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读书笔记9

第九天：第八章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盛世王朝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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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

唐代实行土地公有制，但行政效率低下，虽然民间富裕，但政府得不到充足的财政收入。唐代实行自我经营模式的养官制度，设捉钱令史负责发放公廨田和公廨钱。武则天时期，为减轻粮食压力，将首都从长安迁往洛阳。唐玄宗时期，财政压力使皇帝倒向了聚敛集团。玄宗时期随随北方边防紧张设立了集行政，司法，财税，军事权合一的节度使，但最终引起了安史之乱。中唐以后，帝国财政从集权制度成了实际上的联邦制，中央税收孱弱不堪。唐武宗时期灭佛灭佛运动的开展，增加了财政收入和纳税户。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决定向高丽开战。唐军对高丽的三次出征，劳民伤财，突破不大。第三次的征讨为建造船舰而对四川加税，引起了四川原住民的造反。为镇压造反又不得从其他地方调兵，东征高丽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调兵。第三次的东征高丽因李世民的去世而被搁浅。

唐代效率低下，对户籍的统计与隋炀帝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统计的数据不清楚造成了民间税收较隋代少，大量财富可以留在民间，促成了所谓的贞观之治。逃税户多，户籍混乱，对户籍管理的模糊性也间接保护了百姓。

我们来看一下官僚系统的演变，从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开始，三公被尚书台取代。到魏晋南北朝时，又设置中书省和门下省。到隋代，隋文帝改革了整个的官僚系统，彻底抛弃三公九卿制，将上书，内史（中书）和门下三省并置。唐继成了这个制度，这三省也构成了中央官制的核心。在决策过程中隋代实行的是三省六长官联席，到了唐代尚书省退出联席会议，变成了执行机关，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又设四司，在六部内设九寺五监，三省六部之外设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土地官僚体制中，汉设置郡县为主的二级制，郡县长官可任命下属官员，隋唐设置州县为主的二级制度，中央吏部任命州县长官及其下属官吏。唐在全国设施都十个道，并派观察使巡查。唐王朝还实行府兵制，各地设总管府（都督府）。

对唐影响最大的是土地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采用授田制（土地公有制，政府分配土地）和租庸调制，第一租分世业田和口分田，第二调指家庭手工业税，三庸是指力役简史，第四杂项规定，在唐初没有像隋代的高效的行政机器，逃户越来越多，大户人家也开始囤积土地，禁止买卖分田的命令没有取得实效。到玄宗时期，他干脆默认了既成事实，彻底放弃了对户籍和土地的管理。土地与户籍数据的混乱影响了唐代的税收。从唐玄宗开始，各种临时性的官员出现了，玄宗推出的节度使葬送了盛唐。我们应该看到这一切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土地公有制和分配制本身的缺陷，如同1978年中国的土地改革，农村实行的是类似于唐代的土地分配与流转制度，但随官僚惰性增长以及人情世故的变化，土地多数会变成私人所有，到最后政府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变相的继承制。在唐玄宗时期，大致人口与隋代相当，但造假之风盛行，免税人口都占了1/3还多，安史之乱后逃税户增加，免税户占的比例更多，此时土地公有制和分配制度在表面形式上都很难维持了。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

