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

       1977年10月，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大哥来信，告之现有推荐上大学制度将取消，马上要恢复高考，希望我积极准备，争取去试试。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一重磅新闻，这无疑为我改变自己的命运、重返城市提供了极好机遇。为什么要提重返城市？这得从“火红的”大跃进年代说起。

1958年，从事理发工作的父亲响应号召，到农村去为农民兄弟服务。随即卖掉城市住房放弃城市户口，带领全家（包括出生不久的妹妹）来到刚成立的重庆市南岸区涂山人民公社，在公社理发室继续从事理发工作。到农村前我家住在南岸区弹子石胜利街，离到农村后的住家大石坝生产队相距仅10多分钟路程，但在当时城乡二元化结构下，我们身份地位却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人人羡慕的城里人变成被人看不起的农村人，从天上掉到地下，亲属及街坊邻居对我父亲这一选择感到简直不可思议。后来，公社食堂停办，医务室、理发室相继撤销，我父亲一个人继续留守公社理发室，划入涂山公社新兴大队大石坝生产队。这时我父亲向公社提出请求，把我们全家由农业户口转为农村居民（居住在农村的城市人）户口，这根本不可能，公社一级没有这个权限。

到农村的路很宽广，回城的路很艰难。那时农村人要想成为城市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通过读书考大学、中专，二是男性参军后在部队入党提干或转志愿兵；女性找有职务的军人，到一定年限当随军家属；只是这两条路极少人能走通。1964和1965年，我的大哥、二哥通过读书考上大学和中专，成功实现重返城市的愿望。我很不幸，1966年小学毕业，遇上特殊年代开始，阻断了通过读书重返城市的路径。

1967年2月，我正式回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每天4个工分，11年农民生活由此开始。因两位哥哥在外工作，农村中少数青年去修襄渝铁路、到社办企业和去工厂做临时工等均与我无缘，这些好事首先要照顾纯农业户，被推荐读书那是白日做梦。

在农村期间，除参加农业劳动外，还上街挑粪；为建筑工地挑河沙；为牛奶场割草和背干草；收潲水养猪；种自留地；拾煤渣等繁重体力劳动。这些繁重体力劳动不仅造成了我腰椎严重损伤，加之心理压力大还使我头发全部掉光，现在的头发都是后来重新长出来的。辛勤劳动里最值得一提的收获是自留地糯包谷（玉米）种得好，每年种的糯包谷除满足吃嫩包谷（有时可卖一些）外，还能收获几十斤老糯包谷米，用来春节推糯包谷汤元，亲朋邻居们都夸很好吃，与糯米汤元没啥差别。

1969年4月，重庆新三届（原小学66、67、68三届）适龄生进入初中，超龄生则享受不下乡留在城里安排工作的待遇（重庆市这三届城市户口学生根据出生年月划分为超龄生和适龄生）；农村户口学生没有年龄划分，是否入学完全根据自愿。在城市我应属超龄生，现为农村户口没有年龄划分只能入学。那时半天上课、半天学工学农，农村学生可以不参加学工学农。这样，除半天上学外我就在生产队挣工分，从未脱离农业生产第一线。

1971年3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重庆各中学招工，城里学生家庭出生不好以及农村学生都不能去建设兵团。初中半天学习生活到此结束，学校没发任何学习凭证，以至重庆新三届城市学生在特殊年代结束后通过双补才被承认初中学历。农村学生无须动员，自行回乡参加农业劳动。

初中学习虽然不正常，但于我而言却非常重要，使我后来报考大学有了底气。初中几位老师对我的影响令其终生难忘：班主任谢德远是一位优秀数学老师，重师数学系毕业，我的数学基础得益于他。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他敢于在课堂上给学生宣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有限时间里给学生讲解数学知识并布置、批改作业。

语文老师王永芳，1964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对学生和蔼可亲，对我特好，经常给我单独讲解课文。还有一位语文老师刘云理，极有个性，思想敏锐，语言犀利，学生都喜欢听她讲课。

经历多年农村磨难的我，突然得知要恢复高考，甭提多高兴。开心之余首先面临如何复习？消息来得突然，教材紧缺，没有复习资料，时间紧，离高考仅一个月。语文、政治、史地全靠基础及平时知识积累。

我从小喜欢读书，小学三年级开始看长篇小说。特殊年代期间在生产队劳动，雨天不出工就在家看书，主要阅读的书有：（1）毛选1—4卷及其诗词，毛选及诗词每篇后面的“注释”很有知识性，可以说是重要资料。（2）新华字典。通过字典不仅可以认识很多字，还可以从字典后面学到很多历史地理知识。如从夏朝开始到清朝结束的中国历史朝代顺序（高考恰好考了朝代的填空题），现在的新华字典已没有这一知识信息；世界各大洲所属各国的人口、面积、首都资料；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面积、省会城市；计量单位和化学元素等，这些知识点现在的新华字典已保留。（3）两个哥哥过去上学时的教材和妹妹（高76级学生）的教材都是平时阅读资料。（4）、生产队订的报纸送到我家（理发室），每天有报纸看。另外喜欢听我父亲讲他过去坐茶馆时所听的评书，这些评书多为历史故事。

