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01
我第一次知道燕京大学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北大校园里看到一个男生穿着某社团的文化衫，背后印着“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九个字。
后来我才知道这九个字是燕京大学的校训，而北大之所以被称为燕园，就是因为北大的核心区域，未名湖与博雅塔，乃至周边美轮美奂的近代建筑，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旧址。
这所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司徒雷登。
02
虽然我对燕京大学有些陌生，但是对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却颇为熟悉。
他在中国民众中间具有的持久衰的知名度，基本上得力于毛泽东在1948年8月18日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名为《别了，司徒雷登》的著名评论，文章在此后长期存在于中学课本中。这几乎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众多中国人对他的印象的唯一来源。司徒雷登从此成了“美国侵略政策失败的象征”，定格在“平素装作爱中国也爱美国”，现在落得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下场的负面形象上。
时过境迁，历史的迷雾逐渐廓清。终于可以明言，长期以来公众对司徒雷登的印象不但浅陋粗疏，而且充满偏见，且大都是对这篇檄文的误读和误解中产生的。现在，重温《别了，司徒雷登》，会清晰地看到，文中的主旨不在司徒雷登，所指涉的，也只是历史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而文章本身，充其量也就是那一瞬间的一个断面。它无法涵盖司徒雷登的一生，甚至对司徒雷登在美国驻华大使任上短暂的生涯也无法定论。
而事实上，就在《别了，司徒雷登》发表前不久，中共中央曾同意司徒雷登来北京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却因美国国务院的阻挠，未果。更早些时候，毛泽东曾在重庆宴请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培养出来的革命者不吝赞美之辞。而身为创办者和校长，司徒雷登更是有着“燕园灵魂”、“燕京之父”的美誉。
可惜文章虽然叫做《别了，司徒雷登》，但描述其人的却只有这么短短几行字：“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抗日时期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中国也爱美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成为驻华大使。”
除了一系列的标签之外，这段话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装着爱中国”这句断语，活脱脱刻画出一个伪君子政治家的形象。
但是大学期间，我因为偶然得来的那句燕京大学的校训而生出许多好奇心，读了他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写就的《在华五十年》，就疑惑了：这样的爱，真的可以假装吗？
03
试想一下，如果我生在和平年代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于985著名高校获得博士学位，临近毕业却没有参加校园里任何如火如荼的校园招聘。而是跟父母说：我准备去炮火纷飞的巴基斯坦教中文，因为我深爱着那里缺衣少食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父母肯定不会为我的这种跨越国界的“爱”感动，会觉得我是不是失恋了，发烧了，一时冲动了，还是被敌对势力迷惑了。
他们会用尽各种方式来阻止我，比如给我看人民日报，说:你难道没见到前段时间那两个在巴基斯坦街头被恐怖分子击毙的中国年轻人么？
但是时年28岁的司徒雷登，在美国博士毕业之后，携新婚妻子一起做出类似决定，告别美国投身二战中的中国的时候，他的父母却是额手相庆。
因为司徒雷登的父母，早在自己年轻时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告别舒适安逸的美国，于1860年代来到刚刚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乱，满目苍夷的中国杭州。
期间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在杭州天水堂牧会，母亲玛丽在杭州创办了中国的第二所女子中学，免除学费，提供食宿和衣物，要求不许缠足，不许包办婚姻，给中国女性的教育带来新的格局。
这对敬虔的夫妇在杭州生下了四个孩子——这就是他们的长子司徒雷登，作为一个美国人却生在中国的原因。
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但是司徒雷登的父母，虽没有生在中国，却终身服务于中国，最后共同葬在了异国他乡的西子湖畔。
不仅如此，更愿意将自己的孩子也一并搭上，献给这个战乱中的国度——这种不计回报又无缘无故的爱，如何能够假装？
04
事实上，在司徒雷登的自传中，他坦诚自己对来中国这件事，起初是非常抵触的。
这种抵触于他十一岁操着一口流利的杭州方言回到美国上学时，所体会到的东西方巨大的文化落差。他很努力地适应这种落差，并最终在自己的母国获得认同。
所以，尽管在大二时就感受到回到中国的强烈呼召，他仍然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或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却被当地老百姓戏弄；甚至要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也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这种细致入微的描述必然出自他幼年时对于自己父亲的观察，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他深深地明白传教从来都不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而是如圣经中所描述的基督的样子“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这是一种完全牺牲的，舍己的生活。
可是最终，司徒雷登在长久的挣扎和彻夜祷告之后，仍然和新婚妻子一起奉差遣来到了这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从此在中国服侍了四十五年，以一生来回应呼召。
05
1904年司徒雷登夫妇回到中国后，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享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位燕京老教师的回忆中体会哈利.卢斯博士提醒的深意。包贵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博士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因此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1）一所“分文不名”的大学
