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华夏文明多元起源的现实
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多地域、多族群、多文化）。这些多元文化通过互相日益密切的交流融合，到大禹华夏文明正式诞生为止，整个文明孕育期主要发生于距今6000年～距今4000年这段时间内，它经历了以下几段主要的历史过程
（1）、华、夏两大文化（族群）的交流及融合（距今6000~4500年前后）
根据大量考古证据及以此作出的推论，一些专家认为北方文化及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文化，是构成华夏文明（华夏一族最初源头）最初的主体：
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作为北方地区社会发展相对领先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影响范围逐渐向四周扩展，最终这支文化其中最具代表的一支族群（笔者采信部分学者认为的红山文化所在区域就是黄帝所在族群祖居之地的观点。相传黄帝族群以熊、龙、龟、云、鸟等为图腾，在红山文化出土文物里基本都出土了相关形象物品，比如玉龟、玉鸟、玉猪龙、勾云形玉器等，尤其赤峰出土的大型碧玉C型龙，显示红山文化最显著的两个文化特征：玉文化及龙文化，红山文化出土器物以玉器及彩陶为特色，其陶器结合龙文化，在陶器上出现了龙鳞纹。）向南扩展文化影响力至太原盆地，其在翼北地区与从黄河中游向四周扩展影响力而北上的仰韶文化一支强大的农耕族群—华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居于华山之侧，华族以花为图腾（出土玫瑰花图案彩陶），故称为华。华山可能以华族而命名。】正面相遇。
（红山文化C形龙）
（仰韶文化花纹彩陶）
华族是黄河中游一支强大的农耕族群，其文化影响范围“北到河套、南到汉江、东到京广路以东，西到渭河上游”[24]，两个强大文化相遇后在山西、河北一带进行了长期（上千年）较为深刻充分的交流和融合（距今6000~5000年前后）。在还未实现政治统一体之前，两大文化代表的族群通过这个千年大交流期先完成了极其广泛和密切的文化交流，以至于最终实现了文化乃至政治身份认同的深度交流。
基于生产力角度，当时接近于实现完全农耕的华族，相对生产方式还是农牧渔猎间杂的夏人先族（即黄帝先族）处于更高水平，因此这支仰韶文化族群的文化对红山文化族群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和改造（ 辽宁东山嘴发现距今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出土玉龙。在张家口蔚县一带发现中原仰韶文化完整玫瑰花图案彩陶以及北方红山文化龙鳞纹陶器。考古证据显示，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在距今6000~5000年之间融合产生了在辽西大凌河上游一个“产生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按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25]”）。当然，换个角度，我们可以说，红山文化下的这支族群（黄帝先族、夏人先族）在距今5000年左右就开始呈现出一种，坚持自己核心文化前提下的，对先进文化主动汲取并积极改造自身的独特文化气质。这种气质在随后的岁月开始对其他地区族群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由于中原华族凭借更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得这个1000多年的文化融合，更倾向于仰韶文化在更多领域对红山文化进行了影响和改造。这个融合结果虽然确定了华族的农耕文化在融合后的新文化里的重要地位。但是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通过长期大量吸收华族优秀文化，进行了自我改造的这个崭新强大的辽西新文化族群（黄帝本族）诞生，（“这个族群所在地区发现的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附近，又连续“发现了六处埋藏成组大件商周之际的青铜礼器坑，按东北－西南方向连城一线，达几十公里之长。这又进一步说明该范围内曾至少在两三千年间作为原始宗教性的社会活动场所。[26]”这个时间线上符合要求的唯有黄帝）。却让华族没能在华、夏两族最终完全融合的过程中占据主导.
黄帝一族在坚持了自己的传统核心文化的同时，主动汲取了华族先进生产力文化，这种强大的自我主动革新意识，反映出黄帝一族具备的相对更强大的政治信念与行动力。因此，从距今5000年～距今4500年左右，炎、黄两族的关系由之前文化深度融合向政治融合（族群融合）迈进.
