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母亲盖屋，没累死也脱了三层皮
母亲忙着在漏雨的东厢房里用盆盆罐罐接着屋顶的漏水，对我说：“咱家地屋子破败得不成样子了。快不能住了。得想法再盖一口房屋了。”
七十年代，我童年时农村生活如混沌梦境。我父母结婚后住的房屋就是这老院里的一间东厢房。我皱着眉头看：房间里放下一张床，床头东有一描着凤的木柜，正对房门的是一八仙桌，两把椅子，就显得满满的了。我在逼仄的屋里又看向满院的泥泞。雨水淋湿柴禾，锅底下冒着浓烟，呛得母亲咳嗽眼泪模糊。吃完晚饭，我摸黑儿上床。迷糊中听到半夜鸡叫，我起来一看，猪儿哼哼着把院子里的土，用长长的嘴拱起一处一处的土堆。
灯还亮着。听父亲说：“农民呀下地挣工分，一天拾分的工分，全年的工分到岁末时分得的粮食却不够吃的，人们喝着稀汤吃着黑窝头就着自己家里腌着的老咸菜，有时农家用柳条编织筐拿集市上去买，更多的时候呀是养几只鸡，指望着从鸡屁股后换些油盐酱醋茶，还得指望着它来交我们的学费。可房屋还得盖，没法住了。”
母亲也随声说：“一下雨就屋漏没有干地了，屋子小得连转个身都困难。再说雨水尿墙洇湿了大半，墙板掉落把孩子的脸砸了个大口子。说不定哪天下大雨，墙会倒，整天住得提心吊胆的。”父亲无奈地说：“可怎么盖屋，家里没什么东西呀，真是愁人哩。”
早上父母亲照例早早地起来，父亲响响是咳嗽一声，抄起扁担到我家西边的光滑的石经台上去挑水。母亲被厨房里的湿烟呛得咳嗽着。
这样苦苦地支撑到1984年，农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责任制，要把土地承包到户了。生产队长成新一早就站在生产队的场屋前，召集全队的社员齐到生产队前，把场屋作价卖给个人，分开宰杀的牲畜，然后带领全社里的人到田地里去，拿着皮尺按每家人口多少丈量土地，这样每户都分得自己的责任田。
父亲高兴地说：“这生产责任制富民了。盖屋不再是梦。”俗话说，一年盖屋十年聚材，父亲如小燕子叼泥一样把一点点的建材准备齐全。
过了两年，家里有些钱物，就着手起屋。可最浩大的工程是拉土垫宅基。我家的宅基是四分多地的两米多的大深坑，在东厢房南偏东有五十多米。于是请外祖父家帮忙。外祖父家组织了五六辆大马车，接连拉土十几天，总算把深坑垫平了。
在八六年忙完麦收，便邀请邻里来帮忙造屋。邻里出的是义工。我们只管管饭，吃的是馒头与猪肉粉条大碗菜。晚上我们在我家的宅基地上玩得欢，大人们点起手提罩子灯，“咿呀嗨，咿呀嗨”地唱着夯歌，那重重的石夯被十几只大手拉着绳子一拉一松，它便顺着扶着的夯把有节奏地起落，屋基上便留下齐整的夯实的夯印，这样就把掺了石灰的土夯实了。
一晚上把屋基夯好，第二天便是垒屋基，更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石匠锤子早子“叮当”响，打磨好石头，几个壮汉便赤膊上阵，颤微微地抬着石头摆放在合适的地方，有几个人便把石头垒齐整结实，用灰浆焊接结实。下边便是打土墙，先是作混凝土。把土地用水洇好，然后混合麻与一麦秸，用铁钩把它样搂均匀。母亲赤脚踩好，有忙得头发乱着跑东跑西，嘴角白裂，嗓音沙哑！母亲急急地对我说：“农家盖屋，不累死也得脱层皮！”
父亲用两夹板筑土，后边紧接着用木板打筑好地土墙，墙面便平滑结实。筑到三四米，便上梁铺高粱秸，然后往屋顶上上土，上土到一手掌厚，然后上泥，用磨板把泥抹好屋顶。这样浩大的家庭造屋工程便告竣工。
在工程中邻居们义务帮忙，他们有说有笑。母亲便看着我偷吃，狠狠地打开我的手：“会过自己会过，招待客人要大方实诚！”
吃饭喝的散酒管够，大碗喝酒，吃的是大碗菜，肉很多，油汪汪的！后来又渐渐弄七八个荤素搭配，那是娶亲酒席的标准！人们感怀母亲的真诚！历时一个月，都精心用力盖屋，便造成了我家的土屋，营造好我们的新家。
02.我脸上的一道疤，是母亲心里的痛
我们家的院落经历几年的风雨，已有些破落。柴扉土墙，低矮的土墙上稀疏地长着一些青草，随着季节青了黄，黄了又青，在风中瑟瑟发抖。有两棵榆树，却已经干枯死了，用一条铁条拴住可以晒衣被，我家的正屋是三间正房土屋，北墙却已经开了两个手指宽的大缝，矮小的石头基础上的土被进一雨水漫上了碱花。
不得已父亲便在屋子的土墙上挖补了些地方，母亲便全村里找人家不用的旧半头砖，父亲便用它们填补，这样那土墙面恰好老人脸上时隐时现的沧桑的老人斑。那屋顶上是高粱秸搭成的，却也久远失修，便有些脱落，下雨时便外边大下，屋里小下。
