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味 | 年年有鱼

大约在冬季来临之前，每家每户都收拾好了庄稼，腊月十五以后，就赶忙着准备过年需要的物件，村子里开始热闹起来。

最先带来过年气氛的是杀年猪。

远远地看见杀猪佬腆着个大肚子从村口走来，左边的肩膀上斜跨着一个趟口的帆布包，撅在右边的屁股上，袋口露出许多不同形状的刀刃，走过跟前时，帆布包就先声夺人地嘎吱嘎吱响。父跟在后面，杠着杀猪桶，躬着身子走。杀猪佬也不帮衬着扶一把，只顾自各儿威风八面地大摇大摆。

可也怪，平日里妈端着猪食，不用呼，猪就急速地从猪圈里窜出来。可今儿个怎么呼它，只是不理。等的急了，杀猪佬就挽起袖子，弯腰钻进猪圈，只听得一声嚎叫，猪就被杀猪佬拽着大耳朵拖出来了。猪喘着粗气，不停地嚎叫，后脚在地上蹦跶来、蹦跶去，扬起一阵灰尘，杀猪佬却纹丝不动。父、伯、叔一拥而上，捉猪脚的捉猪脚，揪尾巴的揪尾巴。

我就想，做木工的叫木匠，做瓦工的叫瓦匠，做竹工的叫篾匠，做油漆工的叫漆匠，为什么杀猪的不能叫猪匠。是不是杀猪根本就不算一门手艺，杀猪佬只是江湖上派来的“过年侠士”，在人们需要他的时候，出来威武一下、仗义一番，然后踩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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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缝和杀猪佬不同，完全没有英雄气概，瘦瘦的，像一个老学究，带着个眼镜，拿着个软尺，在我们身上比划来比划去，然后在一大匹布上用五彩的笔画着画，就像学校的老师在黑板上画着画一样，画完了，拿起剪刀，把布裁成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形状，再用缝纫机一踩，机子“嗒嗒嗒嗒”响，就踩成了一件好看的新衣裳。裁缝也不得意，从镜片上端露出眼晴，看一眼天色，喝一口茶，踩了一件，再踩一件。

新衣服只试穿了一下，就又被脱了下来，说是只能到除夕了才能穿，这样，年头年尾就都是新的。盼着过年的欲望被渲染得更加浓烈了。

豆腐是过年接待亲朋的主要菜品，也不用买来，各家自己做。头几天把黄豆浸泡透了，然后磨成糊状，挤去渣，筛出浆，加热沸腾后用石膏点卤，成半固体时压制成型。手续繁杂，技巧莫测——磨浆磨多细、筛浆筛多稠、点卤点多少、压制压多厚都有严格的规定。父俨然很认真的样子，像做一道道算术题，我可不管，就等着豆浆烧开了，舀出一大碗，加入白砂糖，抢了就喝。那香气真的就越过了两道山梁子，把树梢上的残雪也融化得掉了下来。

白天打好的豆腐，用晚上的时间整理成各种花样，如薄薄的千张、油黄的生腐、软软的豆干和咸咸的盐干。炸生腐最有意思，父平时不下厨房，这时系个围裙，握着个勺子，不停地在油锅里翻过来、晾过去，我们就围在锅台周围，一边等着生腐炸熟了，一边看着父滑稽可笑的样子乐，乐的咧开了嘴，父就塞一颗生腐把我们的嘴堵上。灶堂里的火，烘得我们暖洋洋的。

豆腐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做成九个菜，宴请的时候，称为“九碗”。虽然都是豆制品，却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风味。大人们也给它们取了上好听的名字，如“银鱼虾米”、“猪肚心肺”等，尝上一口，舌尖上就弥漫开了荤腥的味道。

但鱼却是万万不能用豆腐去代替的。大山里本没有鱼，有人跑十几里地寻了来，有人哪怕跑几十里地也要寻了来，总要在年夜饭的桌上摆上一条大大的鱼。有一次，父弄了许多的鱼，分给了许多的亲戚，亲戚喜欢的不得了。我问妈，“为什么年年都要有鱼呢？”妈说，“只要年年有鱼，就会年年有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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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有鱼的年夜饭说到就到了，刚把那些“银鱼虾米猪肚心肺”尝了个遍，就有村子里的、邻村里的小孩打着灯笼来辞年了。辞年其实是大人的事，大人每家每户去问个好，祝个福，连往常结了怨恨的，在这一天里拱个手、道个喜，递颗烟、敬杯茶，也就化解了。我们小孩不管辞年的事，也不管自己是赤着个脚，还是拖着个鼻涕，只跟在大人的脚前脚后疯，才到人家门口，也不管见着人没见，就学着大人的样子，高呼“过年好”，大人也不管我们怎么闹、怎么疯，尽由着我们的性子。接待我们的人家，也把我们当做新年的宠儿，喜欢着我们，往我们口袋里塞鞭炮、塞糖果。我们闹完一家又一家，把整个村子闹了个遍，被灯笼照亮的弯弯曲曲的路上，犹如长龙，满载着荷包鼓鼓的新气象。

辞完年，也不早睡，父和叔伯们开始打麻将，妈和婶婶们围坐在一起嗑瓜子、吃茶点。我也不要睡，要守岁，看年是怎么度过的，间或放一挂鞭炮，吓人一跳，父也不骂我，接着打麻将。

朦胧中我被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炸醒了，天还没亮呢！家家户户开始放新年里第一次出行的鞭炮，我急急地穿好新衣裳，顾不上去想我是怎么睡着的，反正，新的一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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