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新房,安心之地

        灶台用白瓷砖贴;地面用水泥铺,绝不用砖砌;西间安上大炕,东两间支上两架木床;窗是玻璃的,干净亮堂。院子东西墙垒成厢房,放盛粮食的大缸和杂物……

        母亲不止一次想象着她未来要盖的新房。

        爷爷奶奶分家时,约定:没能力帮父亲母亲盖新房,可以暂住在“崖子下”老屋里。父母看着未出嫁的姑姑、当兵要走的二叔和刚九岁的小叔,什么也没说。

        我和妹妹弟弟,都在老屋出生;我一直长到八岁,父母才搬到了自己盖的新房里。

        我五岁的光景,一个冬天特别冷的晚上,父亲指着一片空地,高兴地对我说那就是新房子的地址。

        我小时喜欢看电影,电影在空地上放映,就叫“露天电影”,这是我们童年唯一的娱乐节目。整个公社专门有放映员,轮流着在各村放电影。上世纪七十年代,全村除了大喇叭,最有趣的莫过于一周一次的露天电影了。露天电影场地,是小学的操场,在村子东南角上,离“崖子下”老屋得二里地。电影散场后,我和父亲(妹妹太小,不能看电影,母亲在家里看护)往家走。是个冬天,我穿着厚厚的棉袄,父亲抱着我,还拿着一个很重的凳子。夜漆黑,北风吹来,脸上像小刀割过一样生疼;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的,多而亮,没有月亮。父亲在村东北面空地上将我放了下来,对我说:“这就是咱家要盖房的地方。”我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望去,黑魆魆的,空荡一片,只有风刮过的声音。其实我很害怕。父亲出神地凝望着空地。他对一个五岁大的女儿说这事,并没指望孩子能理解,只是将美好的未来描述出来,说出他心中的期盼罢了。我默不作声,不知道父亲向我说这事意味着什么。

        新房在1979年初夏,盖好并修饰完,但暂时没盖厢房,钱和料只够盖四间堂屋。

         母亲累掉了三颗牙。

        盖房子的料,能自己准备就自己准备,为了省钱;像水泥这些实在自己没办法解决的得花钱买。父母用三年时间备料。村北有个小山,叫北山,有石头,父母俩自己开凿运回,四间屋加上厢房用多少石料,就备多少。有一回,爷爷帮忙采石,父亲有力气,用推车推回;母亲就赶着牛,牛拉车,向家运。没成想,牛也累坏了,停在半路不走,母亲急得直流泪。

         所用的砖块,也是自己做。砖用比较粘稠的黄泥做成。先找到合适的黄泥,和泥,然后用掀不断地搅拌,再用模子拖出来,一行一行地整齐摆好,晾干。然后码起垛来,再晾晒。到用的时候运回来。这是个力气活,不身强力壮,不吃苦耐劳,是干不了的。母亲心痛父亲,干不了的也强干,分担一些父亲的辛苦!村里人都夸我母亲能干,我知道母亲受的苦,用一火车也装不下;否则,年纪轻轻的,牙齿怎就掉了。

         盖房子的大小工人,母亲找的娘家人,我舅舅们。他们跟我母亲关系要好,听说母亲盖新房,一呼百应。舅舅们中,有两个心灵手巧,会大工活,“大工”,会垒砖抹墙,纯属技术活。其他的是“小工”,就是在地面上箩沙、和灰、搬砖、扎把子等等,没什么技术,但很需要力气,女人一般干不了。

        母亲从姥姥那儿、姨妈家借了1500块钱,想想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数字已经不小了。后来,母亲经常跟我提起这笔巨款,是如何艰难还清的。还说让我一定不能忘了亲人的恩情,我的确没忘,到我写下这些文字,心里一直是温暖的。那时候没有饭店,帮忙盖房子的吃饭都在家里,人家出力,不容易,就得吃好点。母亲在做饭上下了功夫。二个月的吃喝用度,母亲该操了多少心!

        房子盖好了,母亲病倒了;母亲好了,三颗牙掉了。

        至今,母亲一上火,就牙痛;整口牙,没几颗好牙。这是盖新房累下的病。

        那时候村子里,谁家日子也不好过,凡是盖了新房人家都像父母一样,简直扒了三层皮。

         搬家,在我印象里,最隆重最喜庆。按当地风俗,搬家要赶在日出之前,不知有什么讲究。我兴奋得整宿没睡觉,虽然之前去过,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早搬过去了,但真正搬家这天还是很愉快。还没出嫁的四姨和小五姨都来帮忙,她俩是我喜欢的人,我一到姥姥家,她们陪我玩,有时给我买点好吃的。那时她们已经干活挣钱,手头有一点零花钱,副食品没有现在丰富,也就买点冬天常见的是糖瓜和糖球之类,但这样已经足够甜蜜。半夜十二点开始搬,东西主要是锅碗瓢盆之类。我打着灯笼,拿轻便的不易碎的,走在我两个姨前面,说是领路,其实领什么路,只是愿意黏着她们罢了。

        从“崖子下”老屋到新房,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约2里路。短短的2里,父母却用了十年的时间积累跨越。父母有说有笑,脚下生风,不一会儿就到了新房,格外能体味到甜蜜的滋味吧。父母结婚时,没有分到任何家产,基本自己白手起家。父亲没什么怨言,母亲更没有,当初姥姥不同意这门婚事,主要怕自己女儿太累太受委屈;可是母亲很看好父亲的老实敦厚和识字。母亲经常对我们说:“日子是自己一天一天过好的,不要指望天上掉馅饼……”

        父亲为了盖上自己的新屋,整月整年在外地干活,领着村里一帮人,给青岛市政挖沟盖房子。那时,机械用的少,几乎都是人工,净是些重活累活;这样也很好,能挣点钱。父亲几乎不拉一天工,一天挣几毛钱。为了节省做公交的钱,父亲竟然从青岛市里走回家……母亲现在说起过往,还无比心酸:“你(指的是我)出生十天,你爸才回家,这十里八村哪有这样的“爹”!为了挣那几毛钱……”每当说起这些苦楚,父亲总是默默地,也不争辩什么,有什么好说的,都是过去的事。

        1983年,我们村子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日子红火起来了。父母盖了第二栋房子,在村委的东面,这给弟弟准备的婚房;后来又在村里买了一栋房子,养鸡搞副业,不养鸡之后,就做劳保手套,出口日本。1998年,父母将盖了20年的新房拆了,在原址上盖成二层小楼。

        直到现在,但凡谁提起“新房”,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父母动手盖的第一栋房子。母亲搬进新房的当晚,夜不能寐,对我们说:“终于有了安心地。”

        2016年,青岛市棚户区改造,我们村在拆之列。2017年底,二层楼拆了。母亲说:“拆的那天,你爸爸躲了出去……”母亲说不下去,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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