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3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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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从胡地到戎墟》第一章 第二章

从政治史维度出发的讨论，主要关注安史之乱形成的原因和影响，如边疆民族关系与节度使体制的形成，土地制度和兵役制度的变化带来的军事体制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外重内轻之势的出现，唐玄宗进取志衰、朝政腐败、社会矛盾尖锐等，削弱了唐朝中央的掌控能力。从民族史维度出发的分析，重视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粟特胡人、羯胡）及其宗教信仰对于叛乱的意义，重视河北长期的胡化局面对于叛乱的影响，讨论胡汉问题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变化，等等。

由于唐朝胡汉一家的政治品格（唐太宗被奉为天可汗是其突出标志），内迁胡族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歧视，反而能够运用其长处（通六蕃语、善骑射）为国家效力，其领导人做到很高的职位。讲安史之乱爆发的胡化因素以及安史之乱之后河北乃至山东地区的胡化问题，都要在这个背景下审视。

在河东地区的沙陀稍显例外，是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的分散处于比较缓慢的过程中（宪宗时期才由河东节度使范希朝迁入朔州地区），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政权的建立，恰恰加速了沙陀部落的汉化，以至他们自己无不以华夏政权的代理人自居。

在工业革命之前，农耕生活是比游牧生活更稳定更先进的生活，比较符合人类追求舒适生活的天性。在发达的农耕文明之上构建的精神生活（思想、艺术、历史、文化、哲学）也更加具有吸引力，这也符合人类追求精神生活的天性。中国农耕文明及在其之上建立起来的华夏文化不仅影响到迁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塞外游牧民族，而且影响到倭国（日本）、朝鲜、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等周边国家。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要承认这一事实，这不是什么“汉文明中心史观”，这是“人类文明中心史观”。“征服王朝”论和“新清史”的别出心裁，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逻辑。

在叛乱的最初，以玄宗为代表的朝廷舆论，是将安禄山起兵定性为逆胡的反叛，就本质而言仍归为可突干、苏禄一类。

经过唐廷的不断调整，这一中兴隐喻经过代、德二朝官方喉舌的定调，最终变成了肃宗中兴唐室、代宗继以完成，而中兴的转折点，则仍定在了至德二载（ 757 ）光复两京。究其原因，则是唐廷的根本诉求仍在于国祚永享，李唐皇室保有天下的重要性高于一切。

塑造安史一体为乱的反面因素，是河北戡定后旋踵而至的仆固怀恩叛乱。仅仅在河北戡定半年之后，仆固怀恩就在河东发动了叛乱。这是燕政权灭亡后唐朝面临的首次挑战，它迫使唐朝对安史之乱做出了性质上的界定。

肃宗即位后，通过官方诏书等方式，将这一事件予以定性，称为“羯胡乱常”。这一说法巧妙地混用了石勒之“旧典”与侯景之“近事”，既强调了国运中衰、两京失守的历史性意义，又突出了安禄山负恩反叛的特点。

元和五年（ 810 ），永州别驾柳宗元曾致书罢相的淮南节度使李吉甫，盛赞其功业为“相天子，致太平”，具体表现为文教上“经术兴行”，武事上“暴乱翦灭”。

两宋以降人们所谈论的“安史之乱”，其实是一段叠加形成的唐后期政治史。

从唐人最初的指称直到现代学术界的界定，安史之乱始终贯穿着两条彼此交织的主线 —政治与民族。

中古史料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对河北族群结构进行精确的测算，即便获得某种局部性的可靠统计，也并不见得能揭示出历史演进的内部动因。

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之间存在双重关系。一方面，安史之乱是整个唐前期北方民族矛盾的总爆发，也是中原地区所经历的最直接、最深刻的一次胡化。随着安史叛军的南下及燕政权的建立，大批幽营地区的胡人军将进入河北，带来了蕃部蕃兵及相应的军事组织制度，以及典型的胡化信仰。另一方面，经此动乱，胡化这一主题反而悄然退出唐后期的历史舞台，河朔藩镇取代了胡化，成为唐后期的主要问题之一。

营州地处唐朝东北边境，是平卢军与安东都护府的共同驻地，主要管辖契丹、奚等东北蕃部以及高丽降户。

“营州胡”形成的内在背景，则是唐朝在东北边境的羁縻制度。作为唐前期东北边境的前沿重镇，营州肩负着抵御与羁縻周边部族的双重任务，不仅军镇中吸纳有大量蕃将胡兵，而且历次所设的羁縻州也使众多部族汇聚于此。

军镇的普遍设立和长征健儿的职业化，是河北胡化形成的军事背景。

要之，我们在当今学术语境下讨论河北胡化问题，其实就是要探究 8 世纪以降的河北为什么会成为“那个样子”。至于“那个样子”究竟是什么，正是两种深刻的印象：胡人众多，藩镇跋扈。因此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

在肃代之际特殊的政治形式下，“唐王朝面临的政治矛盾和军事斗争的重心都已发生新的转移”，平叛导致地方军事力量兴起，宦官权力膨胀，加之吐蕃侵扰不断，在新的内忧外患下，安史降将得以安堵河北如故，是以唐后期“河朔割据的形成，不单单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实际上还是新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所造成的一种局面”

对于河北三镇来说，追祀安、史，无非是对其父子相袭传统的历史依据的刻意树立。如果仅据此便断言河北的割据倾向，则无疑与当时的唐朝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可以说，河朔胡化并非以往认为的那样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同时胡化也与河北诸镇在唐后期的分裂倾向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两种倒果为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