我文史知识还有点基础，重难点在数学。对我来说数学不是复习而是重新学习，我利用妹妹保留的数学教材，一周学一册，先看书中例题，然后再做习题，把不会做的习题集中起来，每周用两个晚上去本生产队童姓好友家，请她丈夫李先生为我讲解。李先生数学特别好，高考时因家庭成分不好被调配到西宁铁道学院，该校在60年代初被解散，李先生回到重庆进入粮食公司弹子石粮站，专管涂山公社全部人口的粮食关系，用现在话说是很有权的。我二哥初中数学很好，他在家时也为我解答疑难题，另外我大哥在北京做好一些数学题寄给我学习。我学习数学的原则是看得懂听得懂的内容多花时间学，既看不懂又听不懂的内容坚决放弃，绝不浪费宝贵时间。如初三几何“圆”就放弃了，高一解析几何要好学一些，毫不犹豫地坚决学，也到此为止，再不往前学了。

高考报名在公社，由社教工作团负责。我家离公社所在地很近，报名时被告之我这样的学历只能报考中专，我很着急地告诉他们，中专年龄限制在23岁以下，我已超龄没有资格报考，只能报大学。社教工作团的人很负责，立即打电话问南岸区招办，回复是只要本人通过自学达到同等学历可以报名。我报的文科，报名费5角钱（那时的报名费很便宜）。报名后就填志愿，重点大学和普通院校各填报三所，记得普通院校第一志愿填的是重师，第二志愿填的是重庆三师高师政教专业，那时的心愿是无论学校好或差，只要能跳出农门就行。

报名后，高考目标已公开，就不怕别人嘲笑，我正式停工复习。1977年12月9日下午去看考场，只见人山人海，考生太多，老少都有，这是10年来好多届学生的累积哟。南岸区只设这一个高考考场（没想到多年后被返聘到该校任教），全区考生都集中到这里考试，一直保持到现在（高职考试除外）。

考试后感觉除数学外其余学科还可以，特别是史地考完出来很多考生都在说有道填空题“三国时谁率领船队到达夷州（今台湾）”很难，填郑成功的已不错，起码知道历史上有这个人，绝大多数考生乱填或开天窗不填，只有极少数考生填答正确，我就属于极少数回答正确之一的考生。数学花费时间精力最多，却考得最不满意。数学试卷发下来后首先通览一遍，第一题8分送分题首先认真完成，有几道初三几何题占分比重大，因做不来，只写了个“解”，后面打个冒号。其余的题按先易后难原则做，每道题都去摸一下，根据自己所学知识的理解，能解几步算几步。最后一道压轴题是解析几何，因复习时学过，仍做了几个步骤。除第一题明确做对了外，其余题虽然做了，但对与否不得而知。入学后听同学们谈各自高考数学成绩，才知我的数学成绩还过得去。

1978年初某日中午，公社广播站播出了体检通知名单，连续播放几遍，当听到自己名字时，我心中自然高兴万分。那时每家农户都安装了有线广播，每天早、中、晚播3次，农民靠收听广播获取消息。亲友们听到广播后相互转告，来家祝贺。

春节后，一些大学陆续发出通知书，迟迟没收到通知书的我很焦急，家人安慰丝毫没减轻心理压力。直到3月某日下午刚出工，我和女社员们正在地里给春莲白除草，年轻邻居抱着小孩来到地里，隔着老远就喊：“方碧，通知书来了”！大家听了放下手中锄头欢呼起来，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随即我拿起锄头领着女社员们来到我家，把通知书拿给大家看，录取我的是所填报第二志愿重庆三师高师政教专业。这时我妈妈烧好开水让大家喝，满满坐一大屋子人喝着白开水开心地笑，高兴极了，要知道平时是喝冷水哟。这天下午大家耍了半天，生产队长同意照记工分，这是相处11年我带给大家的好处。

接下来就是我的夏姓好友督促队长尽快召开队委会给我写鉴定，好友是老三届初68级的，她父女俩是队委会成员，由好友执笔，本人从来表现很好，鉴定那是没得说的。生产队没有公章，只负责写鉴定，盖公章要找大队，好友又陪我去大队书记家，书记是位年轻退伍军人，很高兴的祝贺我，夸奖我为大队争了光。争光是肯定的，据资料统计，77级报考人数570多万，首批录取21万（我是首批录取的21万人之一），后扩招6万，共录取27万。77级录取率极低，记得我们全公社184人报名，大学只录取了4人，其中有3人是高66级学生且是公社民办中学教师，始终在农业第一线劳动的纯粹农民仅我一人考上大学，且是以特殊时期不正常的初中学习经历考上大学，真的是争光啊！

迁移户口和办粮食关系都是好朋友帮忙。迁移户口是万姓好友帮我办的，她丈夫是公社公安户籍民警；粮食关系是童好友帮我办的，她丈夫辅导我数学，本应我感谢他们，结果反而是他们请我吃饭，送我礼物。童好友的丈夫因辅导我考上大学而名气陡增，不久被提为南岸区弹子石粮站站长（当然还有其他因素）。

学校在重庆九龙坡区二塘（七公里），现为重庆交通大学校址。入学后经同学们互相介绍，才知这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同学中有名人、高干、高级技术人才的后代，干部子女很多；爱好文学写作、书法绘画、体育、音乐、戏曲等的同学比比皆是；而我没有任何特长，各方面与同学们差距都很大；同时很多同学都在抱怨没填报这个学校和专业，觉得被录取很吃亏，没有我这么高兴。初步了解情况后，我不再兴奋，冷静下来想想今后该如何做，回答只有一个：唯有继续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读书做事，方能在新环境里立足。后来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活中，我继续坚持这一理念，回忆一生经历，这一理念完全正确。

从1967年2月回到生产队务农，到1978年3月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整整当了11年农民，至此终于告别农村，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工作学习生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