最终，在两族从文化共同体走向最终必然的政治共同体之时，为了争夺新共同体的主导权，两族（炎帝所代表的华族，黄帝所代表的夏人）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逐鹿之战、阪泉之战），炎帝所在华族战败，黄帝所在夏人得到主导性权力。至此，华夏族首次合为一体。
（2）、华、夏、东夷、南蛮之间的千年大交流期（距今6000年～距今5000年左右）
在华、夏两族还在千年文化交流融合（距今6000年～距今5000年左右）过程中，在整个现今中国版图上，对后世华夏文明诞生起重大影响的，主要存在四大文化族群，一是北方红山文化（距今6000~5000年）的夏人先族，二是黄河中游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的华族先族，三是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距今6500~4500年）代表的东夷先族，四是长江中游大溪文化（距今6400~5300年）及屈家岭文化（距今5300~4600年）代表的南蛮先族。
这四大较为先进的新石器文化族群，以华族所在中原地区为中心，呈现出较为广泛的相互间的文化交流的现象。其中，华族地理位置居中，凭借地利之便及自身先进的农耕文化，向四周进行了积极的文化扩张，因此其作为当时文化交流的中心，对其他三族都呈现不同程度的文化影响力。所以在千年文化交流史中，占据主动地位的华族，其文化传统中积累下丰富的文化交流、文化融合因素及经验。
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北方红山文化的夏人先族，则将其起源的玉文化、龙文化的影响，一路向南方扩张。最终，众所周知的是，玉文化与龙文化成为整个中国的最核心的文化样式。（玉文化、龙文化更多反映意识形态领域，或更一步说，反映了政治领域的先进理念。玉文化、龙文化被各族普遍接受，这预示夏人先族在政治理念及制度上一定呈现出某种所在时代独特的先进性。）更为重要的是，北方红山文化这支夏人先族族群，拥有非常独特的拿来主义气质，他们一边坚持自己玉文化、龙文化所折射出的强大政治理念及政治行动力，一边主动汲取其他文化先进部分，积极改造自身文化样式。这已经超越了文化交流的一般状态。
于是在这个时期，在各主要族群之间显现的大多只是文化交流状态时，在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文化互动中（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政治理念及行动力），则产生了更进一步的结果——文化融合。
于是在（距今6000~5000年）文化大交流的结果之一就是，在距今5000年前后，各个主要起源地区文化大都先后产生了巨变。
中原仰韶文化在豫西地区、豫东地区演化为庙底沟二期文化（距今4900~4800年）， 进而分化为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河南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陕西龙山文化，陕西泾、渭流域（距今4300~4000年），晋西南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距今4500~3900年）;
北方红山文化演化为小河沿文化（距今5000~4500年），
长江中游大溪文化（距今6400~5300年）演化出屈家岭文化（距今5300~4600年），然后又演化出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4000年）
山东大汶口文化则演变为山东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
而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的后裔经间接传来的华族农耕文化及夏人龙、玉为代表的政治理念的洗礼，诞生出璀璨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
通过上面这些考古发现的远古文化遗存，以及通过科学手段对这些文化遗存确定的年代。我们看到经过近1000年左右相互密切的文化交流，产生了几大重要成果：
l 最大成果：我们看到华、夏两族，几乎同步在距今5000左右开始了一次文化大改变，即前文所说的，从文化交流融合阶段向政治（族群）融合阶段转化；
l 这个大交流的另一个大成果就是汲取四大族群先进方面，在长江下游诞生了一个先进的文化族群——良渚文化（经仰韶文化影响下的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顺江而下，在长江下游地区，与南下的汇合了北方红山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碰撞融合。）
l 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经过北方华族文化冲击，衍生了屈家岭文化。
l 黄河下游山东地区的东夷文化保持了强大的独立性（大汶口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自信，也可以称之文化保守，但是它与主动自我改变的夏人比较，呈现出鲜明对比性。
（3）、华、夏族政治（族群）融合期（距今5000~4500年），华、夏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之间的关系演化：
