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胡子、辫子和褂子(学习笔记)

    胡须,是鲁迅相貌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

    从现存的照片上,我们难以断定鲁迅何时开始蓄须。至少,在日本仙台学医的时候还没有胡须。在仙台,与几位合租公寓的同学合影,后来被房东画了胡须的几位中,就有鲁迅。从照片上看,房东所画鲁迅的胡须,不像日本同学的胡须那样两端翘起。大约,在房东的想象中,鲁迅是不会留日本式胡子的。现在看鲁迅的蓄须照,都非两端翘起式样。然而,据鲁迅本人叙述,他的确留过那样的胡子,并因之蒙冤受气。在《说胡须》(1924年10月30日)一文中,他还为自己留日本式胡子辩解,说那并非日本人的发明,而是中国祖先遗留的国粹:

    ……想起我的青年时代来——

    那已经是老话,约有十六七年了罢。

    我就从日本回到故乡来,嘴上就留着宋太祖或什么宗似的向上翘起的胡子,坐在小船里,和船夫谈天。   “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真好。”后来,他说。

     “我是中国人,而且和你是同乡,怎么会……”

    “哈哈哈,你这位先生还会说笑话。” ……

    “你怎么学日本人的样子,身体既矮小,胡子又这样……”一位国粹家兼爱国者发过一篇崇论宏议之后,就达到这一个结论。……

    大约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罢,我独坐在会馆里,窃悲我的胡须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谤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祸根全在两边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镜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翘,也难拖下,如一个隶书的一字。

    现在我们所见的鲁迅的胡须式样,正是他本人在这篇文章中描述的“决定版”。

    从胡须说到辫子。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鲁迅蓄辫的照片。如前面所说,现存他的第一张照片是“断发照”。一般读者,从感情上说,是不愿看到鲁迅有辫子的。但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少年鲁迅的脑后也曾拖过一条辫子。他刚去日本时所摄照片,包括寄给二弟的那帧,就可能是“辫发照”。鲁迅《藤野先生》一文中讽刺的东京那些成群结队到上野公园赏樱花的清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固然可笑,但其中却也饱含辛酸和悲哀,因为留发蓄辫是民族压迫下汉族人民无法逃脱的厄运。不必讳言,鲁迅也曾经是那些“富士山”中的一座,虽然他不会像有些留学生那样“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那么,鲁迅带辫子的照片是丢失了,还是被他本人或家人销毁了呢?鲁迅对野蛮征服、民族压迫深恶痛绝,不愿再有那样的形象留存,因此不愿照相,或者销毁照片,如此推断,也合乎情理。鲁迅自己说,他从日本回国之初,为免被视为革命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曾戴上假辫子,像《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那样。然而,现存鲁迅辛亥革命前的照片,却都没有辫子或假辫子。民族压迫的耻辱,加上弄虚作假这种私德方面的窘迫,谁还愿意有那种形象留存呢?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参加了有名的“木瓜之役”,教师们获胜后,拍了一张纪念合影,是在革命前的1910年。照片上有些教员显然留着辫子或者戴着假辫子,鲁迅却剪发穿西装。由此可见,其时清廷的威势已大为减弱,专制统治有所松动,不至于出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情形了。

    虽然如此,没有辫子仍然是相当麻烦,而且有一定危险的。关于辫子问题,鲁迅写过多篇作品,留下了对残酷历史的惨痛记忆。装假辫子,怕人笑话,更怕被人扯掉露丑;而尊奉“做人要真实”的古训,不装假辫子,“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做客,才有的待遇,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鲁迅自己说,他受的无辫之灾,以在家乡为最严重:

    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辫。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

    再说服装。鲁迅在1934年4月21日写了《洋服的没落》,对那些反对西装、鼓励穿长袍马褂的人予以抨击,指斥其盲目排外、复古倒退(这所谓的“古”,其实是清代)。同年4月9日,他在给姚克的信中说:“当我年青时,大家以胡须上翘者为洋气,下垂者为国粹,而不知这正是蒙古式,汉唐画像,须皆上翘;今又有一班小英雄,以强水洒西服,令人改穿袍子马褂而后快,然竟忘此乃满洲服也。”从对服装的选择和评价上可以看出,他的头脑中尚有排满思想的遗留。例如,他在文章中还提到清末诗人樊增祥(实际上是王闿运)的一件轶事,言下对这位遗老的观点表示赞成。“那时(辛亥革命以后——引者注)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上文说到,鲁迅在日本期间的照相,穿着全是学生制服及和服,竟无所谓“中”式服装。1911年,他在绍兴时,自己设计了一件外套,当年5月去日本看望二弟周作人时,穿着这件外套在东京照了两张像。许寿裳回忆说:鲁迅“后来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全集第八册插图,便是这服装的照片。”“全集”是指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

    看来,那时,鲁迅对服装问题,虽不及对辫子问题那样有切身之痛,但也给予了相当注意,颇动了些脑筋。究其根由,乃与辫子问题类似。当时汉民族因长期的压迫和奴役,丢掉了原来的装束习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本民族服饰样式。鲁迅在日本认识的钱玄同,回国后与周作人等任职于浙江省教育厅。革命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钱玄同独出心裁,自制了一套所谓“深衣”,号称古代汉族服饰。然而穿去任所,大被同事们取笑。

    鲁迅平时衣着并不讲究,即便在晚年生活比较安逸时,也仍然保持着早年的俭朴习惯。萧红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写:“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对鲁迅衣着的描绘,提到得最多的是鲁迅经常穿的一件灰色的袍子,冬天是棉的,夏天是单的。鲁迅照相,为了美观,有时会换上白色的衣服,显得洁净。但外出演讲时,却不一定有这样的讲究。例如在光华大学演讲前后的摄影,大约能显示他平常穿着的情形。

            (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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