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就是它的全部。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上大街欢迎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这样的尴尬跟司徒雷登即将面对的困难比较起来却显得微不足道。虽然一开始曾经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后来他的回忆录里，他写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没有办法发展。
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只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100学生的饭厅，他们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怪不得司徒雷登头疼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
2）一个保留至今的新校园：燕园
司徒雷登看中了清华大学堂对面的一块地，并尽力想办法买回它。
他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开始募捐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不过，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感受，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了。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如今美丽的燕园还在，只不过已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了这个地方？又是如何把它变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
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这位督军仅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为奖学金。
3）一次世界级联姻：哈佛燕京学社
司徒雷登一手促成的与哈佛的合作，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司徒雷登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和寻找校址上，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会成为它的灵魂人物。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就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刘、洪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将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且会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了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06
然而这些足以彪炳史册的功绩，却被轻描淡写地记叙为一句：他在中国建立广泛社会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
1926年，司徒雷登的妻子艾琳病逝于燕园，他一生未再续娶，每天清晨都去妻子的墓前静坐祷告。
将自己深爱之人亲手葬在自己所建造的学校，这样至死不渝的深情，如何能够假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闯入燕园，逮捕了18名燕大师生，其中就包括司徒雷登。他在山东的集中营被关押了四年，出狱后的第二天，就着手重建燕大，当年的10月10日，燕京大学又开学了。
身陷囹圄却矢志不渝，心心念念记挂的仍是这所中国人的学校，这样全心投入的爱，如何能够假装？
07
1949年，司徒雷登在中美关系的僵局之中黯然离开北京，回到美国三个月后即中风，后半生卧床不起。
1952年燕京大学被撤消，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
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他葬礼上的音乐，是中国名曲《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靑靑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读到这里我不胜唏嘘，这个创建燕京大学被誉为“举世无仇敌”的人，最终却落得一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凄凉晚景。
司徒雷登临终时，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周恩来送给他的明代彩绘花瓶还给中国，二是将自己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燕园妻子的墓旁。
可惜半个世纪之后，燕园变成了北大的燕园，妻子的墓地成为了北大的体育活动场所，而他们相濡以沫居住的临湖轩成为了北大的会客厅。
2008年，在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阔别中国60年的司徒雷登之魂，再度回到了中国杭州。11月17日，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冰心谈论司徒雷登时曾说：“他能够叫出学校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不管是学生、敲钟的，还是扫地的。“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 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这几十年中，曾有过几次小小的事情，同他有过几次短短的谈话，每次的谈话里，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地笑在你的对面或身边，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是尽量地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
08
哈佛的校训是真理，斯坦福的校训是自由，普林斯顿的校训是服务。
而司徒雷登所拟定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最完美地诠释了教育的意义——教育是为了认识真理，真理方能使人自由，这自由不是成为人上人驱使人的自由，而是服务他人的自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正如梅贻琦先生一生践行的“行胜于言”一样，司徒雷登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所拟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司徒雷登晚年很喜欢一首诗：
我要如此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岁暮百灵歌唱，心中已得酬报。
这位耄耋老人在他的凄凉晚景中，对中国没有抱怨只有眷恋，常常望向中国的方向。如此他就无需这世界的酬报，因为他已经得了那召他来者的奖赏——那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无论地上的骨灰葬在何处，在天国我们终能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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