华、夏族融合
华、夏两族从距今5000左右开始，进入政治融合阶段，并在距今4500年左右产生了最终结果，炎黄之战，华夏族完成最终政治融合。两族的融合，是生产力先进的华族，与政治理念及制度先进的夏人的强强联手，导致华夏族实力1+1大于2。实力的大幅增加，对周边族群的压力和影响可想而知，这可以从直接接壤华夏族地域的黄河下游的东夷族和长江中游南蛮族文化变迁看到。
华、夏族与南蛮族
长江中游南蛮族在距今4600～4000年进入石家河文化阶段。面对华夏族的融合，南蛮一族通过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很明确感受到带给自己的压力，迫使其文化不断向前演化。
华、夏族与东夷族
在前一个千年大交流期时代，世居山东，展现出“顽固”的文化自信心及独立性的东夷族（"从地图上看，以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同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化，两者间距离要比关中同山东半岛之间的距离远好多，但从仰韶文化“玫瑰花”的传布、影响看，前者比后者显著很多，结果也不一样。前者是融合在红山文化中，成为当地文化因素之一；后者则不然，仅是“外来品”而已，并没有落地生根。所以，仰韶与红山可以比作兄弟，而仰韶与大汶口仅是近邻而已。[27]" ），没能在华夏两族融合这段最后的时间窗口（距今5000~4500年）进行有效自我变革。待华夏族完成融合，实力骤增后，居于华夏族卧榻之侧的东夷族，不得不直面强大政治能力夏人领导下的华夏族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以及华夏族融合实力壮大形成外溢效应带来的必然的两族利益矛盾甚至冲突。
东夷族与刚成立的华夏族的矛盾于是一触即发。演化为激烈的军事博弈。具备极强文化自信且军事力量强大的东夷族，在其最强一族蚩尤带领下与炎黄族爆发持续战争。炎黄族集原有两族之力，最终堪堪击败东夷联军。
随后作为领导者的夏人（黄帝），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处理了战后事宜，直接诛杀东夷联军蚩尤族头脑，流放其部族，并派出一部夏人进入山东东夷族领地驻守。于是，山东东夷故地，由原本东夷族文化主导，变成华夏族派部监控下的“特区”文化，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向山东龙山文化的转折。
华、夏族与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起源于千年大交流期，是千年文化大交流的重大成果之一。他从中原华族，以及长江中游南蛮族那里得到先进农耕文化，以及北方文化龙、玉文化为代表的先进政治（含宗教）理念和制度。在长江下游诞生出璀璨的良渚文化。它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玉文化及强大的宗教巫觋文化，显示出在政治理念和体制上更进一步的发展；它发展出超大规模水利设施，及巨大的聚居城市，显示出超强的农耕定居生产能力，直接大幅超越了仰韶时期的华族农耕能力。【浙江杭州发现的反山遗址，发掘出巨大规模的良渚古城遗址（碳14测定城墙距今4300-4500年），以及在城址周边发现巨大的水利系统（水坝建设时期距今4700-5100年）。这个水利系统由11条人工坝体和天然山体、溢洪道构成。大致估算，这个水利系统形成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水库，库容量超过6000万立方米。根据考古专家们计算，仅人工堤坝的总土方量即有260万方】
由于良渚的主要地域与华夏族核心领地（中原）没有接壤，没有面对华夏族融合时期带给周边的直面压力。
良渚文化直接面对的是北面保持独立状态的东夷族，以及西面与自己有相当亲缘和文化关系的长江中游南蛮族文化，这导致它避免了东夷族与华夏族直接利益博弈的类似麻烦，而能专心致志发展自己。
而对华夏族而言，在距今5000~4500年之间两族忙着政治（族群）融合，而距今4500~4000之间（即黄帝到大禹这段时期），两族不仅要巩固华夏族融合成果，还要一边监督防止“顽固”坚持自我的东夷各族叛乱，一边不断推进东夷族与华夏族的融合，以此缓慢消化“吞并”山东东夷领地的成果。
虽然此时华夏族半实控下的东夷族故地与良渚文化接壤，但是华夏族此时，以同化东夷为更重要的政治战略目标，因此与良渚文化没有重大利益冲突，华夏族就更多是站在文化交流的角度与良渚文化进行了大量交流（整个良渚文化时期，前期各地文化汇集向良渚，良渚发展巅峰期后，良渚文化开始大规模反哺其他各地文化），于是我们看到大量考古证据，良渚文化从其他文化学习并反超的先进部分开始反哺华夏（尤其是通过东夷领地进入中原），比如青出于蓝的玉文化，比如以良渚玉璧、玉琮、玉钺为核心形成的礼器及所反映出的礼制，以及其所蕴含的理念【玉器源于北方文化，在良渚文化这里发扬光大，并从红山玉文化的玉璧、玉镯、以及各地象征首领权力的石钺，发展出以玉璧、玉琮、玉钺为核心礼器的礼制制度，这里已经显现出非常完整的天地人三才概念，玉璧形圆，象征天，玉琮由良渚人根据镯子形状改造为外方内圆之物，象征地，并有沟通天地之能。玉钺代表王权，象征人。我们可以判断，尽管并不一定是从良渚文化这里起源，但是经良渚之手，华夏文明后世天地人三位的观念，以非常制式化的宗教（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固化，并回哺给当时的华夏族】。良渚出土的神徽为代表的巫觋文化，
