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缺失的我(二)

不知在医院呆了多久,我终于出院了。

其实,我应该是没病的。或者说,精神方面病症的治疗方案出乎意料地简单。

每天听从医生们的嘱咐,按时吃药,偶尔晒晒太阳,然后安安静静地呆坐一个下午或者与护士聊聊天,就是我在医院的全部生活。很舒服,也很无聊。不过,为了让我能更快融入正常生活,这是值得的。

爸妈是一起过来接我的。当我坐进车里,他们像以前接送上幼儿园时的我那样开心,问我回家想吃什么。可我总觉得他们的笑容背后似乎隐藏着什么。

想吃什么?我想吃……我想吃……什么呢?

被医院宣布我已经完全康复后的出院第一天,我被家人的一句简单日常提问给难住了。

脑子里空空如也,似乎彻底将我的过去与现在洗刷得干干净净。

我不知道。我的记忆里只有医院的西红柿炒蛋,土豆丝,鸡蛋饼……

我应该是喜欢这些的吧。

我回答:炒土豆丝挺好吃的,西红柿炒鸡蛋也可以。

偷偷观察爸妈的神情,见他们神色正常后总算是放心了。我怕他们担心。

我自己能做好的事情,还是不能麻烦父母。尽量让他们少为我操心吧,毕竟他们也不容易。

脑海中关于我与父母的记忆突然涌现,坐在车后座的我还没做好接收的准备,被它“播放的影片”刺激得眼眶发红。

哦,原来我曾是留守儿童……

幼儿园时待在父母身边,家庭关系融洽和谐,那是我最天真最幸福的时光。

小学一年级后,回到了老家爷爷奶奶那,一直到上初中。

整整六年,我仿佛经历了世间所有的险恶。

很多人以为小孩子是最天真的,也是最纯粹的。但对于某些孩子而言,那些都不能被称为“熊孩子”,我在心里把他们称为“恶魔”。

进入小学,开始的时候我还有些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个学校没有色彩鲜艳的滑滑梯了,只有无数冰冷泛黄的教学楼;没有总是闲置在一隅的小秋千了,只有一张闪着银光的大铁门;没有总是给我发小红花的朱朱老师了,只有一个个严肃阴沉的木头老师。

其实,这些都还好。从小到大,我适应环境的能力都很强。乡下的小学都是这样,看起来破败,其实大家都很实诚。但不包括那群“恶魔”。

刚从大城市回来的我,进入学校后还说不了方言,只能操着一口普通话的小奶音与大家交流。

尽管我学习能力很强,但也只能在回老家两周后达到听懂的地步。不过这不是问题,他们能听懂普通话,我又能听懂方言,交流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人。

遇上那群恶魔,是一年级下半期。那时我还很开心地以为他们是来跟我做朋友的,毕竟,融入一个小团体对于我这个“外来客”来说,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

我错了,错得很离谱。

一年级的记忆一般来说是比较零碎的,但我却异常清晰。

我被一群年纪相仿的同学,男孩子还有女孩子,围在教室的墙角。

他们说我长得很可爱,就像电视里出来的一样。

我很开心来自他们的夸奖,却不知这是一切罪恶的开始。

我笑了,很开心,并且大胆地提出想要与他们成为好朋友。

好啊,他们答应了。

不过,我仍旧被围在他们建起的“人墙”里。

你的脸好白呀,我能捏一捏吗?

虽然妈妈说过不能随便让别人摸脸,但我在幼儿园与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从来不在乎这些。

可以的。

很痛,我的脸第一次被人捏红了。

看着众多同学跃跃欲试的模样,我吓得立马出声拒绝。

或许他们也看到我脸上鲜红的印记过于引人注目,众人一哄而散。

他们没有道歉。我记得。

他们没有一个人道歉。

朱朱老师说过,当伤害到别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应该道歉,而且还要手拉手地说“对不起”……可他们没有……

那次捏脸事件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几年的小学时光是我最灰暗的童年。

无数次被堵在教室墙角被掐胳膊、拉耳朵、扯头发,再大一点就是被堵在厕所被一群人踹,甚至初中时一直被同学们开玩笑挂在嘴边“星期五放学后你别走”的戏言真实地发生在了我身上。黑色星期五,有过之无不及。

我曾想过跟老师倾诉,可这样的话,我会变成同学们口中的“报告王”,在学校,这不是一个好名头。

我也曾想过跟家人倾诉,可爷爷奶奶什么都不懂,甚至连我说普通话他们有时都听不懂。爸妈在外面,他们曾对我说,只要我不吵不闹在老家读完小学就会接我回去读初中,要是我吵闹的话,就会一直将我留在老家。我怕,我怕还会被留在这。我怕再过上这样的生活十几年。

只要我忍忍,再忍忍,五、六年总比十几年要好,对吧?我这样想着,也这样做了。

泪水终于忍不住从眼眶中涌了出来,那段灰暗的童年是我心底伸手不见五指的伤。

“宝贝,你怎么哭了?”妈看见了我的异常。

“没事,就是想到了幼儿园放学你们来接我的场景。”

“你想起来了?”妈很吃惊,甚至眼中夹杂着悲痛。

“我最喜欢那个滑滑梯了。”我笑了,很自然。因为我是真的喜欢那个滑滑梯。

“哈,真是小孩子气。”妈的神色又舒张开来。

“本来就是小孩子嘛。”我竟然会撒娇,管他呢,我就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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