在一雨夜，父母看着屋子里雨漏无干处，把我腾挪到一处干燥的地方。那是在土墙上钉了两根木棒，上边搁置一条木板，木板上放着一些棉被。我在睡梦中被父亲抱到那木板下，不曾想那土墙被雨水打湿，那木棒松脱，随之压着重重的棉被的木板往下急速坠落，木板的一角便砸在我的右眼角下的面骨上。
我当时疼醒过来,那鲜血如注,血流满面,父亲惊呼一声,飞身扑过来,掀开木板,把我抢救出来,用手捂住我的伤口,可血怎能堵得住呀。
母亲伤心地大哭又急着吼父亲:“快想办法呀，怎么办呀？”父亲慌忙让母亲堵住伤口，起身拿了一把面按在我的伤口上，血还是堵不住呀，连夜父亲用地排车把我送到公社的医院，医生为我在右脸颊的伤口处缝了三针，那伤口是竖着的几厘米长，那横着缝的三针，到拆线时，因伤口过于长，再加上有点儿感染，伤口与缝的线便落下疤痕，交织恰好成了个“王”字。它一直就伴随着我经历着人生的浮世红尘。
到后来，土屋还经历了一次大的风险，差一点付之一炬。我东北有一个小表叔叫小生，他当年是十六岁，大我几岁，与我同住小隔屋。一天放学回家，我看到屋子里浓烟往外冒，我扔下书包，在水桶里装上一勺子水，拖起我家的门下的木头门槛，把它拿掉，伏身往屋子里钻进，一看呀，我与表叔小生睡的床上的棉被着了火，那红红的火正发着暗红，已经着了巴掌大的一片。
我心中闪过昨夜小表叔偷偷地在床上吸着纸烟，可能是他不小心把烟火掉落在棉被上才收起这么大的火，我急忙用水往火处浇去，可火不灭，我又往外钻出来，提了一桶水，猛然地往火上浇，火熄灭了，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心里突突地跳，看着那被子黑呼呼的死灰，好久才定过神来。
母亲回家来，看到我惊惊的样子，拉过来朝我屁股上打了一把，又搂我入怀，哭着说：“儿子，这多险呀，要是烟把你呛晕，火把你烧着了，可让我怎么活。”我这才后怕起来。
土屋装满了我的过去的生活的记忆，屋子里到处烙满我们生活的酸甜苦辣的烙印。老屋现在已不存，可儿时与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活剧永远在脑中的舞台上往复放演。
03.母亲从事扎笼业
在七八十年代，父亲是县联社工人，在木工组从事扎笼业；母亲是个生产队社员。工休时，父母亲就在便在家中干起扎笼业。
父亲与母亲把把红松木绑缚在我家院子中的大榆树上，固定好，便拿出大锯来解木头，那大锯有二米多长，顺着打好的墨线锯开。两人一仰一合地拉着大锯，随着大锯的推拉，便发出“唰”“哗”的有节奏的声响，散发出淡淡的松木香，暖暖的日光倾斜在院子里，父亲与母亲的头上沁着细细的汗珠。
一天，父母亲与姨父正隔着墙头为姨父的儿子偷偷地相亲。那姑娘是我的邻居叫小花，两人正看得好，小花不经意间往这边看，她羞红了脸，扭身往屋中跑。父亲与姨父忙抬头望天，父亲看着母亲拖着长腔笑着说：“哈哈，今天天气，哈哈哈。”
母亲笑弯了腰。后忙着炖鱼、烙饼、炒焦黄的鸡蛋，还小葱拌豆腐。不大会儿弄了一小桌子丰盛的菜。
到了晚上，父亲与母亲点起煤油灯，便在房子里扎笼。父亲再在笼圈中心处标记好按照笼把的大小，用尖刀在笼圈处挖洞、修整，父亲用力地挖着，带黑痣的右手青筋暴露突出，咬着牙。挖好，然后拿出加工好的松木笼把用铁锤轻轻敲打，对准挖好的洞插入。再在笼圈内安几根方形木，再在外圈里面压入一层内圈。压好后父亲便轻松地饮了口小酒，吃上两粒花生米。
母亲便一脚踩住竹篾，先劈成手指宽，然后再把它们用刀刮去外边的竹毛。竹篾便在母亲的怀里轻松地跳跃，随着刀子在竹篾的表皮的滑行，很快便一条竹篾的竹毛便刮干净，那竹篾便成了青滑的。
母亲便伏身在笼屉上边铺竹篾，从中间开始铺起，把竹篾铺在笼把与笼撑的上边，一端插入那内圈与笼把的结合处，另一端按着笼身的宽度，母亲手起刀落，啪的一声便斩断竹篾，把这适合的竹篾插入进去另一端，用砖头把竹篾压实。
不大会儿母亲便铺好一扇笼。父亲便在竹篾的间隔间用木钻钻孔，钻好后母亲用湿润的藤条的条条穿过那孔，把竹篾与笼下边的笼扰或笼撑紧缚在一起，那滑润的藤条一行行地编织成美丽的十字花，到了笼的内侧边缘，便把藤条打结割断。如此往复，把竹篾把拴完，一扇笼就制成了。
那油灯放射出柔滑的光，照在母亲俊俏的脸上，父亲的背影倒影在墙上，我把手放在灯光后，做出种种姿势，这样在父亲的剪影前，那墙上便出现狗儿鸡儿的幻像。
屋外夜深沉，只听一两声狗吠，偶尔有两声老鼠咯吱的咬东西的声响，有时我坐着坐着，便不知在什么时候睡去，也不知什么时候被父母抱起放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