刻在象征王权的玉钺上的良渚神徽
【这是之后饕餮纹、兽面纹的原出处，良渚遗址曾出土很多刻有神徽的玉礼器（玉钺、玉琮等），这种人兽结合的神徽，刻在祭祀用的玉礼器上，已经显示出人已经能出现在与天地沟通的神圣场景中。这里反应，在祭神、祭天的宗教活动中，人已经介入到神的领域。这里显示良渚的部族首领，同时关注（掌握）王权或神权。考虑到之前考古证据显示，在良渚之前，神权和王权的分离是一种普遍形态，比如北方红山文化，在辽西发掘出的延续两三千年的东山嘴祭坛，在其所在地域“从喀左到凌源，横跨几十公里范围内，除掉这类特征鲜明的遗迹之外，极少同一时期一般聚落或墓地[28]” .所反映出大型宗教仪式远离聚居地，这意味着世俗权力的部落首领不可能长期脱离部族去祭祀。而到了良渚文化这里，宗教活动场所靠近大型聚居地，同时出土的若干高等级墓葬，出现代表最高神权的祭祀礼器与代表王权的玉钺共存一穴，表明当时良渚政治制度已经发展到首领既是王，又是大巫的状态。神权和王权的统一，代表了一种先进于时代的创新理念及体制。他导致了政治权力更加集中。这种集中客观结果就是政治组织能力，行动能力，及行动效率的提升。而这种提升，正是良渚文化，庞大水利工程及聚居地以及先进农耕能力得以实现的根源。这种先进的理念及所体现出理念的礼制，很快就开始向北方传播，并对华夏族之后的政治体制产生巨大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个影响的最大成果，就对强烈拿来主义的黄帝一族的政治体制进行了深刻地影响和改造。我们可以从史记五帝本纪看，记录得从黄帝开始的五大帝，全部都是巫。良渚的神权、王权合一先进理念，对其他各地族群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对黄帝代表的夏人，很可能促使夏人的宗教、政治制度，从原有的神权、王权分离的传统样式，迅速转向神权、王权合一的新模式转型。而夏人的这种政治体制的转型变革，又使得黄帝一族的政治行动力大幅提高，并迅速赢得了与华族、东夷斗争的胜利。所以良渚神徽所反映出的重大的思想变革、体制变革、社会变革，就成为之后华夏族崇尚的东西，这或许就是饕餮纹在之后历朝都流传，尤其在夏商周盛行的核心原因之一】，以及其反应的出的崭新的先进的政治、宗教理念。这些都是根据考古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么那些不容易考古发掘到的领域，比如先进生产技术、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文化、政治理念的各个现实细节等也必然流向华夏族。前面我们说到夏人具备独特的拿来主义文化气质，此时在夏人为主要领导下的华夏族对此展开新一轮的文化吸纳及文化的自我改造。
华夏族与良渚文化的这次文化大交流，在那场世界性大洪水来临之前，对华夏文化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结果。
此时组成华夏族的三大部分（距今4500年左右）：
华族具备先进农耕文化及丰富的文化交流融合经验（经济生产生活领域）；
夏人具备强大政治理念及能力及自我改造精神（政治、宗教、文化意识形态领域）；
部分融入华夏的东夷族展现出坚定执着的意志品格以及强大的军事能力（军事能力及人的性格特质）；
此时，组成华夏族的三大部分族群，以及他们原有文化带来的深刻文化特质都融合进了华夏族新的文化之中。
而良渚文化先进的政治宗教理念、先进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及农耕能力流入华夏，都以倍增器的形式，强化了此时华夏族三大部的各自特质。
大规模水利设施的制造和利用，不仅仅大幅度提高了华夏族农耕能力，其反映出的大规模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大型水利设施建造及大型城市建造，都对该族群的政治动员，生产组织、技术水平、军事动员都产生了更高的要求，而良渚神权王权归一的重大创新，则从政治层面对此进行了有效地促进。
我们可以判断经过良渚文化的反哺，华夏族各重大能力得到全面大幅提升。而这些更先进的技术及生产、组织能力、政治、宗教理念及制度样式（礼制）对华夏族整体实力及能力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提高。
以此，华夏一族基本具备了几乎所有应对大洪水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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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8]《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选编p103 中信出版社2016.11第1版
[25]《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P109
[26]《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P117
[27]《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P15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