千万年，还是摆脱不掉偏见的束缚呢？以我个人此时的想法，原因可能在于人总是生活在既定模式中。
把一个人的一生比做一个圆的话，假设远古时期的猿人一生画了一个直径3厘米的小圆，随着人类的进化、迁徙，每个人都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与世界的接触点越来越多，一生所画的圆也越来越大。
到现在，科技、教育飞速发展，很多人可以把圆画到前所未有的直径，但是，有边界也必有局限，绝大多数人都活在自己的局限中，活在自己画的圆形中。如此，偏见也无法彻底消除，便一直存在于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中了。
由此看来，那些想方设法想要证明自身优越，去对某群体表达偏见、进行攻击的人，实际上也是活在自身所画的小小的圆中，活在局限的环境创造的局限的想法中的。
在信息资源这么丰富的现在，我们每天睁眼就可以获取世界各地的新闻、读100多年前某人创作的小说、有机会还可以买张机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以为自己已经见到了世界的很多面，可实际上，我们见到的不过是世界亿万切面的其中一面。
我从初中叛逆偏激地认定这世界是非黑即白的，到后来陷入对周身灰蒙蒙的混沌印象中无法自拔，到现在十多年了，我仍然无法清晰地辨识某个群体，某个人。
在这些地域、群体和个人中，存在着很多难以言喻、不可定义的东西，如果用个人局限的眼光去评价，必将永无真实可寻。
既然人生永远活在圆形的局限中，那么我要的便是突破自己此时此身的偏见，将我人生的圆形画得大一些，再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