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要聊一聊所谓“读书无用论”的话题。
事实上，几年前我就跟大学好友在寝室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其结论至今仍深信不疑。
当时，朋友老章讲过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
2009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由于平时成绩好，他根本不在乎高考，觉得榜上提名轻而易举。
然而，那年的高考试题剑走偏锋，角度偏、难度大，不少成绩优异的学生都栽了。
失望、烦躁、失落，一股阴影笼罩在六七月的盛夏。看来是没上大学的命了，他一度这么认为。
他们寝室六个人中，有两个平时就极力反对应试教育，把高考制度批得狗血淋头，一有相关专家批评就竞相传阅。加上媒体一再宣传大学生就业压力大，他们成功说服了另外三个人外出打工，终结学生时代。
头脑一热，老章也差点儿做出了情绪化的反应——出去打工。好在这个念头在父亲劝说下打消了，理由是十年寒窗就白费了吗，好歹去复读一年再说。
2010年高考，他考上了，命运就此悄然转轨。几年后，当他再次见到当初那几个出去打工的室友时，他最大的感触就是当初幸亏听从了老爸的劝导，大错才没有铸成。
当那几个同学在流水线、工地、码头出汗出力时，他不必如此辛苦就能获得远胜于此的酬劳；当他们黑白颠倒、风吹日晒地透支青春、提前衰老时，他却可以按部就班地正常作息、芳华不老。
文凭不是一座金矿，却是一把通往社会更高阶层的钥匙，获取这把钥匙的途径就是读书。
所幸，他拿到了钥匙；而那几个同学，却付出了代价。
02
读书有用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
当然，古代中国的读书有用论是偏颇的，带有极大功利诱导的。比如宋真宗的《劝学篇》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露骨引诱，赤裸裸地以金钱、美女等物质诱惑来宣扬读书的必要性；还有北宋神童汪洙《神童诗》中的名句，“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极力渲染读书能做官实现社会阶层晋升等好处。
科举时代一千三百多年间，读书——考试——做官，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好的人生蓝图。那么，这样一个笃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的国度，怎么会诞生“读书无用论”的思潮呢？
讲一个小故事。
大约十年前，老家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一度成为家长鼓励孩子努力学习的榜样。
但这个老乡毕业后不久，口碑立马就变风向了。“什么大学生，还不是找不到工作回家啃老？”“说起来还是个大学生，工资还不如干家政的！”
这是事实不假，然而一个更大的事实是：这位老乡在学校如同养老度假，旷课、作弊、旅游、玩电脑、打游戏，大学四年根本就是混日子，临毕业了一无所长导致面试屡屡失败。
瞬间，反面典型被传开了，邻近好几个村子都唱起了“读书无用论”的调子，孩子初中、高中毕业不再鼓励继续读书，而是送出去打工挣钱。
一些没上过大学的，也趁势叫嚣，似乎普及“读书无用论”的宣传，可以为自己没考上大学、学习不努力遮羞，营造“读书和不读书没啥差别”的社会共识，能够证明自己读书少并没有多大损失，并非多么不明智，反而有一种自鸣得意、自我安慰和自我贴金的味道。
这只是“读书无用论”号召信徒的一个场景，却深刻暴露了这种论调的群众土壤。
大批大批的大学生、研究生在校园放纵自己，成为高校“严进宽出”放水下的“不合格产品”。不知内情的，成了“读书无用论”的支持者。而他们自己，又不肯承认自己的偷懒、贪玩、不自律致使沦为废柴，反而把责任让社会、企业来背锅。
“读书无用论”的信徒，再有就是叛逆的高中生，拥护“读书无用论”就是对应试教育、高考体制“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当然还有一批特殊信徒，他们因为家庭背景关系和运气，跳过读书这一阶段实现了社会阶层晋升和财富积累，群体虽小却人尊言重，很有煽动性。
以就业和赚钱为指标，在“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和“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的部分现象面前，得出“读书无用论”的定调。
显然，这种论调不足取信。
03
读书，应该是一件不那么功利的事儿。
儒家荀子在《劝学篇》强调，读书学习是提升自我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良好途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指出，一个公民的独立和自由，乃至一个民族的“文明开化”，都要依赖教育读书事业。
这可以算是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最完美的解释，读书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品性，改善一个民族的基因，这才够得上所谓高尚和高明。
在曾经一个国际每年阅读书籍排名中，发达国家的以色列、美国和日本分别以60本、50本和40本位居前列，而中国仅有4.66本。
正是由于国民阅读量少，所以当我们面临复杂、深刻的社会变化和人生困惑时，就无法从科学、合理的角度来认知和理解，进而认定读书无用，成了“读书无用论”的信徒。
退一步讲，读书究竟有没有用，读过足够量的书再来反思有没有用，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