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谈修身：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曾国藩（1811－1872）

有人将曾国藩的一生分为三段：从六岁入塾到二十七岁中进士，是单纯的学生阶段。点翰林到团练之前，钻研学术。两者构成了他的文人身份；第二阶段始于组建湘军，与太平军对峙十三年，挽救清帝国于既倒，是为军人生涯；第三阶段是开展洋务。建造第一艘轮船，设立第一所兵工学堂，派遣第一批留美学生，堪称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为能臣阶段。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锐志功名”，他自己也承认，年轻时“急于科举”。据说当初殿试仅名列三甲，不能直接晋身翰林，曾国藩都觉得很没面子，颇为懊恼，“即日买车欲归”。还好他后来居上，在庶常馆学习两年多，虽然只考了个检讨，也算如愿成为一名翰林。

考进翰林院后，曾国藩开始了他的治学生涯。当时的学术，无非四门功课，不像现在这么划分精细、门类庞杂。按曾国藩的总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他所研究的，就是“义理”，即儒学中的宋明理学。京城名士荟萃，学风浓厚，这时曾国藩的圈中师友有理学大师唐鉴、倭任，以及吴廷栋、何桂珍等名流。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做过御史和外官，是陶澍的好友，曾国藩考取检讨这年，他被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潜研性道，宗尚闽洛”，是当时蜚声京门的理学巨擘。所谓“闽洛”，即程朱学派，包括“二程”的洛学派和朱熹的闽学派。在曾国藩心中，唐鉴既是老乡，又是前辈，更是当时北京文化圈里的学术领袖。带着一种同乡的亲切和崇拜，他执弟子之礼，慕名投拜了这位长自己三十三岁的当世名宿，求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在其引荐下，曾国藩又拜访了圈中名儒倭仁。

这时，曾国藩的志向也有所升华，发誓精进理学，立圣人之志。

也就是说，他要做圣人。

在家书中，他写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在唐鉴、倭仁的影响下，曾国藩学业大进，“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两千多年前，《大学》已经为儒生们选好道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按照这一进阶之路，曾国藩的“修身”也提上了日程。对此，倭仁的建议是，日日反躬自省，每天写检身日记，你看，唐鉴老师都著有《省身日课》。回去后，曾国藩开始了省身之路，静坐，反思，写日记，写完拿给倭任、吴廷栋阅读，丝毫不怕自曝隐私。但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做一件事简单，坚持下去却很难，曾国藩就属于典型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儒家提倡“一日三省吾身”，曾国藩静坐不久，便打起了瞌睡，再醒来，半天已过去。第二天发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刚坐下，又重蹈覆辙，接着又自我检讨。如此循环，日复一日。

唐鉴（1778-1861）

在修身上，曾国藩起点甚高，他对人说，“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并近乎苛刻地要求自己，“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做人如果达不到尧舜的高度，说明你很失败。既然决定做圣贤，便没有退路，做不成圣人，就是行尸走肉，没有第三种选择。对自己果然够狠。后来，他的“省身”又有所升级，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说话口气太大，“妄语”；不能早睡早起，“可耻”；不习有用之学，“可耻”；给官员套近乎，说明想求人办事，“鄙极丑极”；和朋友讲黄段子，说明“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

最难过的一关是好色，爱看美女。

说到这个爱好，简直是老曾的软肋、修身路上的“绊脚石”。按理说，人皆有爱美之心，七情六欲亦属正常。但到了曾国藩这里，都成了邪念。据不完全统计，因为去好友家串门，无意间多看两眼美女，老曾做“禽兽”至少不下三回，回来后又自我检讨，边写日记边骂自己不是人。一次他到朋友家作客，看到朋友的老婆美貌，“注视数次，大无礼”。另一次，又到朋友家串门，由于这位朋友妻妾众多，长得也很漂亮，老曾算是逮着了机会，一阵猛看，大饱眼福。回到家，他又悔恨起来，在日记中谴责自己：“是日，目屡邪视，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还有一回，他得知朋友新纳一妾，到朋友家串门时，高低要让这位朋友把小妾领出来欣赏欣赏。看到美女，老曾不但欣赏，还用玩笑的语气调戏了几句，过了过嘴瘾。回到家，他又良心发现，在日记里写道：“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

在与人性和自检自律的斗争中，曾国藩进行着艰难的克己修身之路。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常与唐鉴、倭任这些人打成一片，收获学问的同时，更赢得了声望，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理学新秀。曾国藩幕府“曾门四子”之一黎庶昌称：“始公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曾国藩自己也称，“昔在京颇著清望”。当时李鸿章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专诚拜访曾国藩，并在家书中写道：“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慕曾涤笙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

这些积累，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和崛起奠定了客观基础。

下一步，就是得到命运和机遇的垂青。

曾国藩的这位贵人，正是穆彰阿。

王洛勇饰演的穆彰阿（1782-1856）

前面提到，穆彰阿是道光后期的头号权臣，门生故吏遍布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既援引知名之士，说明他有一个爱才的优点。因此，史料又称他“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王闿运有言，“曾侯始起由穆鹤舫”，正是说曾国藩发迹于此人。穆彰阿被黜后，老曾每过穆府，总不免感慨。乃至二十年后的同治七年（1868），他出差到北京，还专程登门看望“帅相”后人，“不胜盛衰今昔之感”。

曾国藩与穆彰阿的交集，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的会试。那一年，曾国藩中进士，考官正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在翰林院期间，曾国藩拔萃于京中士林，颇有清望，被穆彰阿视为得意门生，甚得赏识。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翰詹大考，穆彰阿为总考官，曾国藩又得老师关照，亲自往穆宅拜谒道谢。自此，曾国藩年年迁升，如同开挂。道光二十七年（1847）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迁擢不次”；两年后授礼部右侍郎，此后又任兵、工、刑、吏各部侍郎，成了“侍郎专业户”。十年之内，曾国藩一跃而成二品大员，跻身省部级官员，用他的话说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堪称官场奇迹。曾氏升发之快，创造了道光一朝的纪录，连他自己都有忘形之意，自称“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在道、咸时期，曾国藩成为汉官中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既然要内圣外王，修身齐家完成后，就是治国平天下了。

恰恰是这个原因，曾国藩虽仕途顺遂，却没那么开心。有时他甚至想回家种地，常叹“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

曾国藩书法 

老曾一心仕途，如今天遂人愿，何以有如此之想呢？抛开恩师穆彰阿被革职的因素，还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道光朝的官场文化我们早有耳闻：皇帝因循疲沓，苟且偷安；朝臣欺君罔上，得过且过。这和老曾遵奉的“横渠四句”和义理之学是背道而驰的。同样在给亲友的书信中，他道出了内心的所想所惑：“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官牵私系，遂成废物”。一言以蔽之，在理想追求和自我实现中遇到了瓶颈。

当初，咸丰下诏求言，鼓励大臣直陈时弊，朝野为之一振。

曾国藩难掩兴奋，良知驱使他决定做一代谏诤之臣，老师穆彰阿的倒台，也需要他自证“清白”。于是，咸丰诏令刚下，大臣们上呈奏折百余道，曾国藩也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到道光以来“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之弊，年余时间，又陆续上了《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书》《备陈民间疾苦疏》等折，呼吁改革。咸丰口号虽好，行动却不甚给力，疏多石沉大海。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自去春求言，朝臣呈折“或下所司核议，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与”，“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朝廷压根就是做个样子。

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让曾国藩消极悲观，萌生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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