北魏孝文帝实行班禄制改革发放官员薪水，在朝廷官员们放贷钱财和出租土地的现象并没有终止。到隋代取代北周之后，官家的放贷和出租变成一种特殊的制度，公廨田和公廨钱。到唐代，因为对土地和户籍调查不清楚，影响中央的财政状况，唐高宗决定创设一套更加独立于税收的自我经营的财政体系（类似于现在中国采取的政企合一模式）。政府会安排专门的人手负责土地和货币的放租和放贷，对于官员发放的俸禄（职分田和永业田）也带有自我经营的色彩。唐代在军事上实行府兵制，（亦兵亦农的制度）这样唐代形成了公廨钱（田）和职田和府兵制的自我经营模式，希望通过自我经营实现政府大的开支。唐太宗上台后发现了这套自我经营制度的弊端，除职分田和永业田外，政府需要发给官员额外的俸禄，同时职分田的增多，也使官员侵占土地的现象屡屡发生。三省六部的令史掌管公廨钱，不善经营损失较大。此时唐太宗撤销公廨钱，用上等户定向资助办公室经费和职他田补给，但因扰民过重仅存三年便被退出，改为重新发放公廨钱。此次唐太宗为解决管理人员不专业的问题，设置了捉钱令史，并规定他们必须实现盈利，但因为捉钱人史的数量太多，在群臣抗议下再次废除公廨钱，恢复发放职分田，让官员自己养活自己。为解决财政收支平衡，太宗已经离不开唐高宗设置的公廨钱的自我经营模式，于贞观二十二年再次设置公廨本。唐太宗懒政的做法使公廨钱的缺陷越来越明显，高宗继位后随即废除了公廨钱，但唐高宗对这个制度稍作改变（向高等户收一定特别税来获得本金），第四次重新实行公廨钱这个贯穿唐代始终的制度。因为唐代的财政问题重重，不得已只能多次启用和废止，政府对民间经济的控制力减弱，促进了民间经济的繁荣。而整个帝国财政收入不足，为养活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应付军费开支，政府只能通过非常规手段获得收入，设立节度使使正规的官僚制度失衡后，唐代的财政制度促成了最终的经济失衡。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唐高宗与武则天七次离开长安到洛阳办公居住。在高宗驾崩后，武皇后决定留在神都洛阳。庞大的官僚体系无法完全依靠关中平原养活，便有了长安与洛阳的七次迁徙。唐太宗时期定额官员，再加上编外的官员（如员外，特置，检，校，兼，守，判，知等）和使职，官制混乱，但养官成本仍可控制，关中平原的粮食即可供应整个京师。但到了高宗和武皇后时期，官僚膨胀厉害，到公元733年，官员，其他公务员，皇族，官员子弟以及仆人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脱离农业且需要供养的集团，长安的粮食已不足以供养官僚和膨胀的都市。隋炀帝时期，长安和关中平原已变得不那么富裕，南方的粮食经运河北上，却很难经过黄河运往长安，（因为有三门峡）因此皇帝只能不定期的将首都从长安迁往洛阳。武后将首都定在洛阳避免了漕运问题，但其他财政问题依然存在（自我经营模式失效，官僚体系膨胀，土地兼并问题突出，逃税户问题越来越严重，府兵制度逐渐衰落）。武后一上台就准备整理财政。普查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税收的增长仍然比不上官僚队伍膨胀的速度。她开始新一轮集权，采用酷吏整治贪污，以解决恶化的财政制度，酷吏掌权后行为便不受约束，便提拔新的酷吏对抗前一批的酷吏，周而复始，官僚体系逐渐解体。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广运潭的白船来潮大戏是盛唐奢侈与繁华的缩影，同时意味着经黄河三门峡向长安运粮食的通道已经打通，关中地区不再缺粮。公元713年唐玄宗上台，改元开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事，但韦后和太平公主的擅权却留下了诸多问题（官僚体制破坏，府兵制没落，户籍管理混乱，粮食的漕运问题依然存在）。唐玄宗登基后，他任命一系列贤相治理国家，这些贤相帮助皇帝节省了财政开支，（精兵简政，减少军事行动）却无法帮助皇帝增加收入，能节约开支的项目毕竟有限，但玄宗时期花费惊人，因此需要更懂商业的聚敛之臣帮皇帝增加收入。因此在正规官僚系统之外，又有了一系列使职帮皇帝获得更多财富。最初，唐初在贤相群体和聚敛之臣艰难维系着微妙的平衡，但随着政府财政压力的出现，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之臣，依靠这个群体玄宗解决了粮食的运输问题（裴耀卿建议设立粮仓中转，陆运水运结合，并开辟新的运输线路）。玄宗再不需要在长安与洛阳之间不定期迁徙。解决税粮运输系统外，皇帝指派监察御史宇文融整理户籍制度，他派出劝农官巡查。不料因他的严苛反倒造成新的逃亡户，但皇帝看到的永远都是粉饰过的数据，据此增加的税收是皇帝喜闻乐见的。宇文融的升官引发贤相群体与聚敛之臣的正面冲突。宇文融设了一大批临时官员帮皇帝增加收入，严重破坏了贤相集团主导的政治气氛，其后杨崇礼，王鉷等聚敛之臣的得势彻底破坏了唐代的财政基础，在他们控制皇帝的宫廷之后内斗却越来越激烈，奸相李林浦成了玄宗时期最后的胜利者。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天宝十二年，宰相杨国忠是唐朝最繁忙的人，他掌管吏治财政军事。唐玄宗对财政的需求使他离不开这些聚敛财能手，如宰相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人就有如此大权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吐蕃扩张使帝国的西线存在着威胁，而帝国创建的府兵制已无法与吐蕃对抗，玄宗登基后在宰相张说主持下进行了军事制度的改革，创建了募兵制。在天宝年间连最精锐的弓广骑卫队也退化了，玄宗不得已依靠节度使另外组织部队。唐高宗时期设立的节度使负责民事和税收外，还拥有对下属官员的任命权和监察权，节度使的兵员，直接从民间募兵。玄宗为西部和北部战事的需要，进一步削减的府兵，而募兵的增加却使军费开支大增，不得已玄宗又设立了几个节度使，授予他们行政权，让他们自行在统治区内搜刮，这一部分的财政收入被隐形化了。当聚敛之臣掌权后，派出的节度使也便成为他们内斗的结果，李林甫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后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便落入蛮族之手。李林甫一人独掌宰相大权，掌管庞大唐朝军队的外族名将在他的管理下暂时相安无事。李死后，外族将军与宰相之间的对抗出现了，此时安禄山也意识到杨国忠的逼迫，他已不得不反。天宝变乱发生后，杨国忠又出卖度牒筹措军费，却尽量不去动用国库，依然保持着高效的敛财工作。但此刻的搜刮已经无助于唐帝国的稳定了，唐玄宗开始了西逃。

盛世王朝的终结

唐武宗崇尚道教，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发动了一场全面的灭佛运动，除允许保留的寺庙外，其余的全部毁弃，僧尼还俗，从中亚传来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教（袄教）也未能幸免。灭佛运动使受佛教庇护的老弱病残人士生活困苦，灭佛成了人们批评皇帝的把柄，武宗只得拨出一定的土地用地租养活这些人（三武一宗，历史上灭佛的皇帝，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宣宗登基后，随即废除了武宗的灭佛措施，表面上看来是信仰问题导致灭佛，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财政，看中的是佛教的人力资源，土地，铜像。灭佛运动使中央政府收入不菲，土地增加，税收增加，但铜币的大量涌入市场却造成了市场的物价混乱。宣宗享受了武宗灭佛运动带来的好处。德宗后半生的守财奴生活使宪宗能两次改革藩镇，进行再一次的集权。高宗限制了藩镇的征税权，节度使仅享有在直辖州的完全征税权，十年后宪宗实行了针对的军事制度改革，将非直辖州的军事权授予了州的刺史，节度使只可统辖直辖州，这样一来藩镇对抗中央政府的能力大大减弱。唐宪宗的削藩和集权措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削藩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使不健康的财政制度再次变得孱弱。到武宗对泽潞节度使的武力平判使财政再次出现困难，皇帝只得依靠灭佛筹钱。宣宗时期，浙东叛乱爆发，镇压叛乱与投入军费相伴相生，财政入不敷出，武宗的削藩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了，行政效率低下，克扣军饷，在镇压越南北部的叛乱时又出现了庞勋兵变，政府进一步失控。当身处江淮富裕地区的高骈放走叛乱的黄巢时，中央政府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政来源，财政已无法养活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帝国终于灭亡了。

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